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教子女修身齊家 費心盡力為子女婚配賢妻佳婿

中國過年有貼春聯的習俗，每逢春節，各家各戶便把各式各樣喜氣、吉祥的春聯貼到門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農村中的紳士階層的門戶上往往貼著這樣一幅對聯：

耕讀傳家久，

讀書濟世長。

農耕社會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潤，滲透於字裡行間。

曾國藩也是秉持這樣的持家之道。

他自己從先輩「半耕半讀」的家風中成長起來，又結合自己治學、為官的人生經驗，進一步發揚了耕讀傳家的傳統。

他與妻子歐陽夫人一起，勤儉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殘陽夕照中，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圖景。

歐陽夫人是曾國藩的結髮妻子，也是他的老師歐陽凝祉的女兒。

婚後育有三子五女，長子曾紀第早夭，實際活在世上的有七個。

五個女兒分別是：紀靜、紀耀、紀琛、紀芬；兩個兒子：曾紀澤、曾紀鴻。

歐陽夫人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

自嫁入曾家，便秉承丈夫的意願，親自操持家務，紡紗織布，燒菜煮飯、克勤克儉，毫無怨言。

曾國藩雖長居軍旅，後又總督兩江，經手銀錢不下千百萬，但他以廉潔自律，「誓不以軍中一錢寄家中」，因此歐陽夫人在家的生活遠不像一般高管家庭那樣寬裕。

同治九年（1870年），曾國藩在南京兩江總督任上，總結自己修身持家之道，歸納為「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身欽」四條，並以勤、儉、敬、恕為內涵，教育兒子，「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以此四條相稽，以期有成焉」。

相似的，曾國藩還說，吾教子弟不離「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做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訓。

紙上得來終覺淺。

曾國藩不僅在書信中指點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齊家，更是在實踐中模範帶頭，並時時監督子侄們的落實情況。

他告訴兒子，「吾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說，「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簡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又叮囑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國潢，「吾家子弟，人人須以勤勉二字自勉，庶幾長保盛美」。

曾國藩在前線，唯恐其第在家為他買田置屋，「則寸心大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則死後做鬼也是不安」，並特意給國潢交代：「弟若聽我，我便感激你；弟若不聽我，我便恨爾，望賢弟千萬無陷我於惡。

」

曾國藩對兒子有很高的期望。

無論是學業，還是生活，他都是一一點撥。

在讀書上，要求他們「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每當看到兒子在信中向他請教學問，就非常歡喜，並耐心地予以解答；還要求兒子在回信中對他的解答談談體會，如咸豐九年（1859年）給曾紀澤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註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並未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稟復，不可忽略。

」

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的，但他對兒子的教育卻很靈活。

兩個兒子科舉之路不順利，連舉人都未考中。

曾國藩鼓勵他們讀有用之書，習有用之學，而不是一昧沉浸於科舉仕途之中。

同時，他鼓勵體質不好的兒子多外出，在欣賞山水中增加歷練、陶冶性情。

毫無疑問，這在當時都是相當開明的。

在這種開明的環境和寬鬆的氛圍中，兄弟二人都學有專長，並取得不小的成就。

曾紀澤學習英文，鑽研近代科技，並與光緒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國，又於光緒六年兼任駐俄公使，前後歷時八年之久，「萬國身經奇世界，半生目擊小滄桑」，成為中國最早的外交家之一。

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間，曾紀澤為收回伊犁與俄國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艱苦談判，終於在1881年2月改訂新約即《中俄伊犁條約》，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簽訂的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為中國爭回了大片國土。

這是曾紀澤外交史上最輝煌的一頁，也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一大成就。

曾紀鴻則精通算學，編有《炮攻要術》、《電學舉隅》，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學家之一。

對於女兒，曾國藩同樣傾注了一位父親的愛，卻並不溺愛和嬌慣。

他女兒眾多，「遂深以婦女之奢逸為慮」，指出富貴家庭不勤不撿者，看看他們的內眷表現如何就知道了。

他親自為女眷們制定每日功課，如「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的食事；「繡花或績麻之類的」衣事，「做針線刺繡之類的」細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縫衣之類的粗工等等。

據五女曾紀芬晚年回憶說：「余等紡紗、績麻、縫紉、烹調日有定課，幾無暇刻。

先公父自驗功，昔時婦女鞋襪，無論貧富，率皆自製，余等須為吾父及諸兄制履，以為功課。

紡紗之工，余至四十餘歲隨先外子居住時，猶常為之，後則改成機器縫衣。

三十年來，此機常置余旁，今八十歲矣，皆少時所受訓練之益也。

」

曾國藩認為物極必反，「盛時易做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之家尤其應該注意謹慎謙虛，勤儉傳家，以避免厄運來臨。

這種帶有宿命論的小心顯然是多餘的，但注意加強對青年子弟的教育，無疑是非常理智的。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曾國藩對兒女們的婚事顯然有自己的考慮。

他為兒女們擇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有著很深交情的同鄉、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適士族」。

曾國藩為子女擇妻，擇婿，看重的是書香門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對方的顯赫權勢。

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毀於個人的「政治婚姻」里。

袁世凱通過政治聯姻的方式籠絡了許多達觀貴族，使個人在政治捭闔中如虎添翼。

這種政治婚姻不只是源於中國，而是大有國際市場，恩格斯曾敏銳指出：「（在歐洲的騎士、王公等權勢階層中）結婚事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

」後來李鴻章在為自己的小女擇取夫婿時，把落魄不不堪的張佩綸招入府中鈉為快婿。

當時張已經因中法戰爭中馬尾海戰失敗的罪責在政治上無望再起，連「潛力股」都談不上，李鴻章看重的是他的學識人品。

在對待子女的婚姻問題上，李鴻章的確是受到了曾國藩的影響。

為了父母，總是想盡辦法讓子女過上好日子。

曾國藩雖然對子女的婚事費盡心力，但最終結果卻沒能如他所願。

特別是幾個女婿，有個彬彬若質，卻英年早逝；有的小時候尚可，長大後成了紈絝子弟；有的婆母兇悍，虐待曾家姑娘——看來，知識分子的家庭並不一定代表著妻賢子孝。

囿於封建禮教及朋友關係，曾國藩常常愛莫能助。

憤怒也罷，無奈也罷，都已於事無補。

這不是曾國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對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凱之流要高尚和慎重，幾個兒女的婚事都是他親自挑選的，都是找一些門戶相對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

這對於當時在朝廷任重職的大臣，這樣關心和操心女兒的婚事，也要算是對女性的看著了。

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劇，這是時代的別悲劇。

自由的婚姻離他那個時代太遙遠，雖然當時在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之前，正是《紅與黑》、《簡愛》等文學作品盛行的時代。

他超越了時代，體現了開明，卻不能大踏步地前進，不可能完全脫離於生存環境。

他徘徊於舊途，戀棧於老路，雖然用心良苦，終究難有突破，在許多事情上甚而塗上了悲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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