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武：抗美援朝為什麼變成了韓戰？重新思考世界與中國

【編者按：5月28日，傳聞已久的電視連續劇《三八線》開始在電視台播出，再度掀起人們對抗美援朝戰爭的熱情。

抗美援朝戰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一個不能不思考的問題是，在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於使用韓戰指代那場戰爭的時候卻忘記了，他曾經被稱為抗美援朝。

這種稱呼的變化背後，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重構，更是「20世紀中國革命」終結之後的症狀。

】

為了新中國，也為了新世界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60周年

蕭武

7月份到韓國，從機場去酒店的路上和來接我們的韓方朋友閒談。

因為我是第一次到韓國，就隨口問起首爾有哪些值得參觀的地方。

韓方朋友第一個提到的是「戰爭紀念館」。

我和同行的朋友一下子沒反應過來，就接著問了一句，是什麼戰爭紀念館？韓方的朋友又說，是韓國戰爭。

我們半天沒反應過來，後來才想起來，他說的韓國戰爭，就是我們說的韓戰，在更早以前，我們稱之為抗美援朝。

這些年來，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韓戰這個命名。

今天，在官方和半官方場合，這個叫法已經相當普遍，偶然還會簡稱為「韓戰」。

但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們，為什麼要變換一個叫法，這一變換意味著什麼？

接下來的兩天，辦完正經事情之後，我們就在首爾閒逛。

首爾給我的印象，可以用朋友告訴我的一個說法概括：這根本就不算出國。

在韓國街頭，到處都可以遇到中國人，或者是懂中文的韓國人，地鐵和公交站牌上都有中文，比較大型的購物場所也都有懂中文的導購人員，建築也和國內的城市相差不遠。

唯一不斷反覆提醒我「這是在韓國，不是在中國」的是到處可見的戰爭紀念活動。

去景福宮的路上，有幢樓外面掛著一個巨大的戶外廣告，足有六層樓高，畫面的上方和下方各有兩排英文字，上方是「We Remember」，下方是「60th Anniversary of 6.25」，左右兩旁是韓文，畫面下方是一張大約十六七歲的男孩子的面孔，表情木然而若有所失，仿佛有些憂愁，頭上戴著鋼盔，鋼盔上插著正開著花的樹枝。

再往前走，快要到景福宮的馬路轉角處的一個小公園，密密麻麻地插滿了聯合國軍的國旗，展板上是戰爭期間的各種圖片，有韓軍兵士作戰、美軍兵士在戰場上、美軍兵士救助韓軍兵士、戰爭爆發時老百姓逃難等等。

後來去民俗博物館，展廳中心搭建了一個帳篷，以影音資料、3D動畫、實物展覽等各種形式反應戰爭對普通韓國老百姓生活的影響。

看到這些，才猛然想起來，韓戰已經過去60年了。

在這之前，我從沒想起過這件事。

是什麼讓我們已經快要忘記這場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相當重要的戰爭？

當然，不能不承認，「我們快要忘記這場戰爭」里的「我們」這個說法，多少有點誇張。

實際上，對於韓戰的研究，這些年來一直都是歷史學界的熱門專業，以至有人自掏腰包到俄羅斯、美國等相關方面去購買資料，用於自己的研究。

熱衷於重建現代中國敘述的思想家們也在努力地發掘這場戰爭對中國的意義，比如劉小楓在今年上半年的演講中就提到，新中國真正「站起來」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韓戰停戰協議簽訂的1953年，正是這場戰爭讓新中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新中國，從而區別於自晚清以來的各個以革命為號召的政權——比如辛亥革命後的政權，北洋政府，1927年建立的國民政府等。

因為，正是這場戰爭表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立的新中國不像以往的中國政權那樣，必須依賴於帝國主義體系而生活，而是從一開始就特彆強調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獨立自主」的地位。

