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真的積貧積弱嗎？為何余秋雨、高曉松、吳曉波最想穿越到宋朝

宋朝歷史從960年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開始，一直到1279年趙昺跳海殉國為止。

共計將近320年。

按照西方紀元，宋朝正處於上一個千年的結束和下一個千年開始的地方。

在這個時間段上，歐洲被後人稱為中世紀。

歐洲中世紀曆時約一千年，大致來說，500年至1000年，稱為中世紀早期；1000年到1300年，稱為中世紀中期；1300年至1500年，稱為中世紀後期。

宋朝基本上處在歐洲中世紀的中期。

在這個時期，歐洲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戰爭。

按照西方歷史分段法，1500年後，文藝復興伴隨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告別了中世紀，走入近代社會。

然而，很早以前便有人提出，早在宋朝，中國就已經進入了近代社會。

或者說，歐洲近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在宋朝大都已經具備了。

例如，君主集權替代貴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領主，百姓因私有財產的保障而獲得人身自由，貨幣經濟取代實物經濟，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貴族文化等。

歐洲近代社會的這些特徵，在宋朝不僅已經出現，而且還很成熟。

此外，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宗教的權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政權地位的上升，導致國家主權意識的日益強烈，民族主義在歐洲成為強大的趨勢並造成巨大災難。

當人們說中國歷史只有「天下觀」，缺乏「主權觀」的時候，我們看到，宋朝是春秋戰國以後，中國歷史上國家主權意識、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最強烈的朝代。

但是，宋朝的主權意識和民族主義並沒有像後來的歐洲那樣，給世界或地區帶來巨大的災難，反而在軍事失敗後，以文化的力量同化了其他的民族主義。

對於今天來說，宋朝既是一個教訓，也是一個經驗。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那麼宋朝到底有多富？相信這個疑問每個熟悉歷史的人都想問，我們來看一組數字。

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

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1600），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裡去）。

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

那麼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

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

宋朝人口約為當時世界人口的15%，但GDP卻達到世界GDP的65%-80%，被認為最強大的唐朝，GDP僅占世界GDP的58%。

北宋朝稅峰值達到1億6000萬貫，一貫約等於一兩，也就是北宋時期最高財政收入為1億6000萬兩白銀，當時的人口約為1億，占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80%，換算成今日的美元，則當時的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

南宋比北宋孱弱，但最高財政收入仍有8000萬兩，人口約為7000萬。

這是什麼概念呢？清朝在乾隆主政時期，全國年收入不超過8000萬兩，全國人口卻已經增至4億，再加上通貨膨脹，在清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不足宋朝的二分之一。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他所有的開國皇帝。

帝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制定 了法律。

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

不准對公卿辱罵。

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

又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

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 下。

」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

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 的時期。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

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

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

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

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

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

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

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

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

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

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

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

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

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

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

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

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宋代開國一百多年後，當時的人們開始比較本朝與其他朝代，我們現在聽不到他們討論的聲音，不過估計也與現在一樣，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有一位大學問家叫程伊川，說的比較具體，他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一百多年裡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聖百年」，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

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一百多年裡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

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

宋代的皇帝對知識分子很尊重，一百年沒有殺過一人，看著實在討厭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念了，再召回來。

文人之間也吵架，但都不會往死里整。

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趕到洛陽去，司馬光去了洛陽後就埋頭編《資治通鑑》，編累了，就寫一封公開信罵罵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寫公開信回罵。

有人問司馬光：「王安石是個多大的奸臣？」司馬光說：「他寫的文章還是挺牛的。

」那時的文人還特別有錢，蘇東坡和歐陽修老是被流放，到了一個地方，看著風景不錯，就買塊地，蓋個亭子。

宋代對商人很寬鬆，在漢朝的時候，商人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不能坐有蓋子的馬車，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規定的「官市」中進行。

到了宋朝，這些規定都不見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舉當官，文人們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憶說，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開酒店、做零售的商人，當年可有錢了，「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

政府對集市貿易的控制也完全地開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開店經商，各位日後看電視劇，看到老百姓隨地擺攤做生意的場景，那都是宋以後的景象，如果電視劇演的是漢唐故事，你大可以寫微博去嘲笑一下編劇同學。

名家評價

日本：內藤虎次郎(1866-1934)：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日本學"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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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謝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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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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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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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學技術無疑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

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

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中國四大發明中，除了造紙術，其它三大發明都是在宋朝完成，義大利數學家傑羅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個指出，中國對世界所具有影響的「三大發明」：是司南（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

並認為它們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

南宋時期最先進的織布機有1800多個活動構件，其中有的技術是現代化織布機也無法達到的。

南宋數學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經發現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歐洲人在400多年後才發現，但在中國的課本上這個公式仍是以那個歐洲人的名字來命名的。

除此之外，中國人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面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

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

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領域，宋代也取得了輝煌成就。

北宋中期，楊忠輔制定《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布公曆時的數據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只差26秒。

