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嵇康與魏晉的名士們（一）

這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對於看慣殺人行刑場面的洛陽百姓，也是如此。

公元263年的一個夏日，在京師洛陽東面的馬市刑場，洛陽百姓牽衣頓足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學生曾聯名上書，請求以他為師，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們渴望做最後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權臣大將軍司馬昭能愛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學生的請願沒有阻止屠刀落下，這位名士隕落後，晉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等眾多古書，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後世學者、文人、畫家對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化符號。

這個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為代表的一代名士風範，被魯迅譽為魏晉風度，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每到夜半時分洛陽城內總是迴蕩著這古樸而神秘的琴聲。

它怨恨悽惻如幽冥鬼神，風雨亭亭似戈矛縱橫，彈琴的人，就是魏晉時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傳，嵇康曾夜宿洛陽西南的華陽亭，一位神秘過客將這首神曲廣陵散，授予嵇康。

並且叮囑嵇康絕不傳於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儀的主人。

古書上說，嵇康為人肅肅如松下風，醉酒時傾倒若玉山之將崩，因才華出眾，嵇康年少時便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名士。

他雖然官拜中散大夫，卻無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間。

在距洛陽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雲台山，嵇康常常來此，悠遊盤桓，撫琴長嘯，與他一道交遊往來的有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

他們無一例外名聞京師。

因為七人常在雲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會，人稱「竹林七賢」。

對於他們，竹林仿佛是一片凈土，七賢在此對酒當歌、吟詩作賦，他們身著褒衣博帶，寬袍大袖，酒酣耳熱之時或坦胸漏背，或脫帽棄幘，不拘禮法。

竹林七賢的共同愛好是飲酒，酒幾乎成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徵。

史載，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過喝酒故事最多的還是劉伶。

有記載，劉伶飲酒一旦上了興致，會在家中脫衣裸體，放達自樂。

登門拜訪的人譏笑他有失體統，劉伶不以為然，醉眼朦朧地說到：「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諸位為什麼鑽進我的褲子裡來」。

為什麼飲酒之風此時如此盛行呢？這其中，既有對生命強烈的留戀，也有對死亡突如其來的恐懼。

學者認為：「統治者對士人當然首先是拉攏，拉攏不了當然就要殺，所以當時有所謂的一日之間名士減半這樣一種說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與元老司馬懿，一道輔政，曹氏與司馬兩大政治集團矛盾日益激化。

正始十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開洛陽至高平陵掃墓，起兵政變控制了京都。

在隨後的大規模政治清洗中，前後被殺者多達數千人，天下震動。

從此以後，司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軍政大權，殘酷政治鬥爭帶來的死亡恐懼，深深地籠罩著名士階層。

學者認為：「 一些知識分子有意的避開這種複雜的政治鬥爭。

去到竹林，到一方凈土，去韜光養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著描繪竹林七賢的稀世珍寶---南朝畫像磚。

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就此已經研究了多年。

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代表人物，嵇康為曹魏姻親，娶長樂亭公主為妻。

山濤則與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則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七賢的出處志向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選擇了在竹林飲酒，來躲避政治風險，只有竹林這片凈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風血雨。

仔細看南朝畫像磚，除了竹林七賢之外，畫面還多了一個人，與坐姿散漫，赤腳露腿的七賢，完全不同。

這位與七賢同處一室的人名叫榮啟期，是春秋時代的隱士。

他為什麼會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晉名士作竹林之遊呢。

龔院長認為：「榮啟期的思想行為，跟竹林七賢，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們比較反感的是原來中原地區比較多的傳統的儒教和禮教，非常崇尚玄學和清談」。

相傳榮啟期精通音律，博學多才，但在政治上並不得志，年老以後，常常在郊野鹿裘帶素，鼓琴而歌，自得其樂。

他與七賢同屬士這個階層。

士是西周等級社會秩序下的最後一級貴族，在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動中，士階層瓦解，社會身份已經非常複雜。

他們雖然不再是貴族，但仍然保留著士的稱呼，保留著學習和掌握各種專門技藝的傳統，構成當時的知識群體。

士---在軍事上可任作戰骨幹，政治上任中下級官吏，文化上又學得古今知識。

他們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負，有社會責任感。

正因為此，中國古代，往往把這種知識群體稱為士。

但理想與現實，總是有矛盾的。

南朝的畫家們把榮啟期與七賢並列，正是表達了他們之間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種心境。

到了漢代，隨著漢武帝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社會思想主流，儒士們的言行建議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

儒士，逐漸構成主要的知識群體，並登上歷史舞台，他們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

東漢末年，儒家士大夫不滿現狀，通過品評人物，來推薦人才，來批評時政，被稱為清議，漢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繼承了士大夫們的清議之風。

