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李嚴權爭研究

在諸葛亮治蜀的全過程中，在政治上幾乎無夠級別的對手可言。

真正與諸葛亮有過權爭之舉的，僅李嚴而已。

惜李嚴不堪一擊，算不上同級別的對手。

然這仍是諸葛亮執蜀期間，朝廷內唯一一次引人矚目的大事件。

通過對此事件的剖析，可從一新的側面認識、了解政治家劉備、諸葛亮。

一、李嚴崛起

李嚴（後改名李平），字正方，南陽人，年青時為郡吏，荊州牧劉表曾讓他歷任諸郡縣，以才幹著稱。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攻占荊州時，李嚴當時正任秭歸縣令，便西詣蜀，投靠劉璋，被任為成都縣令。

李嚴任成都縣令不久，再次以能幹著稱。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劉璋任李嚴為護軍，命他率軍到綿竹抵抗先主劉備的進攻。

李嚴到綿竹後，竟然率軍投降了先主。

先主拜李嚴為裨將軍，不久，打下成都後，又任李嚴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

李嚴只把這看成一個平台，他要利用這個平台大幹一番。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土著豪族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數萬人，一下子打到資中縣。

當時先主正在漢中，形勢危急。

李嚴並不向朝廷要求另外調兵，僅率郡屬軍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級。

其部眾枝黨，又被李嚴打得星散逃避。

這一戰，展現了李嚴的軍事才能。

大戰後，李嚴在郪、資中等全部恢復了「民籍」，將過去由豪族直接控制的大量百姓，建立起了由政府控制的、今後得向政府交租納糧、服役的戶籍。

從根本上奪走了、或者說抑制了土著豪族的土壤。

這又表現了他突出的政治才幹。

不久，越嶲土著民族高定遣軍圍新道縣，①李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

做為一個降臣，僅僅表現出卓越的能力還不夠，還得表現出對新主子的忠心。

李嚴挖空心思，在劉備稱帝這事上做夠了文章，充分表現出了忠心。

他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在劉備未即位前，一手在武陽刨制了「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事件，此後又遍邀蜀國官員八百人簽名，上表懇請劉備稱帝。

劉備稱帝後，李嚴為宣傳劉備的「天命」，又在該地建廟、刻碑，大揚其名。

二是，主動策劃，請劉備到犍為「籍田」。

建安二十五年(220)二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繼立，十月取代漢室，稱皇帝，建魏國，改年號為黃初。

為對抗曹魏，益州府官員們也為劉備登基稱帝，都緊急活動起來。

當時謠傳漢獻帝被曹丕所害，劉備不加查證，即為其發喪制服②，以顯示自己為漢室繼統。

與此同時，各地官吏紛紛稱本地出現祥瑞之物，為劉備稱帝做輿論準備。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黃龍見武陽」事件。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載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人的上書中說：「……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

群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

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

《易》干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

」《華陽國志·蜀志》也說：「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

蜀以劉氏瑞應。

」 《宋書·符瑞志中》仍說：「劉備未即位前，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此事見於《三國志》等正史記載，影響甚大。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武陽赤水為犍為管轄，犍為太守李嚴利用這一自然現象討好劉備，做夠了文章。

李嚴曾立了《黃龍甘露碑》，全文如下：

（碑文前十行闕，其羣臣列名錄後。

）

（上闕一人）司徒臣（姓名闕）、安漢將軍（下闕，又闕五人）、侍中臣（闕）、立侍中（下闕）、尚書（下闕、又闕四人）、五官中郎將臣（姓名闕）、太中大夫臣（姓名闕）、中散大夫臣（姓名闕）、博士臣許慈、議郎臣（姓名闕）、議郎臣（闕）、信議郎臣（闕）光、議郎臣（姓名闕、又闕二字）、將軍臣（姓名闕）、鎮東將軍臣劉琰、平西將軍臣劉（闕）、平北將軍臣劉（闕，又闕二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二字）、將軍臣（姓名闕，第二橫並闕，第三橫闕十八人，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十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第四橫闕十二人，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姓名闕，又闕一字）、將軍臣孫（闕，又闕一字）、將軍臣（闕）仁、時太守南陽李嚴、正方丞宋逺、文竒，武陽令陰化……。

