齊桓公憑什麼拿下「春秋第一霸」

「春秋五霸」的概念最初是在《孟子 告子下》里提出的，但孟子沒說「五霸」是哪五位人物。

墨子、荀子、左丘明，一直到漢代的史家們都提出了各自的猜測，給出了「五霸」的多個版本，不管哪種版本，有兩位是不缺的，一個是齊桓公，一個是晉文公。

齊桓公的地位是孔子欽定的，他在《論語 憲問》里說，「管仲相恆公，霸諸候，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賜」——孔子說的是齊桓公稱霸，其實是在表揚管仲，後面還有半句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到了孟子這裡，就和孔子唱了反調，他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覺得春秋時的「霸主」們僭越了周天子的權限。

在孟子的立場裡，周王仍是東周諸侯們的共主，有周王在，「天下」的秩序應該由周王維護，齊桓公不能搶了周王的風頭。

至於為什麼會輪到齊桓公，他沒說。

而從孔子的評論看，齊桓公稱霸，百姓其實是受惠的。

此外，孔子還覺得，雖然稱霸的是齊桓公，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管仲。

管仲成功解決了公元前656年，《公羊傳 僖公四年》中，謂周王室差點因為「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危機，否則孔子擔心，像楚人（南夷）或北狄一樣「被髮左衽」的狀況就會發生。

也就是說，正是在這兩項阻擊南夷和北狄的事跡，構成了齊桓公霸業的基礎。

但孔子也沒有說得很明白，因為他說的其實都是齊桓公在管仲幫助下崛起的結果，至於為什麼是齊國，而不是春秋初期「小霸」的鄭國，或者周公後代的魯國，他也沒講。

換個角度，就算管仲再賢明，單靠他一個人也是不夠的。

總之，即便後人都學著孔子稱頌管仲，開了後來包括諸葛亮在內歷代「賢相」敘事結構的模板，但這當中還是缺了點什麼。

那麼究竟是春秋時的孔子，還是戰國時的孟子看得透，我們先回顧一下齊桓公的事業。

由弱而強看齊國

齊桓公剛上位那會，齊國依然很弱。

弱到什麼水平呢，淪落到給一篇中學古文當背景的程度。

那篇課文開頭就是「十年春，齊帥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著名的《左傳 曹劌論戰》（這個題目是編課文的人起的）。

這段留下「肉食者鄙」、「一鼓作氣」等著名成語的故事結局我們都知道，在這場「長勺之戰」中曹劌率領魯國軍隊「遂逐齊師」，這篇的主角是曹劌，齊師只是背景。

後來的敘述者總以齊國將來崛起後的強大，來解讀這段往事，認為這襯託了魯國和曹劌以弱勝強的勇敢和智謀。

實際上，在世傳署名管仲的《管子 輕重》中，也提到了場發生在齊桓公上台第二年的戰事，齊桓公認為魯國是齊國的「蜂螯」，一直攻擊齊國項背，所以才要反擊。

管仲勸過他實力不強不要妄動，桓公不聽，一交鋒，還是輸了，反被後人留在中學語文課里。

齊國為什麼很弱，原因很簡單，東周剛開始的時候，鄭國是周王室的右臂，實力超強，往東向宋國、陳國拓地，後者則向東退卻，沿著黃河、淮河一線把壓力傳遞給齊、魯。

這種過程就像擠牙膏一樣，位於「牙膏」開口處的齊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節節敗退。

齊桓公剛剛即位的時候，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但機會總是伴隨著挑戰，當戰火逐漸由鄭國推到齊國的同時，越來越多的流亡人口和商業機會，也在一波又一波向著齊國湧來。

首先，短期內，最遠離諸侯內亂的齊國雖被魯國逼迫，但也獲得了源源不斷的避亂人口。

比如陳國公子完，衛國公子開方，都自西向東地遷入了齊國，先後改變了齊國的命運。

其次，周、鄭地區突然增長的人口，在食鹽、穿衣方面的需求，刺激了齊國本地魚鹽、紡織方面的生產，《史記·貨殖列傳》就有「齊冠帶衣履天下」的說法。

出售的是海鹽和紡織品，換回的就是糧食，《輕重》甚至提到，齊國人用「工雕文梓器」（加工木器）都可以換取「天下之五穀」。

所以，齊國富強的背景，固然離不開管仲的管理才能，但背後更重要的，其實是充足的勞動力和新興的市場需求。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里用一句「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來稱管仲功績，還是比較客觀。

這裡還順便也道出了齊國地理局限對齊國未來命運的影響，「區區之齊在海濱」，富裕可以，擴張沒戲。

平心而論，管仲只是使齊國富裕起來，不再被魯、宋等西部國家東侵（前680年，齊國組織了「鄄地會盟」，和西部國家訂下和平條約），還能向北攻打山戎、孤竹，拓寬一點土地（前663年，北伐山戎，打通了向北獲得馬匹資源的通道）。

可要成為霸主，還得配上一個相當的對手。

亦敵亦友是楚國

如果說，周王室和鄭國沿著黃河東遷，是東周時代第一次人口遷移，那麼由楚國東進導致的淮河流域各國騷動，就是東周第二次人口大遷移，這兩撥浪潮的終點都是黃、淮下游的齊國。