孔融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破壞綱紀，倒行逆施，士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評曹操的倒行逆施。

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滿門抄斬。

學者認為：「因為曹操絕對不能讓這種不合作不支持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否則他所設下的所有事業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無法成功。

所以殺孔融是具有象徵意義的。

同一個陣營的人原來也是要被殺的」。

政治的殘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與社會的本原。

曹魏時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莊子和《易經》為文獻骨架，會通儒、道開創了玄學思想。

他們追問本與末、有與無、體與用、性與情、形與神、名教與自然等天人之際的各種問題。

應該說，玄學家是帶著自己對歷史與現實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這場討論的。

他們借用清談的形式圍繞著這些問題所發表的各種看法，與其說是對純粹思辨哲學的冷靜思考不如說是對合理社會存在的熱烈追求。

藉助玄學與清談，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氣節，又能擔負起士的責任。

然而，理想與現實難以兩全，隨著曹氏、司馬兩大集團鬥爭日趨白熱化，士人已經無法置身事外，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出路。

一是繼續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轉而投靠司馬氏。

出身上等士族的鐘會就是依附司馬氏的受益者。

鍾會是曹魏太傅，著名書法家鍾繇（yao）之子，自幼才華橫溢。

他只比嵇康小兩歲，卻折服於竹林名士嵇康的風采。

鍾會寫了篇四本論，討論人的才能、稟性的同異離合問題，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

鍾會懷抱文章，來到嵇康家門口，又猶豫起來。

於是，在戶外遠遠地將文章擲入，轉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學者分析：「鍾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兩個人在政治上是對立，所以他把自己的四本論隔著窗戶扔到嵇康住處就跑了，這也說明他們有共同關心的問題，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們的政治立場，確實是對立的。

而鍾會本身是跟司馬氏在密室當中策劃如何奪權，如何取代曹氏政權的人物」。

此時，司馬氏集團的勢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鑠王室。

儘管如此，直性狹中的嵇康卻依然選擇了堅決不與司馬氏合作。

俗話說，天下三大苦：「打鐵、撐船、磨豆腐」。

年屆七十的洛陽老人已經打了一輩子的鐵，在他看來沒有力量不能打鐵，沒有膽量不敢打鐵。

據晉書記載，嵇康也是一位打鐵高手，每至紅爐高燒、烈焰飛騰，慷慨的琴聲與嵇康的錚錚鐵骨相互碰撞，迴蕩在竹林里。

這一天，嵇康正掄著大錘打鐵，鍾會來了。

這位曹魏謀士，雖已是司馬昭的寵臣，但他仍想結交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這位朝廷紅人，獨自揚錘打鐵、旁若無人，把鍾會整個晾在一邊。

兩人沉默僵持良久，只聽見鏗鏗鏘鏘的打鐵聲，直到鍾會忍不住轉身要走，嵇康終於說了一句話：「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不甘示弱，回敬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兩位玄學家的交鋒似高手對決，一招之間兔起鶻（hu）落，勝負立判。

這段對話，就此成為經典，千年以後似乎還能聞到當時盛極一時的玄學氣息。

學者認為：「玄學極大的推進了當時中國人的思維水平，使得我們在理論上的徹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規範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因為他是用當時他們認為最標準的解釋來做解釋，那麼這種程度我們今天可以很負責任的來斷定，當時在思考、思維路徑上，在思維結論上所達到的水平顯然是領先於群體」。

當時名士們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動叫做清談，嵇康領銜的竹林七賢，大多是當時數一數二的談玄高手，他們都崇尚自然而貶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時期最富的代表性的口號。

學者分析：「嵇康認為，要越，超越這個名教而直認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

很明確的有了政治態度，這個政治態度，就是反對司馬氏集團。

因為司馬氏集團推行的就是名教，所謂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種各樣的符合儒家規範的名來作為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並不意味著可以超越現實。

隨著司馬氏集團加快篡魏步伐，開始對天下名士進行招安，迫於形勢，昔日參與林下之游的名士，一個個離開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當起了有職無權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濤，憑藉與司馬氏的特殊關係，平步青雲，仕途坦蕩。

公元261年，原本擔任吏部郎的山濤，馬上要再次升遷，讓誰來接替自己原來的職位呢。

山濤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顯示司馬集團對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讓嵇康體面地走出竹林。

寒冬過後是桃花盛開的季節，山濤的引薦在花瓣的飄落中有了明確的答案。

嵇康給了怎樣的答覆呢，請持續關注，謝謝大家（來自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