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被毛澤東看好 周恩來竟變成他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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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後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澤東從上海調回一個年輕人,說是來京「學習」,連此人自己也一時鬧不清來京幹什麼。
此人只有三十七歲,標準的「少壯派」。
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司令」。
後來,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
在上海,他排名於主任張春橋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後,是那裡的第三把手。
毛澤東十分看重這位年輕人,稱他是「工農兵」幹部——工人出身,在農村干過,又當過兵。
早在中共九大時,王洪文便躍升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還作為上海工人階級的「傑出代表」在大會上發言。
毛澤東還從湖南調來了一位中年人。
此人五十一歲,名喚「華國鋒」。
其實他本姓蘇,單名鑄。
1938年參加游擊隊時蘇鑄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
後來他以「華國鋒」這一化名聞名於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蘇鑄。
其實,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蘇姓,並不姓「華」。
華國鋒是山西交城縣南關街人氏。
1945年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
1949年南下。
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成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
由於這一歷史的機緣,他得以結識毛澤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1958年,華國鋒任湖南省副省長。
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69年,當中共九大召開時,華國鋒與王洪文一起進入大會主席團,同時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70年12月,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軍區第一政委、廣州部隊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
1971年2月,華國鋒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外,還兼任國務院的一些工作,與農業、財政、商業方面的領導,表明他開始邁入中央。
毛澤東還看重李德生。
李德生比華國鋒大四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在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參加中共。
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
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
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
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
畢業後,仍任軍長。
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
1968年後,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北京軍區司令。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他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從江西調來鄧小平,從上海調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華國鋒,從南京調來李德生,這表明毛澤東在考慮中國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因為在爆發「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要召開中共十大,以對林彪、陳伯達問題作出決議,對林彪、陳伯達以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內的空缺,作出組織調整。
當然,毛澤東也在考慮,從陸續調到中央的鄧小平、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四人之中,選擇接班人。
不過,在鄧小平、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澤東青睞的,還是王洪文。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
隨行的只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
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裡住的是姚文元。
往裡,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
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
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
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
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
起來後,看看文件。
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
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
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簾,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
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
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
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菸。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
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文革」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文集。
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
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
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
只帶耳朵,不帶嘴巴。
坐在那裡旁聽,如此而已。
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
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
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
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
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
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
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林彪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
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張春橋藉助於種種去中南海的機會,盡力去接近毛澤東,企求著偉大領袖的垂青,以便謀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談完工作之後,毛澤東忽然問了張春橋一句話:「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
毛澤東的話,使張春橋感到意外。
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寫寫。
當然,比起姚文元來,要差得遠。
」
「靈敏度」極高的張春橋,立即從這一句問話中,窺見毛澤東心中的奧秘——他,正在注意著王洪文!