第二碑

惟建安廿六年（闕十字）赤水（水字）甘露（闕）亐縣中（後闕）

碑陰：（上闕六人）侍中臣（闕）、立侍中（下闕）、尚書（下闕，又闕二字）、光祿大夫臣（姓名闕，又闕二人）、中散大夫臣劉（闕）、博士臣許慈、議郎臣（姓名闕）、議郎臣（姓名闕）、議郎臣孟光、議郎臣（姓名闕，下闕人，又闕二人）、益州前部（闕二字）、臣費詩、益州左部司馬臣（姓名闕）、益州右部司馬臣（姓名闕）、益州（闕）部司馬臣（姓名闕）、益州部蜀郡從事史臣（姓名闕）、益州部（闕二字）從事史（下闕）、益州部（闕二字）從事史（闕）義校尉臣（姓名闕）、益州部巴西從事史（闕）信校尉臣李（闕）、益州部梓潼從事史忠節中郎將臣（姓名闕）、益州部牂柯從事史臣（姓名闕）、益州部永昌從事史（闕字）校尉臣（姓闕）、益州部（闕）山從（下闕，又闕五字）、從事史臣（姓名闕，闕六字）、業校尉臣（姓名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闕二字）、中郎將臣劉（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張（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劉（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又闕二字）、中郎將臣（姓名闕、下闕）③

宋洪适在《隸續》中記載此事時曾指出：右《黃龍甘露之碑》二，隸額，皆六字，不磨滅。

碑中有穿，各髙五尺余，大者廣三尺，次二字，《華陽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立廟作碑。

《蜀志》次年曹丕既滅漢，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等上言武陽龍見，君之象也。

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立禮儀、上尊號，至次年登壇即位。

大碑之文十行，僅有數字可辨，羣臣列名居石之二，上下四橫每橫二十餘人，可辨者侍中二人、司徒、尚書、五官中郎將、太中中散大夫、博士各一人、議郎四人、安漢鎮東等將軍二十餘人。

官之下皆稱臣、姓名。

碑側題太守李嚴、並丞、令二人姓名。

嚴後改名平。

次碑之文，十四行。

惟首行有「建安廿六年」數字可辨，碑陰存者，上兩橫，每橫三十人，可辨者：侍中、議郎、從事史、中郎將數十人。

兩碑俱有許慈、孟光題名，則立石非同時也。

建安二十五年，漢祚已終，次年四月，蜀主方稱帝改元，則辛丑之春，蜀人猶奉漢代正朔。

故有建安二十六年之文。

兩橫之下，崇寧中為王時彥所磨刻，其說二碑皆有額，卻雲其一漫滅李嚴大字一行，皆可讀，卻雲所存十字，如是鹵莾，輙敢鐫勒。

武陽在漢屬犍為，今為眉州彭山縣。

從此碑看，建安二十四年（219），當時屬武陽縣（今屬雙流）的赤水河（即今與府河相匯的鹿溪河、歷史上又名蘭溪）。

此河源自成都平原東部的龍泉山脈，歷來「江水濁」，略呈赤色，而府河為李冰所開的「二江」之一，水清，二江相匯之地，清濁分明。

當時濁水呈現出了所謂的「龍」形。

這當與李嚴該意尋找機會巴結劉備有關。

李嚴抓住這一自然現象，廣造輿論，動員蜀國各大臣簽名刻碑，又建廟鑄鼎，④為劉備正式稱帝立下了功勞，取得了劉備的信任。

劉備為帝後，曾大搞過一次籍田活動。

籍田是我國先秦時期天子、諸侯徵用民力耕種的田。

西周有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籍田百畝的古制。

三國曹魏曾多次籍田。

為顯示天子的正經統和威儀，在犍為太守李嚴的安排下，在犍為所屬的武陽，也就是「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之地的附近，搞了一次比較正規的籍田活動。

