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篡黨奪權釀災禍｜特別關注

◎《中華兒女》記者 余瑋

1969年的春天，乍暖還寒，春風有些料峭，天空還瀰漫著沙塵。

就在這年4月1日下午，備受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

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召開的一次帶有特殊性質的大會，是「文化大革命」災難和內亂的產物。

九大的召開，相當數量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和黨羽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禍國殃民，會議自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和「左」傾狂熱氣氛所籠罩。

這次大會聲稱「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實踐證明，在中共黨史上是最失敗的大會、最分裂的大會，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空前的悲劇。

異常的代表構成與不尋常的保密措施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1512名代表出席會議，代表了全國2200多萬黨員。

此時，距離上次代表大會——中共八大的召開已經有將近13個春秋了。

而按照1956年9月召開的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

顯然，九大的召開拖延得太久了，這與當年特殊的國內外形勢有關。

1966年8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曾提議在1967年「適當時候」召開九大，由中央政治局籌備此事。

但是，當時黨中央的實際狀況以及後來的動亂局勢，使九大的準備工作無法進行。

1967年秋，毛澤東指示張春橋、姚文元就九大準備工作和什麼時候召開等問題在上海做些調查。

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調查報告，假借群眾的名義，提出召開九大之前要先修改黨章。

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並附發姚文元的報告。

此後，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成了主持九大籌備工作的領導機構。

這年11月初，毛澤東指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要「吐故納新」……當月，中央文革小組整理出一份籌備九大的通報，明確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湧現的「新生力量」選入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把「叛徒、特務、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統清除出去，以根除隱患」。

這些實際成為九大準備工作的指導思想。

1968年10月召開中央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為九大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

全會通過新黨章草案和九大代表產生辦法。

當時，一批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指責為「老右」，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而被排斥在九大之外；林彪、江青一夥及其爪牙與連黨員都不是的一些「革命造反派」，成了九大的代表。

為了改變上述狀況，毛澤東、周恩來力所能及地做了許多努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夥就企圖揪斗朱德。

他們鼓動一些人在中南海貼出「打倒朱德」、「炮轟朱德」、「黑司令」的大字報，還把這類大字報貼到街上。

1968年，謝富治等又製造出「偽黨」假案，誣陷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書記……要進行批判。

毛澤東直接進行干預，堅決制止了他們的陰謀活動，提出：「朱德同志是『紅司令』，如果要開他的批判會，我就出席作陪。

」直到九大前，有人仍然以莫須有的罪名，企圖阻止朱德參加大會，是毛澤東的堅決提名才使陰謀未能得逞。

按照黨章規定，黨的代表大會的代表應該由基層黨組織選舉產生。

而九大則不然。

由於當時各級黨委被打倒，都沒有恢復或建立，黨員也無法參加組織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選舉產生。

當時採取的辦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會的核心小組協商推薦代表，實際上幾乎完全是由幾個核心小組成員說了算，點了誰誰就是黨代表。

更有甚者，有些不是黨員的人也會「突擊入黨」，成為黨的代表。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標準之下，九大選出了代表1512人。

其中，大部分並不是由各級黨組織選舉產生，而是在所謂「民主協商」和「聽取群眾意見」之後推選出來的。

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機把他們幫派體系內的許多人塞進九大代表名單中，造成了九大在組織上的嚴重不純。

當年，中蘇兩國兩黨之間關係的公開惡化，蘇聯邊防軍三次入侵我國珍寶島。

為了防止蘇聯的突然襲擊，也為了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九大從籌備到開幕都採取了史無前例的保密措施——會議的日期、議程是保密的，連代表們進京也都是保密的。

外地代表們被以「參加學習班」的名義分批提前召集到北京。

入住的賓館如臨大敵，戒備森嚴，大門緊閉，代表們被通知「五不准」：不准外出、不準會客、不准寫信、不准打電話、不准透露會議情況。

不久，代表們得到通知說，4月1日下午舉行大會，會場在人民大會堂。

當年有關九大的「喜報」

特殊歷史時期召開的錯誤大會

4月1日下午，毛澤東乘坐蘇制的「大吉斯」防彈車自游泳池出發。

警衛隊長陳長江照例乘頭車開道，另幾位警衛人員在後衛車作隨衛。

3輛車出中南海西門後直駛人民大會堂西南門。

車剛剛停穩，陳長江迅速下車為主席所乘的「大吉斯」打開車門。

一身中山裝的毛澤東走下來，十分精神，直接進入118廳。

預定舉行開幕式的時間17時就要到了。

這時，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從118廳出來，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從南側進入主席台。

毛澤東剛一露臉，「全場歡聲雷動，掌聲震耳」，四起「萬歲」和「萬壽無疆」的呼喊聲。

在掌聲與呼喊聲平息後，毛澤東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這時，掌聲再起。

按程序，首先宣布了大會議事日程，接著選舉大會主席團，共176人，名單已提前發給全體代表。

推舉大會主席時，發生了一場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風波。

毛澤東說：「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我看林彪同志當主席。

」林彪吃了一驚，慌張地從座位上站起來，趕緊把嘴向擴音機前湊了湊，大聲說：「毛主席當主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仍然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大家說好不好？」林彪更急了，連連向會場擺手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主席萬歲！贊成的舉手！」全場立即齊刷刷地舉起手來，林彪高喊：「好！全體通過!」會場又響起熱烈掌聲，接著是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

毛澤東一看全場高高舉起的手，也就同意自己當大會主席，並立即提議林彪為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恩來為主席團秘書長，獲得代表們的一致通過。

