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最崇敬的諸葛亮，為何攝政時卻將蜀人盡數排擠出朝廷？

文 | 江隱龍

通過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可以看出這位蜀漢丞相對荊州人士的偏愛；通過諸葛亮的後《出師表》可以看出蜀漢人才——尤其是非益州本士人才嚴重的損失，那麼在如此危急存亡之秋，諸葛亮是否重新開始審視其用人政策，並開始廣泛招攬蜀地人才呢？

三國時期其實不只九州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蜀漢朝廷的官員以其來源劃分，大體可以分為五類。

一是舊部派系，這是派系在劉備「無袁、曹之權藉」、「客處於荊州」之前就已經追隨劉備，這些舊部中有關羽、張飛、趙雲等一流猛將，也有如孫乾、簡雍、糜蘭、糜芳等資質平平之輩。

劉備舊部人數本已不多，又盡數早亡，所以在蜀漢朝廷中的分量不重。

二是降將，如黃忠、魏延、馬超以及後期的夏侯霸，這些將領在蜀漢根基不深，不隸屬於任何派系，對蜀漢的朝局影響也有限。

五虎大將或是舊部，或是降將

相對於舊部派系與降將，蜀漢朝廷的官員主要由這三大派系構成：荊州派系、東州派系與益州派系。

東州派系隨劉焉入蜀而來，以法正、李嚴、費禕為代表；荊州派系隨劉備入蜀而來，以諸葛亮為代表，這兩派均為「外來戶」——唯有益州派系是蜀地「土著」，以黃權、譙周、狐篤、張嶷為代表。

狐篤後改名為馬忠，但不是偷襲關羽的那個馬忠

在劉備入蜀之前，東州派系與益州派系的矛盾便已非常尖銳。

據王粲《英雄記》所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

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

」從中可以看出東州派系雖為客將，卻對本土益州派系多有打壓。

《三國志》12中的劉璋

兩派矛盾之深，以至於兵戎相見。

劉焉時代有任岐、賈龍之叛，劉璋時代則出現了規模更為浩大的趙韙之亂，這裡的任岐、賈龍和趙韙均是益州本土豪族。

但兩次表面上看起來擁有地利人和的反叛最終都被東州派系鎮壓下去，益州的大權也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東州派系手中。

劉室三牧，劉焉是最後一支

益州派系的失利並不奇怪。

益州「僻陋一方」，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均不能與中原甚至是荊州、揚州相比，益州派系雖紮根於蜀地，但其勢力並沒能發展到足以與外來的東州派系相抗衡的程度，與此相似的是交州——士氏在交州苦心經營，「雄長一州，震服百蠻」，但在孫權的攻勢下很快覆滅，同樣是因為本土豪族並沒有發展出足夠強大的實力。

最南邊的就是士燮

所以當劉備入蜀時面對的益州，其實是一個分裂的益州，所以當荊州派系隨劉備進入益州時，面臨的局面便相當微妙。

東州派系不乏荊州人士，與荊州派系有地域上的淵源；同時東州派系與荊州派系同為「客將」，在立場上有共同點，故而以法正、李嚴為首的東州派系對劉備的支持相對積極。

法正也是非常歡迎劉備入蜀的

反觀益州派系，這一部分官員原本就受到東州派系的打壓，現在又出現了與東州派系親近的荊州派系，政治生存環境由此更為惡劣。

也因此，益州派系前不歡迎劉備入蜀，後不支持諸葛亮北伐，劉備死後益州派系中的黃元、雍闓、朱褒等人紛紛反叛，這一系列動亂與其說是益州人士不服劉備，更不如將其視為劉焉時代以降的歷史遺留問題。

李嚴在與諸葛亮的政鬥中完全敗北

當諸葛亮掌權之時，東州派系的兩大領軍人物法正和李嚴雖然一個早逝一個被諸葛亮貶為平民，諸葛亮依然有任用東州派系的主觀意願，因為東州派系基本能夠支持荊州派系——或者說是諸葛亮的北伐方略，在此費禕就是最好的例證；而是否用益州派系、如何用益州派系，就成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或許是因為對益州派系的不信仰，又或許是出於私心，諸葛亮在任人用人上最終避開了益州派系，除張裔、鄧芝外幾乎沒有益州本土人士被重用。

鄧芝出使孫吳的故事還是頗有名氣的

這裡最典型的便是狐篤和張嶷。

夷陵之戰後，益州派系的代表黃權因被阻隔在江北故而降曹魏，此時同為益州派系的狐篤率五千精兵援助劉備。

劉備大喜之下感嘆道：「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劉備素有識人之明，在此將狐篤與黃權相提並論雖有籠絡之心，但能看出狐篤之才絕非等閒。

而益州派系的張嶷則在越巂隨狐篤多次平定南蠻叛亂，極有將才。

然而正是這兩個將才始終未能得到諸葛亮的重用，最終繼承諸葛亮大權的「後三相」中蔣琬、董允為荊州派系，費禕為東州派系，而諸葛亮的軍事接班人姜維甚至是降將。

姜維北伐，勝多於敗

蜀漢國小民貧，人才本就匱乏，諸葛亮又不能廣招賢才人盡其用，蜀漢的危機也便為時不遠。

諸葛亮死後，姜維繼承其軍事戰略連續北伐，益州派系最後的代表人物譙周終於忍無可忍，寫下了《仇國論》，嚴厲譴責了姜維的窮兵黷武：「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

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

降就一個字，我只說一次

譙周所譴責的當然不只是姜維，更是諸葛亮——雖然《仇國論》寫成時，距諸葛亮逝世已經過去了二十三年。

三國時期的益州，從劉焉開始，經歷劉璋、劉備、諸葛亮直至劉禪，一直存在著益州派系與外來派系的激烈政鬥。

在這一政鬥中，治蜀成果最大的諸葛亮也未能處於好蜀漢朝廷的分裂，而任由幾大派系的鬥爭愈加白熱化，最終為蜀漢的敗亡埋下了伏筆。

一州之地，能扛下來已經不易

鄧艾偷渡陰平後，蜀漢至少尚有幾萬軍隊，此時譙周力排眾議勸劉禪投降，劉禪遂降。

這其中當然有劉禪本人的原因，但譙周力主的降魏之議，未嘗不是幾十年來益州派系受打壓後所爆發的集體呼聲。

如果諸葛亮真能夠消弭蜀漢朝廷各派系之間的矛盾，雖然不一定能戰勝曹魏，但肯定不至於在鄧艾入蜀後便速亡。

劉禪也是不容易……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譙周的《仇國論》早在劉焉治蜀的時候就已經寫好，只不過到了姜維北伐時才真正發表出來而已。

三國時期最弱小的蜀漢，邊國內的各個派系都不能統一，在三國中最早滅亡也實在是太過自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