就這一點而言，新中國不僅與以往的中國政權不同，而且與其周邊的鄰國也不同。

即使是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國也因為這場戰爭而取得了完全不同於東歐國家的地位。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依賴於蘇聯的軍事保護才能維持，在某些關鍵時辰以至必須藉助於蘇聯軍隊來維繫其社會主義體制（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而中國並不需要這樣的保護，中國與蘇聯之間雖然存在著援助與受援的關係，但這種關係更多地是帶有協作性的。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新中國有著一種汪暉所說的「獨立的主權性格」。

不過，如果就此認為韓戰是「為祖國而戰」，那就失之於狹隘了。

實際上，在決定出兵朝鮮時，中國提出的口號就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這是一個並列式短語，而不是一個偏正式短語。

抗美援朝和保家衛國是這場戰爭的兩個並列的目標，而不是「為了保家衛國，我們必須抗美援朝」。

這是一個言簡意賅的口號，特別輕易理解，更輕易動員普通的志願軍兵士。

而且，因為這場戰爭不僅是新中國的第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是面對世界第一強國，所以，美國可以當作一場局部戰爭來打，而中國必須動員全國人民參與到這場戰爭中來。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抗美援朝才與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一起被並列為全國性的「建國初期三大運動」，而且排在第一位。

反觀參戰的另一方美國。

正如李奇微在其回憶錄里說過的，朝鮮半島之於美國，一直是說不明白的，那裡沒有美國的利益，是一個與他們無關的地方。

他們在戰爭之前就已經在盤算著趕快退出朝鮮半島，將東亞的主要軍事力量用於保衛其核心利益所在的日本。

所以，美國在朝鮮半島一直沒有堅決戰鬥的打算，他們的底線不是保住韓國，而是保住日本。

李奇微到朝鮮半島繼任美第八集團軍司令時，麥克阿瑟即告訴過他這一點，嗣後他接任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太平洋戰區司令時，也這樣告訴了繼他之後擔任第八集團軍司令的泰勒。

而且，美軍撤離韓國的條件並不是在朝鮮戰場上已經失去作戰能力，而是要保留充足的力量來擔負保衛日本的任務。

所以說，美國不僅在韓戰中不會傾盡全力，即使是太平洋戰區的力量，也不會全部投入。

在這樣的條件下，美國在韓戰的戰爭目標一直在不斷變化。

戰爭初期，朝鮮人民軍進展順利，聯合國軍敗退釜山，美國曾想像退保日本；仁川登陸成功，戰場形勢轉換，美軍並未止步於三八線，而是全力追擊，意圖飲馬鴨綠江，麥克阿瑟以至多次提出主動向中國挑戰；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取得幾次成功後，美國的戰略目標開始變為儘可能向三八線以北進攻，以保守三八線。

這種態度實際上就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只投入有限力量，但要儘可能爭取最大收益，同時又對這場戰爭沒有必勝的信心。

在不利條件下退保日本，這是美軍貫穿整個戰爭一直的底線。

而當時新中國最高決策層對這場戰爭的意義的理解和概括就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它的意思是，這場戰爭同時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和祖國，保住中國革命成功的果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援助朝鮮人民的革命。

所以，無論是僅僅將韓戰解釋為為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還是如時下時興的研究者那樣，以為毛澤東在政治局多數成員不支持的情況下仍舊堅持出兵朝鮮僅僅是為了當上東方共產主義領袖，都是以偏概全。

如果從較長時段來看，確實可以說，韓戰很大程度上帶有「獨立戰爭」的意味，即一方面向全世界表明，新中國與舊中國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以這種方式讓自身從歐美主導的舊的帝國主義國際體系里獨立了出來。

但與此同時不能忘記的是，中國自晚清以來在困境中抵抗帝國主義國際體系的時分，目標從不僅僅是獨善其身，從康有為、梁啓超到孫中山，都是有其未來世界想像圖景的，中國不僅要通過改良或革命完成自身的富強，也要改變這個沒有公理和正義的國際體系，幫助世界上的弱小民族走向民族獨立。

在中國近現代史中，這個理想和抱負一直是存在的。

以至在蔣介石身上也能看到這種抱負。

比如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自身已經奄奄一息，但中國仍舊在為韓國流亡政府和越南的民族獨立運動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庇護和幫助。