回到釣魚台,張春橋琢磨著毛澤東為什麼問起王洪文。
他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
毛澤東突然問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他當然無法啟唇問毛澤東。
他,求助於江青。
江青如今與張春橋已是有著多年的「戰鬥友誼」,無話不談。
她告訴張春橋重要的動向:「前幾天,康老跟主席談話。
康老說,他過去一直是搞工人運動的,所以很關心『文革』中湧現的各地的『工人領袖』。
他對主席說,上海的工人運動搞得很不錯,王洪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才……」
張春橋一聽,臉色頓時變得慘白。
他明白,康生在背後耍弄著伎倆,想方設法限制他的權力的進一步膨脹。
果然,幾天之後,毛澤東更詳細地向張春橋詢問王洪文的情況。
但是,毛澤東沒有說明意圖。
毛澤東終於明確地提出,讓王洪文到北京來。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來到了北京。
就連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來北京意味著什麼。
毛澤東的召見,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書房裡,毛澤東緊緊地握著這個三十七歲的年輕人的手。
七十九歲的毛澤東,自從「親密戰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靈蒙受了很大的打擊,老態明顯地增加了。
召見之際,張春橋在側,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
毛澤東對王洪文問長問短,顯得很熱情,問他念過幾年書,當過幾年兵,稱讚王洪文集「工農兵於一身」——當過兵,務過農,做過工。
毛澤東猶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要王洪文談觀點,說見解。
「你在北京多看點馬列的書,多聽聽各種會議的意見……」臨別時,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了這番話。
毛澤東沒有說明調王洪文來京的原因,張春橋又不便點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來,悶得發慌。
厚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王洪文翻了幾頁就索然無味。
沒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覺得寂寞極了。
他望著桌上的電話機,打電話到上海解悶。
馬天水的筆記本上,有一段當時王洪文的電話記錄:「到北京以後,太寂寞了!有時,一整天開會,又累得很!這幾天,一連出席七機部的會、河南的會、湖南的會。
下午三時出去,夜裡三時回來。
我看不進書。
調到上面來,真不習慣,巴不得早一點回上海……」
也就在這個時候,張春橋向毛澤東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
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裡,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註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
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
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
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
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
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
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
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
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
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
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在中國現代史上,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都標誌著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一個舊的階段的結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在黨章中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
雖然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是遵義會議(1935年1月)上確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說開始了毛澤東時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
大會強調了反對個人崇拜,強凋了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確立了劉少奇作為二號人物的地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題是打倒劉少奇,確立林彪作為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大會全面肯定了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團的全盛時期。
「九·一三」事件之後,全黨開展了批陳(伯達)、批林(彪)運動。
召開一次新的黨代會,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林彪作的,黨章中寫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餘辜的反革命集團的首領」,「親密戰友」成了謀殺偉大領袖的元兇,這在全黨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
中共七大與八大之間,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與九大之間,相隔十三年。
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碼是在1980年左右才考慮召開。
然而,那載著「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黨章,怎麼還可以繼續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儘管是康生和張春橋為之捉刀,畢竟多處明顯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習慣語言」,諸如毛澤東「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等等,打上了林記印戳。
毛澤東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結束才幾年,就提出召開中共十大了。
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題是批判林彪,確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
這確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破例只選舉黨的一位副主席——林彪。
林彪死後,中共變成唯有主席毛澤東,而副主席一位也沒有!何況,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七人,亟待補充新人。
毛澤東的人事新布局,終於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披露端倪。
這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二百四十六人出席會議,會議的主題便是討論中共十大的準備工作。
5月20日晚,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
毛澤東沒有露面,但會議的一切按毛澤東的意見進行。
周恩來主持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各省市區黨委、各兵種大軍區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印發了三個重要文件:
一是印發了林彪、葉群的反動筆記。
林彪的日記是他的內心獨白。
人們感到震驚,這位「語錄不離手」的「副統帥」的內心,竟是那樣齷齪、卑劣!印發這批筆記,為的是進一步開展批林整風。
二是印發《中央關於黨的十大代表的產生的決定》。
這是經毛澤東閱定的,規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條件:
(1)所有代表必須是中共黨員;
(2)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第十次路線鬥爭中(引者註:即指與林彪集團的鬥爭)經過鍛鍊考驗表現好的,聯繫群眾,為群眾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嚴重錯誤,作了檢討,願意改正,並取得群眾諒解的;
(3)本人歷史清楚。
三是印發毛澤東核定的《中央政治局關於修改黨章問題的請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領導機構,在這個文件中,卻要向主席請示!