隨後，毛澤東正式致開幕詞。

他沒有講稿，話也不長。

與九大開幕時天安門廣場人跡寥寥、冷冷清清的景象截然不同，人民大會堂內始終被狂熱的氣氛包圍著。

大會上的簡短開幕詞，竟被此起彼伏高呼的「萬歲，萬歲，萬萬歲」口號打斷10次。

毛澤東一開始就講黨的歷史，從一大講起，但是，會場的氣氛卻對他的講話造成極大幹擾，他也有些不耐煩了，不得不草草打住。

最後，經大會秘書處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僅有649字，他實際講話時間少於呼口號的時間。

17時32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

政治報告共分成8個部分，系統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全面肯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政策與實踐。

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闡述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基本內容和「偉大意義」。

4月2日至14日，代表們在人民大會堂里進行了分組討論，主要內容是林彪作的政治報告和張春橋、姚文元主持起草的《黨章修改草案》。

九大黨章刪去了八大黨章的一些正確內容，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進總綱，否定了八大已明確的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黨領導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隻字不提發展生產力，不提現代化建設。

在黨員條件上，取消了黨員權利和入黨預備期，把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10條義務改變為「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5項接班人的條件。

在組織原則上，取消了八大黨章中關於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等條文，並取消了黨的五大以來設立的黨的監察委員會。

新修改的黨的章程中，還破天荒地將林彪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內容寫進了黨章。

討論修改黨章時，毛澤東兩次刪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讚頌毛澤東「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中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只保留了「繼承、捍衛和發展」三個動詞等。

看來，毛澤東對近幾年泛濫成災的個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識在這方面降溫。

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書房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表示，「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

「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了，要降溫了。

」

根據安排，來自珍寶島前沿的戰鬥英雄孫玉國登上主席台，報告他們是怎樣打垮蘇軍武裝挑釁的。

當他講到我英勇的邊防軍於3月2日全殲入侵的蘇軍時，毛澤東從座位上站立起來，帶頭為孫玉國、為英勇的邊防軍鼓掌，緊接著全場起立，報以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掌聲。

孫玉國繼續發言，當他講到我邊防軍把蘇聯的先進坦克炸癱在我國內河一側，講到我軍3月15日又一次打敗蘇軍挑釁時，毛澤東又一次站起來，帶頭為他鼓掌。

這一次，孫玉國大膽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央，向毛澤東敬了個標準的軍禮，毛澤東親切地與他握手，台上台下，掌聲雷動。

毛澤東發表了即席講話，強調要發揚50米拼搏的革命精神，準備打仗。

七律《中共九大有感》（劉曉/詩徐宜勝/書）

禍國殃民的林江骨幹入「會」進「局」

4月24日下午，會議繼續，主要議程是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由林彪主持。

在大會堂主席台前排，毛澤東坐在中間，一邊依次是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另一邊依次是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在「文化大革命」以「左」、右劃分革命與否的背景下，如此涇渭分明、意味深長的座位排列方案，是周恩來擬好後同毛澤東在當天敲定的，蘊含著中國政壇的格局變化。

投票結束後，主席團成員與全體代表退席、合影。

大會工作人員緊張地先分區計票，最後匯總得出選舉結果——完全是手工作業：口唱、手寫、撥算盤，用了近兩小時。

投票前，黃永勝、吳法憲暗中串聯，邀約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團某些頭面人物的票。

到點票時，江青、康生一夥發現他們的得票都少了。

康生大怒，就把汪東興叫去，追問是怎麼回事，要查票，查對沒投他們票的人的筆跡，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鬧得烏煙瘴氣。

這是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從違法亂紀，合夥篡黨篡政篡軍奪權，到分裂開來，正式競相搶權的開始。

九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比原計劃要選的要多，這是因為各派政治勢力妥協的結果。

進入候選人名單的達到279人，超過計劃29人。

經過投票，這279人全部當選，其中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央委員109人。

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幹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勢力卻大大增長，林彪手下的「四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青集團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隨後都一躍進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黨的組織上的嚴重混亂。

在這次選舉中，只有兩個人得了全票，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則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

王白旦在政治上的崛起頗具有傳奇色彩。

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區，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解放後先後在太原鋼廠和齊齊哈爾北滿鋼廠當工人。

1969年九大召開以前，上級把一名參加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必須是有７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

那時，廠革委會中意的人選要麼不是黨員，要麼是黨齡不到７年，王白旦就陰差陽錯地成了九大的代表。

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不但當了代表，還一下子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原來，當時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國沒有名氣，誰也不會想到他會被選上中央委員，也都沒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劃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謙虛，選了自己，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唯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

當大會宣布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全場頓時議論紛紛，因為作為副統帥的林彪比他還差兩票。

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於4月28日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

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林彪當選為副主席。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當選為政治局常委。

除這5位常委之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還有：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姚文元、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是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不設書記處。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委員名單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黃永勝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任副組長，葉群等8人為成員。

中央軍委常委會實際由林彪等操縱下的軍委辦事組所取代。

此後，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也停止活動。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鑄就了全面的錯誤，在黨的歷史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

毛澤東曾多次預計，「文化大革命」能在一兩年、兩三年內有一個好的結束。

但局勢的發展，即使對他來說，也難以駕馭，多次的預計流於落空。

九大的召開，並沒有像他所預計的那樣，使這場「大革命」以勝利的姿態趨向結束，恰恰相反，由於思想上、政治上「左」傾錯誤的加深和組織上的嚴重不純，實際上是潛伏著更深的危機，醞釀著更加複雜尖銳的鬥爭。

九大的召開，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逐步發展起來的、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的兩個反革命集團。

在篡黨奪權和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九一三事件標誌著林彪反革命集團徹底覆滅。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依法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進行了公開審判。

這一切，正是歷史對錯誤的九大會議的無情嘲弄。

（來源：《中華兒女》雜誌2017年第9期總第4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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