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到，二戰期間參加國際會議，每逢遇到邱吉爾，就相當反感，認為邱吉爾是一個老牌的帝國主義者。

我們以至可以想像，如果中國在1945年後建立了一個國民黨主導的政權，對於越南的民族獨立運動也一樣會給予相當積極的支持和援助。

而且，作為三民主義的重要維度，民族獨立一直是國民黨最核心的政治訴求，其賴以凝聚和動員其成員和群眾參與的也基於這一主張。

從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的回憶錄中都能看到這一點，他們之所以支持孫中山、國民黨和北伐，都是基於中國只有先完成民族獨立，才能走向富強這一認識。

而且，他們也都推己及人地人為，世界上的每個民族，無論大小，都有其獨立自主的權利，而殖民主義是他們都反對的。

張發奎回憶錄中提到過一個故事，他曾受邀去中越邊境，看到法國殖民主義者鞭打越南人，這對他的觸動相當深，所以他一直認為法國殖民主義是一種「變態的殖民主義」。

後來，他在廣東主兵期間，不僅與包括胡志明在內的越南獨立運動人士有所接觸，而且還為他們提供過培訓及大量所需的軍備。

所以，增援弱小民族的民族獨立革命運動是「現代中國」的漫長革命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中國後來完全走上了不同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道路，但這一傳統本身仍舊頑強地存活了下來。

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在剛一建國時就會增援朝鮮的革命運動，在60年代又毫不考慮自身利益得失的支持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

如果說增援朝鮮和越南多少還有意識形態色彩，那麼對於亞非拉的民族獨立運動的增援則並未以這些地區走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是不能以意識形態理由來解釋的。

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已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以俄國十月革命為界，毛澤東將中國革命分為兩個階段，之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舊的民主主義革命，仍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之後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則已經是新的民主主義革命了，「在陣線上來說，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澤東斷言，由於蘇聯革命成功，世界資本主義陣線已經在地球的一角上崩潰了，而其餘的角上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

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

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實際上，按照毛澤東的這一理解反過來講，中國革命既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增援世界革命也是中國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

因為毛澤東所理解的新民主義革命之所以區別於舊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反對帝國主義國際體系的同時，也要反對資本主義國際體系。

從帝國主義國際體系中掙脫出來只是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應當是從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中掙脫出來，走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道路。

所以，中國的革命的真正完成並不止於取得抗日戰爭的成功，也不止於奪取政權，而是要以打破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為目的。

馬克思曾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實際上與馬克思的這一邏輯一致。

他們都意識到，在現代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之下，不管是無產階級還是中國，想「不管別人瓦上霜，只掃自家門前雪」無異於想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沒有「兼濟天下」的胸懷與抱負，「獨善其身」實際上也是做不到的。

正是抱著這樣的信念，新中國才在自身發展任務艱巨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不僅援助了自己周邊的朝鮮、越南和東南亞國家的革命，在1958年以炮擊金門這樣的方式援助了巴勒斯坦獨立運動，還以其它多種形式廣泛增援了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從而不但徹底打破了原來的帝國主義國際體系，而且在二戰後的美蘇爭霸國際格局中形成了一個「第三世界」的中間地帶。

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理解毛澤東何以在1975年會見基辛格時會說出「世界事大，台灣事小」這樣在任何現代人看來都匪夷所思的話來。

在決策出兵朝鮮時，中國的頭等大事仍舊是解放台灣。

但當韓戰發生後，毛澤東幾乎沒有思考，就將正在華東負責對台作戰事宜的粟裕任命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並將部分正在華南地區執行任務的原四野部隊調往東北，組成邊防軍，隨時分命出征朝鮮。

顯然，毛澤東當時就已經確認，韓戰比解放台灣更重要。

如果從這一點看這些年來到處風行的拿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對比：日本軍隊已經侵占東北時，蔣介石記憶猶心的仍是「攘外必先安內」，雖然他心裡未必沒有東北，但對他來說，顯然是「外患事小，內憂事大」；而美軍連三八線都還未越過的時分，毛澤東就已經著手準備在朝鮮與美國對抗了。