《元和郡縣誌》卷三十四說：「籍縣，本漢武陽縣地。

周閔帝於此置籍縣，因蜀先主籍田地為名。

隋大業二年省，永徽四年復置。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五：「沐馬川，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蜀先主於此置籍田，牧馬於此江中，俗因名沐馬川，今割屬廣都縣。

」劉備籍田的細節，古籍不見記載，但籍田的程序在古代大體是相似的，不外乎祭天、祭地、祭農神，然後天子相征性的耕耕田而已。

另外，當時先主在成都時，有時也外出遊玩。

如上文的「牧馬於此江中」，蔣任廣都縣長時，「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⑤，這些活動多數當與李嚴有關。

李嚴的另一政績，是對蒲江大堰「六水門」的大修。

蒲江大堰，六水門，以後又叫通濟堰、通津堰、遠濟堰、馨堰等。

《華陽國志·蜀志》：「武陽縣，郡治。

有王喬、彭祖祠。

蒲江大堰灌郡下，六水門。

有朱遵祠」。

《水經注》說武陽縣「籍江為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華陽國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贊論》：「朱遵，字孝仲，武陽人也。

公孫僭號，遵為犍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

」 《元和郡縣誌》卷三十三說：「馨堰，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擁江水為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

公孫述僭號，犍為不屬，述攻之。

功曹朱遵拒戰於六水門是也。

」即在公孫述據蜀（公元25——36年）之前，六水門已經存在，此工程必興於西漢無疑。

六水門，《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奉常屬官有「都水兩長丞」如淳注道：「《律》：『都水治渠、堤、水門。

』水門即水利工程。

蒲江大堰又叫「六水門」，從命名習慣上看，也應是西漢時期的水利工程。

從此堰樞紐名蒲江堰的情況看，估計其樞紐取水位置在蒲江口附近，即後來所稱的邛江口。

宋歐陽忞撰《輿地廣記》卷二十九：新津「有天柱山通齊堰，自卭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眉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頃。