隨著東亞人口格局的變化，楚國所控制銅料的最大買主——周人——從渭水流域向黃河中下游的遷移，讓楚國不得不改變自己的運輸路線。

從南陽盆地到渭水流域，原本是西走藍田-商洛之間隱秘的快捷通道，現在必須往東改道。

楚國除了輸出銅料流入周、鄭，連齊國都很可能分到一杯羹，還要輸入海濱地帶的物產，取長補短。

《輕重》就有「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的對舉。

齊國故都臨淄出土的陶罐上，還有「楚賈購 里豆」字樣。

所以，楚國東進作為這個東亞物質交換格局調整的結果，就和齊國發生了既遠且近的聯繫。

有兩個故事說出了齊國和楚國的這種微妙關係。

《輕重》有一則管仲和齊桓公的軼文，桓公想去朝覲周天子，但沒錢準備賀禮。

管仲給他想到一個來錢的辦法，「使玉人刻石而為璧」，按照石璧大小定價，大的千錢，小的五百。

借周王之口說，要見天子的「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

於是發生了「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的盛況，結果就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

」這個故事叫「石璧謀」。

「石璧謀」故事不見正史，情節也不夠衝擊，所以沒有在古典時代廣為流傳。

然而，關於「石璧」的故事，在春秋時期並不鮮見，另一個流傳甚廣，古今齊誦的傳說——「和氏璧」——你肯定聽過。

《韓非子·和氏》說，楚人卞和找到一塊石頭，覺得石頭裡有璞玉，就拿去獻給楚王，兩位楚王不信有玉砍掉了卞和兩條腿。

直到楚文王即位，終於從卞和的石頭裡開出了「美玉」，雕琢成了舉世著名的「和氏璧」。

和氏璧在戰國時名聲大振，在「完璧歸趙」的故事裡又扮演了一回主角。

楚文王在位的時間和齊桓公初期相當重合（至少有十年），恰好經過了齊國開始崛起，走向富強的一段時間。

卞和也是在楚文王時熬出了頭，而他的玉璧恰恰就是一種石頭和「玉」的混合物。

從「石璧謀」的案例看，石璧本身沒有價值，只是通過象徵意義獲得了一種相當於流通中介的價格。

因此，並非楚文王突然張開了「慧眼」認得了和氏璧的價值，實際上，這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楚國向東遷移的過程中，逐漸加入了一個最初由齊國約定的價值交換網絡當中。

（現在，我已經無法直視大量出土的先秦時期的玉璧了。

）司馬遷說「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就是這個相輔相成的意思。

《史記 楚世家》還顯示，直到楚文王時，楚國的事跡才多了起來，比如「伐申過鄧」、「伐蔡」、「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這些對楚東小國的傾軋都是楚文王乾的。

為什麼要東進呢？《貨殖列傳》記錄了楚國和齊國之間另一條貿易路線：「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也就是說，楚國是齊國魚鹽、紡織物品的大宗需求者，前者要麼通過鄭國，要麼通過陳國和東部的齊國交換。

為了這一目的，楚國就必須打通和齊國之間的申、鄧、蔡、陳等小國，客觀上，楚國東擴為齊國又一次送去了繁榮必須的人口資源，也保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流入齊國。

說實話，楚國本質上和齊國並沒有絕對衝突的關係，經濟上其實多能互補。

但楚國傾軋淮上諸國的具體行動，的確破壞了鄭國東擴後，業已趨向穩定的黃、淮格局。

這讓齊國又愛又恨。

齊桓公靠什麼成就霸業？

公元前657年，齊桓公攻打了依附楚國的蔡國，間接地和楚國發生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正面交鋒。

《左傳 僖公四年》提到此事時，給出了「風馬牛不相及」這個成語。

齊桓公也知道其實沒有什麼伐楚的必要性，就通過「召陵之盟」稍稍約束了一下楚國向東的步伐。

而此時執政楚國的楚成王，也並沒有對中原的企圖；他還在為更好地控制長江下游的銅礦生意，履行周惠王當年下達「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的指示。

（當然，「南方夷越」很快將給齊國帶來另一波吳、越人流，這是後話。

）但這場事實上沒有打成的「大戰」，經過孔子的渲染——桓公的霸業不靠打仗，靠會盟——就成了齊桓公和管仲的一大功績。

在和楚國對峙前，齊桓公還重建了被狄人攻滅的刑國和衛國，這是他捍禦「中國」的另一件功勞，但這些狄人的到來還只是一個開始。

而桓公因為在周襄王即位的事情上投了關鍵的一票，得到襄王授予號令諸侯的權力，終於成為了孔子那個「有功」，孟子那個「有罪」的「霸主」。

往後沒幾年，管仲先桓公而去世了。

沒有獲得王位的另一位周王子，姬帶和狄人聯合（還是上次那批狄人），掀起了周王室內部的衝突。

那些來自太行山以西的高原狄人，好像另一管「牙膏」一樣被源源不斷地擠到了黃河下游平原。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情讓失去了管仲的老年桓公有些手忙腳亂。

頻繁的伐狄、救周，很快耗盡了桓公最後的歲月和齊國在管仲管理下積累的經濟實力，那裡曾有楚國和中原諸國不可忽視的貢獻。

公元前644年，五個兒子爭位，導致一代霸主齊桓公因飢餓而死。

在管仲的操持下，齊桓公的一生成功吸納了周、鄭東進引發的第一波人口東遷，也順利化解了楚國調整貿易路線造成的第二波東遷浪潮，並兩次完美轉化為自身崛起的人力、經濟資源。

可以說，周室的孱弱和東周以來黃淮平原人口、物質交換格局的變遷，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努力維護黃淮下游舊有的政治秩序，這一點上，孔子要比孟子更有見識。

但由太行山西部人群推動的第三波狄人東遷，最終拖垮了黃河最下游的春秋第一代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