至今，如果有人還能在看百家講壇和瓊瑤戲之餘翻開《毛澤東選集》或《毛澤東文集》，應當都不難發現扉頁上的那一行小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在天安門上高掛著的毛澤東畫像兩旁，左邊仍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而右邊仍舊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世界在中國問題之中，中國也在世界之中。

這不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想法，也是中國在艱難困苦中探索近百年才得出的革命真理。

認識不到這一點，就無法理解毛澤東何以在決定出兵朝鮮時如此痛苦，卻又如此決絕。

這些年來，有不少人習慣於陰謀論思維，以為中國增援世界革命，只不過是毛澤東為了過一把世界革命領袖的癮，真實是太自欺欺人了，不僅太小看了毛澤東的胸襟與抱負，也太小看了晚清以來無數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奔走號呼乃至拋頭顱灑熱血的志士仁人們。

而真正拋棄了這個國際視野的恰恰不是別的時分，正是號稱對外開放的最近三十年。

因為中國放棄了打破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努力，反而積極加入到這個體系中去，使「第三世界」歷史性地集體淪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部」，成為這個體系的邊角料。

中國更是動員和投入了全部前三十年積累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備建設來為這個體系服務，以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全中國都在流傳著一句布滿諷刺意味的話：「1949年，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989年，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2008年，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

從現代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最堅定的反對者到最忠誠的支持者，中國的變化之大足以令任何人嘆為觀止。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失卻了這個視野之後，對自身以往歷史的敘述也變得原來越不自信了。

從抗美援朝到韓戰的命名變化就能說明這一點。

這場戰爭對美國來說才是韓戰，對韓國來說是韓國戰爭，以至對蘇聯來說也是韓戰，唯獨對中國而言，只能是「抗美援朝」。

不如此不足以說明這場戰爭的正義性，不如此不足以說明中國投入這場戰爭的理由。

從「抗美援朝」到「韓戰」這個看起來細微的變化，實際上表明，這些年來中國人已經失去了自己解釋世界的能力，已經不會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了，以為別人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而自己看到的不過是幻象。

以至連對中國自身的歷史與傳統的解釋，也要唯歐美是從。

因為失去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文明和智慧解釋世界的自信，才會有如今面對歐美對中國在非洲的所作所為一片指責之聲的時分百口莫辯的咄咄怪事——這就表明，實際上連中國自己都不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所作所為與傳統的殖民主義有什麼區別。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的崛起仿佛提前了，至少是讓三十年來都不問世事如何只管埋頭趕路的中國突然意識到自身已經如此強盛了，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已經如此重要，以至歐美的頂尖戰略家們都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應對中國崛起這樣一個500年來未有之變局。

但對中國來說，幸福降臨得仿佛有點突然，中國還沒有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連最起碼的對未來世界圖景的描繪的能力都還沒有學會，而中國國內的問題又正是多事之秋，持續走高的房價已經撕裂了中產階級社會的迷夢，企業還沒有學會收購和管理跨國公司，普通中國人也還沒有學會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身邊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區域發展差距、貧富差距、環保問題、少數民族地區問題等等，無一不是讓人撓頭的難題。

不過，正如老子說過的，「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崛起工夫的提前將中國突然地放置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重要位置上，這就逼迫著中國不得不從這時分起重新學習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文明和智慧理解世界，並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到其中去。

而這就要中國人重新拾起自晚清直到1970年代後期近百年間對於重建一個和諧、和平、正義的新國際秩序的傳統來，基於當下中國的現狀，提出自己對未來世界秩序的規劃，以及對中國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想像。

所以，我們在今天紀念韓戰，不僅是要為抗美援朝正名，更是要為那個曾經綿延近百年的偉大傳統招魂，重新建立中國與世界的聯繫，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無愧於那些長眠在朝鮮的志願軍烈士的忠魂。

那一代中國人的奮鬥和犧牲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中國，也為了建立一個新世界，而我們今天就是要連續他們的遺志，不僅要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也要為建立一個和諧、和平、正義的新世界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