」新津南河舊名邛水、邛江、臨邛水、蒲江等，為岷江支流，發源於四川名山境內，經今蒲江縣、邛峽縣，接納邛崍諸水後入新津界，入岷江。

此地古名邛江口。

漢代新津地舊屬武陽縣。

武陽始置於秦，轄地相當今彭山、新津、眉山、仁壽（部分）、井研—帶，秦時屬蜀郡，漢武帝後改屬犍為郡。

武陽縣城在今彭山縣江口鎮。

武陽曾在較長時間內為犍為郡治，蒲江大堰的興建，與武陽的這種歷史背景當有關係。

今新津地於周閔帝元年（公元557年）建縣。

蒲江大堰渠首工程以「六水門」為其顯著特徵。

即在渠首建有六個大的可上下開關的六個水門，換一句話說，它築有壩堤，在壩堤上開水門。

可據需要放水灌溉農田 。

這與當時西蜀普遍使用的無壩引水工程相比，甚為特殊。

據《水經注》記載，李嚴在健為任郡守期間（214——222），曾對此堰進行過一次較大規模的整修。

當時，武陽縣縣境內江上原有大橋，長一里半，叫「安漢橋」，每年漲水時，都會沖壞此橋。

每年修橋，百姓甚苦。

李嚴見此，即率百姓開鑿天社山，「尋江信道，此橋遂廢」。

天社山，即今新津縣城邊上的老君山。

這「尋江信道」能替代橋樑，實是攔江大壩，能開閘放水，壩上可供人行過江。

換言之，李嚴還重新修築了「六水門」樞紐工程，使其能連接江的兩岸。

另外，這大壩既然可替代「縣下」的過江大橋，也證明當時蒲江大堰樞紐位於蒲江口附近，與唐代以後、即現在的位置大不同。

東漢晚期，蜀中從兩次黃巾大起義，戰亂極頗繁，都江堰、六水門等大型水利工程都嚴重失修。

李嚴上任後，大抓水利建設，確實抓到了關鍵上。

這次工程影響很大，以致於宋工部侍郎、井研人李心傳認為 「眉州通濟堰，建安間創始」⑥，即李嚴創建了通濟堰。

二、先主劉備親種禍根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李嚴降先主後，實職只是犍為太守。

《先主傳》說：「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

」《伊籍傳》說伊籍曾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

《廖立傳》：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征立為侍中。

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

《蜀科》即劉備入蜀初期制定的的法律。

李嚴參與其事，說明劉備在眾多劉璋舊部中，對他比較重視，另一方面，只給李嚴一個太守職務，又說明還沒另眼相看，特別重視。

《楊洪傳》說：楊洪在先主定蜀後，曾任健為太守李嚴的功曹。

李嚴欲徙郡治舍，楊洪固諫不聽。

楊洪遂辭掉功曹，李嚴只好將楊洪推薦給益州，擔任蜀部從事。

不久，先主爭漢中，急書令諸葛亮發兵。

軍師將軍諸葛亮拿不定主意，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

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諸葛亮於是下決心發兵漢中。

當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諸葛亮於是又上表先主，讓楊洪代理蜀郡太守。

楊洪眾事皆辦，十分得力，沒過多久，便擔任了正職蜀郡太守，不久又轉為益州治中從事。

這事說明李嚴任健為太守時，十分剛強，即使象楊洪這樣極有見解、極有才幹的部下的建議，一點也聽不進去。

《費詩傳》說王沖者，廣漢人也。

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

為嚴所疾，懼罪降魏。

魏以沖為樂陵太守。

下屬懼怕李嚴，以致降魏！《楊戲傳》說：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

李嚴一方面才幹卓越，一方面缺少親和力，給他做下屬很難。

李嚴鎮壓了土著豪族馬秦、高勝等在郪縣的暴動事件後，其才幹引起劉備註意。

後來，越嶲土著民族高定遣軍圍新道縣事件發生後，劉備即派李嚴馳往赴救，又大破敵軍。

經此二戰，劉備視李嚴為能臣，寄予厚望，加李嚴為輔漢將軍，仍兼任犍為太守。

後來，李嚴在劉備欲稱帝的關鍵時刻，一手刨制「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事件，又策劃劉備「籍田」等，進一步得到了劉備歡心。

但當時劉備急於東伐，不得不把後方交與諸葛亮，為安定起見，來不及提拔李嚴。

章武二年，先主敗退永安、又患病重時，開始著手安排後事。

從他託孤時所對諸葛亮、劉禪說的話來看，他對後主今後的地位甚為擔心。

他開始著手上層人事調整。

他的唯一一個大動作，便是直接下詔，令李嚴到永安宮，拜為尚書令，直接留在身邊，管理大小政事。

尚書令，秦、西漢為少府屬官，掌奏章文書。

東漢政歸台閣，尚書令成為僅對君主負責的總攬一切政令的首腦，其地位在相當長時間內取代了、或者說超過丞相。

劉備稱帝之初，名義上設丞相不設尚書令。

但實際沿用的卻是東漢晚期「尚書台」的體制。

當時諸葛亮雖名為丞相，卻沒開設相府，即沒有丞相自己的辦公機構。

他的官職全稱是「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⑦。

「錄尚書事」、即皇帝身邊眾多「尚書」們的頭目，類似今之秘書長、或辦公室主任，能直接向皇帝匯報工作。

東漢後期的丞相，如無「尚書」之銜，則不能直接面見皇帝。

「假節」即可以直接代替皇帝處理某些奏章。

換言之，諸葛亮當時的實際職務，是東漢晚期的尚書令，而非丞相。

順便說一句，諸葛亮逝世後，尚書令的職權立即大起來，又回到了東漢後期的軌道。

《後主傳》：「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 蔣琬以丞相留府長史的身份擔任尚書令後，便可總攬國事，為百官之首。