會上傳出最敏感的消息,莫過於接班人問題了。
會議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把王洪文調到中央,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
這麼一來,王洪文結束了學習階段——或者更確切地說,結束了「實習」階段。
從1972年9月7日王洪文進京「實習」,經過毛澤東八個多月的觀察,對這個年紀比自己小四十二歲的年輕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
於是,王洪文正式從上海跨入中央,儘管在名義上還頗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還處於「過渡時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經充分「顯影」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對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一、與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
二、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新的章程草案。
在確定王洪文為接班人的同時,毛澤東還考慮另一個人作為候補者,那便是華國鋒。
與中國共產黨同齡的華國鋒,那年五十二歲,他比毛澤東小二十八歲,比王洪文大十四歲。
華國鋒擔任過毛澤東故鄉的「最高長官」——從1952年任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行署專員,直至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70年10月,毛澤東在與美國作家斯諾談話時,便以讚揚的口氣提到了華國鋒。
至於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則是考慮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
另外,會議還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幹部,即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廖志高、江華、江渭清、王稼祥、秦基偉、李成芳、方強、陶魯茄、曾希聖。
會議結束後兩個多月,中國各省市忽然都辦起了「學習班」。
這些「學習班」戒備森嚴,「學習」什麼,外界莫知。
全國舉辦的三十四個「學習班」,都是從8月12日開始,為期一周,19日結束。
那是根據中共中央8月8日的通知,在全國各地以「學習班」名義,舉辦中共十大預備會議,討論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負責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草稿)》、《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草稿)》、《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
在這些「學習班」結束之後,8月20日,一百零四名委員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選舉準備委員會會議。
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有關人事安排的會議,任務是協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團名單和中央領導機構人選。
毛澤東依然沒有出席會議,由周恩來轉達他的意見,即重視對於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來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為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
這麼一來,連周恩來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由於毛澤東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躍居到僅次於毛澤東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已經完全確立,只欠東風——由中共十大得以確認了。
1973年8月24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登上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
與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時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團成員之中,並不十分醒目。
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國內外矚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澤東的一側是周恩來,另一側便是他。
又是別出心裁,這一次主席團的名單,採用了不同於任何一次全國黨代會的主席團名單的排列方式。
在這張名單上,張春橋單列一行,因為他擔任了大會秘書長!須知,中共七大的大會秘書長是任弼時,中共八大的大會秘書長是鄧小平,這表明張春橋已在黨內掌握重要實權。
年屆八十的毛澤東是中共眾望所歸的最高領袖。
與四年前九大時相比,他已明顯地蒼老,儘管當他登上主席台時耳邊不絕地響著「萬歲,萬萬歲」的熱烈呼聲。
七十五歲的周恩來顯得瘦削,臉上淺褐色的老年斑明顯增多。
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麼堅定,目光還是那樣敏銳。
與年邁的毛澤東、重疴纏身的周恩來相比,三十八歲的王洪文步履輕捷,充滿著活力。
他依然穿著一身軍裝,但比出席九大時多了領章、帽徽。
在毛澤東用一口湖南話宣布「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始」之後,周恩來拿起政治報告排印稿,念了起來。
十大的政治報告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共分三個部分:關於九大路線;關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勝利;關於形勢和任務。
雖然報告的基調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團時用了一句頗為形象的話:「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
在周恩來念完政治報告之後,王洪文成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點。
他開始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王洪文在報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說九大黨章中那段關於林彪作為「接班人」的話必須刪去:
「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
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一貫的根本原則,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修改草案的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我們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結構和內容作了一些調整。
條文部分改的不多,總的字數略有減少。
九大黨章總綱中有關林彪的一段話,這次全部刪去了,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黨叛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必然結果。
」
王洪文在報告中,強調了「反潮流」,為那班「造反英雄」們助了威:「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
許多同志在討論修改黨章時,聯繫黨的歷史和自己的經歷,認為這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經幾次出現過錯誤路線的統治,在民主革命後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占主要地位的情況下,也有過某種錯誤路線、某種錯誤觀點一度被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擁護這樣的教訓。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同那些錯誤的東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
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
」
在一片掌聲中,王洪文興沖沖地結束了講話。
中共十大與前幾次代表大會比較,是節奏最快的一次:七大開了四十九天,八大開了十二天,九大開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預定的議程,只開五天。
這因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線,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線上多花功夫,著重於補上因林彪集團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8月24日舉行開幕式之後,花四天時間分組討論。
王洪文突然成為接班人,成為小組討論的熱點。
黨內畢竟有許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樣的政治高壓之下,還是有人對王洪文提出了異議:安亭攔車臥軌,能算是「革命行動」?二十多萬人用暴力踏平「聯司」,能算是「革命行動」?讓這樣的「造反司令」充當接班人,合適嗎?妥當嗎?
