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領導核心的鍛造與淬鍊

階級需要政黨，政黨需要領袖群體，領袖群體需要堅強核心。

領導核心是政治組織的靈魂與樞紐，往往站在時代的前列，引領方向、統籌全局、凝聚力量，發揮著主心骨、定盤星的作用。

能否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特別是領袖人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否成熟與強大的標誌和關鍵。

長征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一次信仰、理想、精神、意志與體力的全方位磨礪，更是對第一代領導核心一次思想、組織、軍事等諸方面的鍛造與淬鍊。

核心初成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促使廣大將士反思和覺醒。

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等人看法日趨接近，逐漸走在一起，成為以後形成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關鍵。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與王稼祥、張聞天同在中央縱隊，一起行軍。

一路上，三人積極交流意見，他們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總結經驗教訓。

張聞天後來回憶到：「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然後，他們又與朱德、周恩來、聶榮臻等人交流看法，大家一致認為，必須改變現在的錯誤，紅軍才有希望。

由於接連的敗仗與損失，李德、博古日益被動。

但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並沒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敗原因的討論上，而是集中在紅軍戰略方向的問題上，抓住了當時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從而贏得黨內許多同志的支持。

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否定此前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進軍，得到與會者贊同。

之後，黎平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後，會議再次肯定毛澤東進軍貴州，在川黔建立根據地的主張。

隨後的猴場會議，再一次肯定毛澤東的主張，並在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至此，召開遵義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實際上已經明確了。

遵義會議上，黨內多數與會者以毛澤東和張聞天為中堅和核心，同「左」傾錯誤展開鬥爭並取得勝利。

會議增選毛澤東為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鑒於博古已經不適合擔任黨的總負責，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

張聞天擔任總負責人後，鑒於此前李德、博古在軍事上獨斷專行的錯誤，在作戰指揮上也要求集體討論並強調少數服從多數。

結果，常常出現決策遲緩、意見難於統一的情況。

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其弊端終於在紅軍二渡赤水戰役中得到激化。

在中央是否進攻打鼓新場的決策中，毛澤東說不能打，是「啃硬的」，但是大多數人都同意，毛澤東也只好服從。

當晚，他在仔細思考之後，還是不放心，半夜裡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再三說服周恩來，把命令晚一點發。

周恩來最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並且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說服了其他人，從而避免了一場重大的損失。

隨後，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至此，毛澤東實際上成為中央紅軍的統帥，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建立起來了。

粉碎分裂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於四川懋功，雙方將士擁抱歡呼，互道衷腸。

但是，黨中央萬萬沒想到，在其剛剛克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之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將對紅軍帶來更大的影響與危害。

張國燾眼見中央紅軍人數比紅四方面軍少得多，個人政治野心隨之膨脹。

1935年10月卓木碉會議，張國燾居然「另立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黨籍，表明張國燾在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道路上，已由索奪權力、分兵對抗發展到組織上的公然對立。

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遭受巨大挫折，給紅軍帶來了巨大損失。

正如毛澤東指出：「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 。

1935年11月，南下川西的紅四方面軍在百丈地區遭到國民黨軍優勢兵力圍攻，8萬紅軍將士銳減至4萬，張國燾的南下方略徹底破產，自懋功會師以來的大好局面破壞殆盡。

在應對張國燾的鬥爭中，黨中央面臨著從未有過的棘手而複雜的難題。

張國燾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企圖昭然若揭，黨中央不能公開與其針鋒相對，因為他後面還有數萬被蒙蔽的紅軍將士，武斷處理只會造成紅軍分裂甚至武裝對抗。

但是又不能失去黨性原則，一味妥協只會使其得寸進尺、變本加厲。

這一難題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黨中央領導人政治能力和水平的極大考驗。

對於張國燾，黨中央力求紅軍的團結與穩定，一方面與其反黨分裂的行徑作堅決的鬥爭，另一方面耐心地說服教育，必要時作一定妥協讓步，促其轉化，表現出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最終，紅四方面軍中廣大指戰員都站在黨中央這邊，徹底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

獨立自主

中國共產黨在其成長發展過程中，共產國際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其存在脫離中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問題，也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消極影響。

然而，長征開始後，紅軍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無意間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重塑自我的機會，客觀上可以擺脫束縛，解放思想，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紅軍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的召開，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沒有「洋拐杖」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此過程中，通過戰爭實踐，黨內同志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思想是唯一正確的思想路線，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逐漸形成。

長征最終取得勝利，正是由於毛澤東等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中央紅軍長征的目的地和行動路線，完全是根據戰爭形勢、沿途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敵我力量對比變化、全國總形勢的發展來選擇確定並不斷調整的。

一開始計劃與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之後決定改道貴州，爭取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北渡金沙江之後積極尋求與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北上陝甘，直至奠基陝北，這一過程，是在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的。

在長征中，毛澤東審時度勢，把握時代脈搏，把紅軍被迫長征與北上抗日的進軍有機結合起來，從根本上解決了紅軍長征在政治上和軍事戰略指導上頭等重要的問題，為黨、為紅軍、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方向。

戰火洗禮

紅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創造的人間奇蹟，是中華民族一部驚天動地、震古爍今的戰爭史詩。

廣大紅軍將士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我黨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之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氣，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血戰獨樹鎮，激戰江油，轉戰烏蒙山，進行重要戰役戰鬥約600次。

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餘次戰役戰鬥，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攻占700多座縣城，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

紅軍陣亡營以上幹部多達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

像這樣幾乎每天都在作戰、作戰的密度和強度如此之大的情況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

長征中不僅作戰頻繁，戰役戰鬥的類型樣式也是多種多樣。

例如，強渡江河的模範戰例——嘉陵江戰役，精心設伏的成功戰例——老木孔戰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經典——東川戰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遭遇戰——夜村戰鬥，出敵不意的奇襲戰——臘子口戰鬥，步兵對抗騎兵的經典戰例——吳起鎮戰鬥，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的成功範例——榆林橋戰鬥，出敵不意的夜襲戰——平越戰鬥，還有最生動詮釋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戰役。

在這些戰役戰鬥中，不僅有堂堂之陣的兩軍對壘，也有出奇制勝的偷襲埋伏，既有紅軍已經擅長的運動戰游擊戰，也有仍需學習和實踐的陣地戰進攻戰。

正是在這種緊張頻繁而樣式多變的戰爭環境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從而在軍事上得到鍛造與淬鍊，極大地提升了軍事指揮的能力。

在長征中，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得到相應的發展，並逐漸獲得廣大黨員幹部的認可與推崇，成為我軍建設與指揮的根本指導思想。

當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之時，不論是外部的時勢還是紅軍內在的自我，都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

我們的黨、我們的紅軍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從容、更加自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

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等為代表的我黨第一代領導核心經過長征的鍛造與淬鍊，具備了在國際國內大勢中縱橫捭闔的能力，快步走向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