這時劉備突然新設了尚書令，又留在身邊，顯然劉備要是要在身邊重新建立一個處理全國軍政事務的「尚書」機構。

這機構就由李嚴總負責。

諸葛亮在成都對軍政事務的處理意見，要通過李嚴的機構後，才能達到劉備那裡。

劉備的旨意，要先通過李嚴的機構，才能到達諸葛亮的機構里！這對諸葛亮、及其在成都的「尚書」班子都是重大威脅！劉備這一舉動，不僅含有要培植李嚴力量，要他與諸葛亮分權之味，也是當時蜀漢朝廷中重大人事變動的信號，對諸葛亮的振動、威脅很大；——東漢尚書令取代丞相之事，方離去不遠，完全可能在蜀漢重演。

只是因為當時劉備在前線，距成都甚遠，很多事還不得不藉助諸葛亮在成都的機構，加之李嚴畢竟是劉璋舊部降臣，而劉備身邊多為從荊州帶過來的人，多為諸葛亮舊部，李嚴一時還不敢做太大的動作。

當然，最主要的是時間太短。

先主始詔李嚴到白帝城，應在章武二年(222)六月敗回白帝城之後，次年二月劉備託孤，最多八個月。

這才沒最終釀成更大的人事變動。

次年二月，先主病危時，讓李嚴與諸葛亮同受遺詔輔少主。

《先主傳》：「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又任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

這一任命對諸葛亮是非常有利的，它明確了諸葛亮是正，而李嚴是副，換言之，也明確了諸葛亮在成都的「尚書」班子是正，而李嚴在永安的「尚書」班子是「副」。

託孤後，諸葛亮的班子立即接管了李嚴班子的所有事務。

李嚴班子事實上成為一個臨時班子，很快便消失了。

劉備重病期間，在永安重建「尚書」機構的做法，在李嚴為諸葛亮之間搞權力平衡，為以後他二人的權爭，親手種下了禍根。

三、諸葛亮、李嚴權爭始末

章武三年五月，十七歲的劉禪在成都繼位，即改元建興。

諸葛亮正式開府處理全國大小事物。

這是蜀漢官制的一個轉折點，劉備時期實際上存在的「尚書台」班子，被相府機構取代。

「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由此開始了諸葛亮執政時代。

諸葛亮對劉備在永安重建尚書機構的做法，心裡究竟怎麼看，史無明載，但可從年號這麼一件小事看出來。

陳壽曾專門批評道：「禮，國君繼體，逾年改元。

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⑧也就是說，劉禪繼位後本應在次年正月才開始使用新年號，但卻馬上用了新年號，迫不及待，違反禮制！不過，陳壽把這帳算在劉禪身上，卻怨枉了後主。

當時，小劉禪對諸葛亮「以父事之」，一切由諸葛亮說了算。

使用新年號為國之大事，事先必經有關部門反覆討論。

蜀中官員不可能不知道有關禮制。

諸葛亮執意使用新年號，正反映出他心中對先主的不快，其中李嚴任尚書令之事當最為突出。

諸葛亮執政後，表面上先後封李嚴為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勛，但卻讓他繼續坐鎮江州，尚書令之職，名存實亡，這才是實質。

