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匈奴與南中國之間求生存的烏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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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丸有打起仗來「如摧枯折腐」的騎兵,常使中國頭痛,也常為中國所需。

漢代掌宿衛禁兵的有長水校尉,據說他手下就領有烏丸七百餘騎。

王莽征匈奴,亦曾募集烏丸、丁零士兵,還要將他們的妻子家人扣為人質。

公孫瓚率幽州烏丸突騎征韓遂,烏丸人不願從命,以「牢圃逋懸」也就是軍糧不足為由,紛紛叛逃。

因此,漢末的中山太守張純就說:「烏桓數被徵發,死亡略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

」這又從另一個側面,道出了烏丸人在中國的艱難處境。

烏丸人雖不曾建立匈奴式的草原帝國,也未像後來的鮮卑建立起北魏王朝,但在它曇花一現般的短暫強盛過程中,也出現過一個匈奴冒頓式的英雄人物,就是蹋頓。

蹋頓是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的侄子,丘力居死後,他先是代立大人,總攝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三郡烏丸,等丘力居之子樓班長大為單于,他又稱王,以「武略」、「驍武」聞名於世。

據陳壽說,「邊長老皆比之冒頓」。

建安初,袁紹據有河北、山西、河南黃河以北及山東膠州半島,已得「天下六分之五」,他向曹操宣誓,表示靠著自己播名海內的聲譽,即可「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

所謂「兼戎狄之眾」,指的就是他有辦法調動烏丸、匈奴等遊牧民族。

當此時,三郡烏丸在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兵強馬壯,勢力也達至頂峰。

袁紹憑藉他與南匈奴交往的經驗,先假借漢獻帝之名,封烏丸三王蹋頓、蘇仆延、烏延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又派漢人女性與他們通婚,以取得三郡烏丸的全力支持。

在這三郡烏丸中,數遼西的蹋頓最強,袁紹對蹋頓也就格外重視,並在蹋頓的協助下,擊敗了公孫瓚。

而公孫瓚也與袁紹剛好策略相反,他主張「胡夷難御,當因不賓而討之」,粗糙而強硬的態度,容易引發烏丸等遊牧民族的對立,因而袁紹在討伐他的檄文中,就寫有「眾叛親離,孑然無黨」之句,又諷刺他說:「烏丸、濊貊,皆足下同州,仆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

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而由於同烏丸的良好關係,官渡之戰後,袁紹吐血而死,袁譚亦被斬,剩下袁尚、袁熙,便帶領幽冀十餘萬戶吏民投奔三郡烏丸。

建安十一年,曹操征討袁紹外甥、并州刺史高幹,高幹逃往匈奴求救,而匈奴不敢接納,可是,蹋頓卻毫不猶豫地收留了袁尚、袁熙,這讓剛剛將袁紹打得一敗塗地的曹操忍無可忍,於是他下定決心征討三郡烏丸。

稍早前,在烏丸準備出騎兵幫助袁譚的時候,建安九年,曹操就派了牽招去柳城(今遼寧朝陽)見遼東烏丸單于蘇仆延,即峭王。

牽招過去在袁紹手下兼領過烏丸突騎,與烏丸相熟。

他去見峭王時,恰好有遼東太守公孫康派遣的使者,也帶著授給單于的印綬在座。

峭王對這種你來我往的情形很是不解,疑惑地問牽招:

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

牽招一番解釋,當然是說明袁紹如何失當,曹操如何改正,「遼東下郡」則是根本沒有封單于的資格,最後說服峭王「敬受敕教」。

牽招義正詞嚴,圓滿完成自己的任務,可是烏丸人對這種顛三倒四的假拜顯然有疑心,進而影響到他們對國內政治局勢的懷疑、對各種政治力量之強弱的判斷。

郭嘉就分析過,在此情形之下,蹋頓難免也受到「胡人一動,民夷俱應」的輿論鼓舞,而對中原產生覬覦之心。

這一形勢,也促使曹操下決心征討烏丸。

曹操顯然是將烏丸視為強敵的。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他首先聽從董昭建議,開鑿平虜渠和泉州渠,將滹沱河、泒水、溝河、潞河、灤河五條河流,從河北饒陽到樂亭聯繫起來,作為運糧的通道(據張博泉考證)。

但聽說要打烏丸,曹操手下將帥都不贊成,他們認為「夷狄貪而無親」,烏丸人實際的本性,必使他們不為「亡虜」袁尚所用,真正要防備的,不如說是可能偷襲許昌的劉表。

只有「汝潁奇士」郭嘉的意見不同。

郭嘉對袁紹,早有「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的評價,建安初歸於曹操,一直是最重要的謀臣,他不但支持曹操征烏丸,以防蹋頓坐大,更建議要在「胡恃其遠,必不設備」的情況下,「卒然擊之」。