在這個節骨眼上,上海組有人作了長篇發言,盛讚王洪文,給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
此人不是張春橋,不是姚文元,卻是那個「老幹部」馬天水!
馬天水的發言,令人作嘔。
「我覺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後,進步很大,看問題、講話,都很深刻,很全面,對我教育很深。
」馬天水歷數「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績,然後,竭盡吹捧之能事:「我和洪文同志相處工作多年,我覺得他看問題、想問題很全面,有組織工作、領導工作的能力,不是一個只會沖衝殺殺的人,這一點我可起誓!」「春橋同志、文元同志長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
我覺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強得多。
」
這一席又「起誓」又拍著胸脯說的話,倘若出於張春橋、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賢、陳阿大之口,也許「感染力」就差了許多,由久經沙場的「識途老馬」說出,便產生很大影響。
就連江青,雖然沒有直接聽到馬天水的發言,但很快有人向她匯報,她跑來緊握馬天水的手:「馬老,你講得好,講得真好!」
8月28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現在中共中央委員名單里。
耐人尋味的是,「王」與「鄧」都是四劃。
在公布主席團名單時,「鄧」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員名單時,「王」在「鄧」前。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於1973年3月10日,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毛澤東對鄧小平多次採取了保護性措施: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江青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時,毛澤東未予同意。
當戚本禹編了一本《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內中亦收入鄧小平言論,毛澤東親筆圈掉了鄧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為「中國第二號大走資派」打倒的鄧小平,被選為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使他成為大會的一個熱點人物。
在中共十屆中央委員的名單中,還有馬天水。
他因為對張、姚、王曲意逢迎,從候補中央委員成為中央委員。
8月31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在京舉行,王洪文擢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至此,王洪文作為中共第三號人物、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黨內完全確立。
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張春橋在十大期間,見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代表楊小妹,說了一句「名言」:「十七廠貢獻了一個王洪文!」外國記者敏銳地發表評論:「毛澤東選定了年輕的上海工人首領王洪文作為接班人。
」
還有的國外評論,說得不大客氣了:「毛澤東習慣於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他最初選擇了劉少奇,被他發動『文革』打倒了。
他又選擇了林彪,而林彪卻反叛了他。
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為接班人,天曉得這個年輕的接班人後來會怎麼樣?」
在召開中共十大的日子裡,張春橋忙得喘不過氣。
他擔任大會秘書長。
須知,這個職位向來是由黨內重要人物擔任的——中共七大的秘書長為任弼時,而中共八大的秘書長則為鄧小平。
8月3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公布選舉結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張春橋呢?他的名字出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中。
望著中共十屆一中全會新聞公報,張春橋的心情是沮喪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忙忙碌碌擔任了大會秘書長,結果只落得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僅多了一個第三號人物王洪文,還增加了葉劍英、李德生。
望著葉劍英的名字,張春橋由沮喪轉為惱怒了。
本來,在林彪集團覆滅之後,張春橋以為憑著他在廬山會議上的一身冷汗,理所當然會得以擢升。
不料,林彪的倒台,卻導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懷仁堂里坐在張春橋對面的老帥、副總理復出了!
1971年11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代表時,便宣布為「二月逆流」平反。
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引者註:指葉劍英)『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
王、關、戚那個『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
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
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
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
同我來講就好了。
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
」
於是,老帥們、副總理們一一恢復名譽。
就連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幹將」的譚震林也平反了。
顯然,他們沒有一個會與張春橋握手言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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