這做法，與劉備生前安排的「尚書令李嚴為副」的旨意當然不符。

事實上，至從諸葛亮執政起，李嚴尚書令的身份便不再見諸記錄，不再提了，怎樣消失的，也不清楚。

建興三年（225）三月，諸葛亮率大軍南征。

這是蜀國的特大事件。

可以說當時蜀國全國上下都動員了起來。

在此事件的初期，《呂凱傳》曾說：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

」在其後整個南征大戰中，看不到李嚴的活動蹤影。

本來，李嚴與諸葛亮既同為託孤大臣，按理說諸葛亮外出南征時，便應把後方政事交李嚴。

但諸葛亮根本沒這樣做。

《楊洪傳》說楊洪開始時曾為李嚴屬下的功曹，李嚴還在犍為任上，而楊洪已當蜀郡郡守。

楊洪用的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干，舉郡吏，數年後又擔任廣漢太守，而楊洪尚任蜀郡郡守。

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這個記載恰好說明了諸葛亮對李嚴進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冷處理」。

李嚴自己還抱有夢想。

當時，諸葛亮北伐事已進入準備階段。

他以為，諸葛亮出軍漢中時，會讓他到成都「知後事」，即負責全國政務。

本來，他駐紮在永安，便自做多情的提前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

李嚴在江州一邊築大城，一邊暗暗等調令。

當時，他曾與被迫外降的孟達寫信說：「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

」諸葛亮也在給孟達的信中說：「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

」諸葛亮雖全無李嚴「知後事」的想法，但還不想矛盾公開化。

建興五年，諸葛亮北伐前，在著名的《出師表》中，對朝中大事做了周密安排布置，提到了眾多大臣，唯獨沒談到做為託孤之副的李嚴。

他出軍前，又將「知後事」的重任交與了蔣琬等。

李嚴的夢想徹底破滅。

這時，諸葛亮又下令調李嚴所轄二萬軍隊前去鎮守漢中。

李嚴正在不滿，便討價還價，要求從益州東部分割五郡，新設江州，讓他當江州刺史。

諸葛亮沒同意，致使調動未能執行。

李嚴見諸葛亮大權在握，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沒過多久，又想出一計，欲重演當年劉備稱帝前後的把戲，便主動寫信給諸葛亮，勸其象曹操、司馬懿那樣受九錫，進爵稱王。

這正好給了諸葛亮一個教訓他的機會！諸葛亮接書後，義正嚴辭地批道：「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

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

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⑨諸葛亮大氣凜然，軟硬不吃，李嚴只好吃了一個啞巴虧。

建興七年，陳震出使東吳之前，專門找到諸葛亮，專題匯報李嚴的巧詐和早年為官劣跡。

《三國志·陳震傳》說：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陳震）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

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可使孝起知之。

」正方，即李嚴字。

這是諸葛亮準備將李嚴問題公開化的信號。

建興八年(230年)，曹軍欲攻蜀，諸葛亮再次要李嚴帶二萬軍隊到漢中坐鎮，李嚴又討價還價，說起「司馬懿等開府辟召」之事，諸葛亮為將李嚴調離他經營多處的老窩，驅虎下山（這有點讓他進一步表演之意），便上表後主，任李嚴子李豐為江州都督督軍，接替李嚴調走後的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李嚴若仍不執行調令，矛盾便公開化了。

當時李嚴還沒有這個力量，不得不執行調動命令。

這一時期，李嚴改名為李平，為什麼改名，還是一謎。

建興九年，李嚴到漢中接替魏廷，「督漢中」。

李嚴從鎮江州到督漢中，表面上看是平級調動，實際上江州是李嚴多年經營的據點，而漢中卻是諸葛亮的大本營。

李嚴到漢中後，實質上是在諸葛亮眾多親信的控制之下，毫無自主權可言。

這年春，諸葛亮率軍出祁山，令李嚴負責軍糧等運輸事務。

李嚴本是「督漢中」，從職責上看應管理漢中的軍政大事，可現在卻被貶為運糧官，肯定一肚子鬼火。

加之當時正值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工作十分困難，不能按時交糧。

李嚴於是派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說是後主命退軍，讓諸葛亮即刻退還。

諸葛亮本因糧盡，正打算退兵，便承命退軍。

李嚴見大軍退回，又故作驚詫，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試圖推卸自己不辦軍糧之責，同時還試圖攻擊諸葛亮擅自退軍之愆；與此同時，他還向後主上表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