事實也正如郭嘉所料,「坐談客」劉表並未抓住阻擊曹操的最後機會,而當曹操進軍到易縣時,郭嘉再次提醒他兵貴神速,千里襲人,應該要「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

《三國演義》小說講到這一節,定其回目為「郭嘉遺計定遼東」,就是強調郭嘉在這一戰役中起的作用很重要。

出征前,曹操又招來田疇。

田疇是無終(今河北薊縣)人,漢末有名的義士,他曾冒著寇虜縱橫、道路阻絕的危險,穿山越嶺,代劉虞到長安上表獻衷。

劉虞死後,他率宗族等五千餘家避亂徐無山(今河北玉田縣北),約法制禮興學校,遠近聞名。

烏丸、鮮卑尊敬他,「並各遣譯使致貢遺」,與之友好往來。

袁紹父子意欲籠絡他,卻為他拒絕。

但他的苦惱在於,烏丸不時侵擾,殺害知名人士及官員,他都無能為力。

因此曹操的使節一到,他便應聲而去。

建安十二年(207)夏天,暴雨不斷,道路濘滯不通,烏丸又占據了要道,前進無路。

熟悉地形又熟知烏丸的田疇自告奮勇為嚮導,選擇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從盧龍口(右北平郡治,今河北喜峰口附近),過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平岡(今遼寧凌源附近),直撲烏丸蹋頓所在地柳城(今遼寧朝陽)。

待蹋頓、袁尚驚覺,倉皇迎戰,卻為時已晚。

蹋頓措手不及,當場被殺,袁尚、袁熙逃往遼東後,也被公孫康斬首。

這一場勝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戰役,在《魏書》中有很多記載,見於《武帝紀》、《田疇傳》、《郭嘉傳》、《烏丸傳》等,而以《武帝紀》最為詳細。

其中說田疇: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

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

尚、煕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

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

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遼東單于速仆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煕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

《田疇傳》寫曹操見道路難行,問計于田疇,田疇提出「尚有微徑可從」:

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

太祖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這裡增加了一個佯裝撤退、迷惑敵人的細節。

而戰後論功行賞,曹操亦以「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道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為理由,封田疇亭侯(裴注引《先賢行狀》)。

《郭嘉傳》寫郭嘉反覆提醒曹操輕兵以出,掩其不備:

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

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

尚及兄煕走遼東。

但自柳城歸來,三十八歲的郭嘉便一病不起。

曹操上表請追贈加封,裡面說到他「逾越險塞,盪定烏丸」,可與霍去病相比。

《烏丸傳》寫的則是: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

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

太祖登高望虜陣,抑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

上述描寫,詳加對照,在時間、地點等細節上並不一致,過去有人已經解釋可能是由於它們各有不同的史料來源。

這裡不憚繁瑣,一一引錄,要說明的是不管怎麼來寫,它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寫出了如郭嘉所說「兵貴神速」的節奏,同時在烏丸「虜眾大崩」、「惶怖合戰」的映襯下,曹操「登高望虜陣」,從容指揮戰役的形象,也被烘托得愈加高大。

在以「實錄」見長的《三國志》里,不能不說這表現出陳壽亦有一支傳神的妙筆。

與此恰成對照的,是後來范曄在《後漢書·烏桓傳》中所寫:

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

這樣一筆帶過,未免太過平淡。

有「(建安)七子之冠冕」稱號的王粲避亂荊州時,曾勸劉琮歸曹操,他說當此「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慾為公侯」的時代,只有曹操「雄略冠時,智謀出世」,其「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的戰績,足以證明他的傑出,非常人可比。

「破烏丸」、消滅袁紹殘部,在曹操立足中原的道路上,顯然有一種里程碑式的意義。

這一仗,從五月打到十月,當時就傳說萬般艱苦,凱旋途中天寒且旱,殺馬數千為糧、掘地三十餘丈取水。

現存曹操所寫《步出夏門行》四首樂歌,包括《觀滄海》、《冬十月》、《河朔寒》和《神龜雖壽》,據說就是寫在北征烏丸的時候,從北征軍駐紮到碣石(今河北昌黎),諸將領意見猶有分歧,「不知當復何從」開始,到「驥老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道出自己的壯志為止。

其中寫到「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的秋冬天氣,在北方,「鄉土不同,河朔隆寒」,因為河水為冰所封凍,「舟船行難」,又因為地上凍得錐子都扎不進去,根本找不到食物,戰士們只得在厚厚的冰面上艱難跋涉。

不過在這四首樂歌里,還是充滿了「盈縮之期,不但在天」亦即不為大自然屈服的豪氣,尤其「東臨碣石,以觀滄海」這一首,更以其「企首奇壯」(鍾惺評語),歷來被人稱道,如清代學者陳廷敬就曾以此而對曹操有很高的敬意,他有詩寫道:

東臨碣石觀滄海,終古曹公一世雄。

汝在遼西懷往跡,振衣飄渺對天風。

(《過永平懷故觀察守荔裳》二首之一)

「東臨碣石觀滄海,終古曹公一世雄」,征烏丸這一年,曹操五十三歲。

平定柳城,戰果纍纍,且不說收繳財物無數,據說曹操把它們都分贈與人,如「特以素屏風、素馮幾賜(毛)玠」,更重要的是,有「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其中就包括後來隨他轉戰南北、享有「天下名騎」之美譽的三郡烏丸。

而回到易縣以後,又有代郡、上郡的烏丸單于前來祝賀,幽州、并州的烏丸一萬餘落也隨即移居內地,使中國軍隊實力大增。

翌年春,曹操返回鄴都,六月升為丞相,七月南征劉表,九月在當陽長坂坡追擊劉備,一鼓作氣,勢不可擋。

十一月在赤壁,方為周瑜所阻。

三國繆襲曾奉命創作一套鼓吹曲,以曹魏建國的歷史為素材,其中有一首《屠柳城曲》(其七),就是專門歌頌曹操北征烏丸。

歌中唱道:

屠柳城,功誠難。

越度隴塞,路漫漫。

北逾岡平,但聞悲風正酸。

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

神武慹海外,永無北顧患。

南宋的李彌遜有過議論說:

魏武行三郡如歸市,致(袁)熙、(袁)尚如拉枯,可謂英武矣。

然天下未定,勒兵遠掠,深入它人之境,乘危攻堅,僥倖一勝,亦兵家之所忌,有德者所不為也。

(《魏武征三郡烏丸》)

他以為北征烏丸,是曹操倉促行事,僥倖獲勝。

巴菲爾德也曾以此論定,曹操是比遊牧民族首領更大的冒險者(《危險的邊疆》)。

這些「事後諸葛」對曹操攻打烏丸,都不是那麼肯定。

過去史學界因為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將征烏丸說成是「反侵略性的戰爭,得到人民的支持」,引發對於這場戰爭性質的討論,有學者反對郭沫若的看法,認為這「純粹是一個國內爭奪政權的問題」(馬長壽《烏桓與鮮卑》)。

這些爭論,重點在於講曹操征烏丸是不是合理、正義的問題,大多忽略了令曹操作出這一決策的,既有現實因素,也有歷史原因。

一方面,由於烏丸捲入了漢末中國的群雄爭霸,當「(袁)尚欲憑其兵力,以安北邊」時,曹操便無法不將他們與袁尚視為一體,征烏丸,也就成為他最終奪得中原的必有之戰。

而另一方面,他看待烏丸,與中國人歷來看待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立場一致,視之為「夷狄」,為勁敵,沒有什麼改變,戰爭也是早已規定好的一個選項。

班固曾總結漢代對付匈奴的辦法:「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尊卑交替、文武兼擅,相當靈活,也相當細膩,略等於今天的「武力打擊」與「和平外交」兩種對外政策的彈性運用。

而據說這是周朝起就有的外交原則,在漢魏之際,中國對烏丸的態度,亦不妨以此來概括。

柳城之戰後,烏丸元氣大傷,散落在中國北方邊境,再也無機會恢復其完整勢力,不過曹操卻絲毫沒有放鬆警惕。

據王沉《魏書》記載,建安二十年(215),他布置騎督太原烏桓王魯昔駐守池陽(今陝西涇陽縣西北),以防盧水胡南下,但魯昔的妻子,卻被放在晉陽。

兩年後,魯昔因思念愛妻,擅自率五百騎兵回到并州,單騎入晉陽「盜取其妻」,因為他善於騎射,無人敢攔阻,後來還是靠鮮卑人快馬追擊,才將他射死。

而曹操聽到魯昔叛變,起初怕他為亂一方,也是提心弔膽,聽到他死訊後,才長出一口氣。

也是在建安二十年前後,代郡烏丸中有單于自立,讓曹操頗不放心,派裴潛率精兵去鎮壓。

裴潛不願激化矛盾,單車到郡,以懷柔之術,使代郡保持了三年的平靜,不過在他離任幾十天後,烏丸又開始造反。

曹操再派他有志於像衛青、霍去病那樣「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的兒子曹彰北征。

曹彰在這一戰中,奮力搏殺,「鎧中數箭,意氣益厲」,大破敵陣,「斬首獲生以千數」,不僅給烏丸以致命的打擊,也給虎視眈眈的鮮卑以教訓,據《魏書·任城王曹彰傳》說,當時鮮卑首領軻比能率數萬騎觀戰,「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

這讓曹操格外欣喜,表揚載譽而歸的曹彰:「黃須兒竟大奇也!」

在曹操,這便是「修文和親」失效後的「用武克伐」以及「有威服而臣畜之」,對烏丸,他也有兩手。

作者: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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