諸葛亮回到朝廷，將李嚴前後手筆書疏本末等全拿出來，責問李嚴。

李嚴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於是，諸葛亮上表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第，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

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

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

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

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

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

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

諸葛亮又與眾將共同簽名彈劾李嚴說：「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情狹志狂，若無天地。

自度奸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向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

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

」於是，廢李嚴為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

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

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

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

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

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

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

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

」⑩

建興十二年，李嚴在梓潼聽到諸葛亮死訊後，知道自己徹底無望了，發病死。

原來，李嚴被遷後，還寄希望諸葛亮有一天會良心發現，給他一個機會，——這事只有諸葛亮能做，而他的後繼者斷不會為之！現在諸葛亮已去，自己的現狀也永運不會改變！他心激攻火，竟然死了。

《三國志·蜀書·楊戲傳》載楊戲對李嚴的評價是說：「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

劉備作為君主，在準備交班之前，為下一代著想，在託孤重臣中稍搞一點權力平衡，系基本的帝王之術，恐怕不可非議。

諸葛亮與李嚴之間的是非，後人不宜用今日的標準妄加評判。

但有一點是可以說的，雖然二人都欲緊跟劉備，但在思想觀念和生活作風上頗有差別。

李嚴刨制「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的做法，李嚴勸諸葛亮象曹操、司馬懿那樣受九錫，進爵稱王的動機，與諸葛亮一慣思想觀念不符，為其不恥，卻是明顯的。

李嚴豪族般的生活，「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與諸葛亮「鞠躬盡瘁」的生活亦相差甚遠。

他們屬於不同類型的人，諸葛亮克已奉公，而李嚴私慾極強。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要後主「遠小人」，這「小人」應當包括李嚴在內。

值得一提的是，諸葛亮擊敗李嚴、打垮政敵後，不象司馬懿「高平陵事件」後、東吳諸葛恪事件用夷族的方法來對處理對手，只是流放並基本保留原生活待遇水準，這在三國時期是極難得的。

這表現出了諸葛亮的胸懷。

李嚴敗了，但也曾為蜀漢政權做過貢獻，也是蜀漢早期的一個重要人物。

陳壽在李嚴等人的傳記後，曾專門評說：李嚴等人的失敗，「覽其舉措，跡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事實上，不盡如此。

一將功成萬骨枯，在諸葛亮的成功路上有很多墊腳石，李嚴只是其中之一。

注釋：

①關於此新道縣，史學界尚存爭議。

《水經注》卷三十三說：「崍山，卭崍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

」《蜀中廣記》卷十四說：「崍山，卭崍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

」曾有人據上此疑新道縣是由嚴道改名。

但蜀漢時嚴道縣仍存，見《晉書·地理志》。

方北辰《三國志註譯》1803頁說：「新道，縣名，縣治在四川屏山縣西。

」屏山為蜀漢時安上縣境。

我疑新道、安上為同一縣，或為劉璋時改縣名，蜀漢時又復改回。

②《三國志》卷3 2《蜀書·先主傳》，《後漢書》卷9《孝獻帝紀》說獻帝死於曹丕代漢的14年之後。

③宋洪适撰《隸續》卷十六《黃龍甘露碑》。

④《太平寰宇記》卷七十四：「黃龍廟在縣（彭山縣）東二十八里，在長江村導江東岸，《華陽國志》雲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仍立廟、石碑，今在。

」南朝虞荔《鼎錄·金器款識》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劍口山，名曰「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跡；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瀋水中。

」

⑤《三國志·蜀書·蔣琬傳》。

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巻一百五十。

⑦《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⑧《三國志·蜀書·後主傳》。

⑨《三國志·蜀書·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

⑩以上見《三國志·蜀書·李嚴傳》及其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