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

在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面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

其中《太平聖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聖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成果。

《政和本草》共介紹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

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並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屍、血型鑑定、死傷鑑別、檢骨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

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於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之一斑了。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這麼寫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

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

宋朝無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都是古代中國的頂峰，也是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

若將《清明上河圖》同南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圖文並讀，可以清楚看到，宋朝百萬人口的城市規模與商業、手工業及外貿等是多麼繁榮。

宋代在經濟、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官僚政治等方面的成就，不僅超過同時代的歐洲，超過歷史上的漢、唐，還完全可同數百年後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相媲美。

宋代是中國山水畫的黃金時代

宋代是中國山水畫的黃金時代，尤以李成，范寛，郭熙，米芾四人為代表人物，人稱北宋四大家。

畫壇上山水畫最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發展，各種技法日趨完善，完全脫離了隋唐以來「先勾後填」之法，出現了講究筆墨韻味的皴、擦、點、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畫造景重造化、重理性，院體格法法度賅備，審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漸轉向人文精神，這一時期美學著述獨到、藝術思潮活躍、繪畫作品精湛，是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發展源頭。

李成《茂林遠岫圖》

范寬的《臨流獨坐圖》

所謂「積貧積弱」，軍事上最明顯的體現是北宋未能征服兩個主要敵國——遼和西夏，最終為後起的金人所滅；南宋偏安於江南，無力北上收復失地，最後為蒙古所滅。

契丹遼國和党項西夏並非漢唐面對的匈奴、突厥等草原部落聯盟，而是二元制的遊牧政權，兩國既保有遊牧民族的軍事優勢，又吸取了中原農業文明的組織管理優點，因此能與北宋長期抗衡屹立不倒。

更為不利的是，北宋立國前，北方屏障燕雲十六州已被契丹占領，西北的主要養馬地喪失殆盡，北宋騎兵數量遠低於漢唐，更不及遼和西夏。

從表面現象來看確實如此。

但如果深入分析當時的實際情況，則會發現：其實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朝代，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兵役制度，宋軍可以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常備僱傭軍，且待遇極為優厚(這不禁讓人想起了今日的美軍)，當時也只有宋朝有實力實行募兵制。

其中最具獨創性的舉措就是「荒年募兵」，每當一地鬧災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時，政府就在那裡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

」一人當兵，則全家溫飽無虞。

宋代農民起義較少且規模都不大，荒年募兵功不可沒!宋朝的軍事實力，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

雖然因為承平日久，不免文恬武嬉，但在外患的壓力下，宋朝一直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力量。

宋代的軍事訓練、武器裝備水平都是一流的。

在統一中土之戰中北宋軍隊表現出的勢如破竹的強大戰鬥力令人刮目相看。

南宋初年，在戰火中淬鍊出來的宋軍愈戰愈強，打得不可一世的金軍節節敗退，並發出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膽寒之聲。

宋史專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宋朝」條目中，修正了以往強調宋朝對遼金等國處於劣勢地位的說法，認為北宋與遼朝長期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尤其是「澶淵之盟」以後。

南宋與金朝，除宋高宗統治的前15年外，在「紹興和議」之後的長時期內，雙方實力相當，誰也奈何不了誰。

南宋後期，蒙古軍南下攻宋，南宋在長達45年的時間裡對蒙元這一勁敵雖處於劣勢地位，但進行了頑強的抵抗。

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歷史的一個「異數」，對當時所有的國家來說，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強敵」，可謂打遍天下無敵手。

然而，蒙古軍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強勁對手就是南宋!

不信各位可以比較這樣一組數據；

蒙古征服西遼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

蒙古征服羅斯聯盟(今俄羅斯)用了5年；

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

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

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

而蒙古徹底打敗人們印象中所謂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這也是蒙古軍最大規模的調兵遣將，以舉國之兵進攻一國，還要通過迂迴包抄(滅亡大理後形成兩面夾擊)、多年苦戰之後才艱難取得勝利，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僅有的一次。

更令蒙古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釣魚城下受傷殞命，南宋成為蒙古人最難啃的一塊骨頭。

「積弱」之說，難以成立。

兩宋綿延316年，在中國自秦統一之後的大王朝中，僅次於兩漢排在第二。

宋代在戰爭中立國，先後經歷了與遼、西夏、金、蒙古的對峙和戰爭直至滅亡。

戰爭從來沒有長時間間斷過。

可以說，兩宋是戰鬥了300多年的朝代。

與漢唐時期脆弱易分裂的遊牧聯盟國家匈奴、突厥之流相比。

兩宋所要面對的，是新興起的擁有二元管理體系，能夠對國家內不同的農耕和遊牧民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國這種強大得多的敵人。

說一個同數個強大敵人戰鬥並生存300多年的政權是「積弱」，在邏輯上不成立。

為何渲染「積貧積弱」：宣傳的需要

既然「積貧積弱」不能作為宋代的概括，那麼這個論調又是如何被提出並深入人心的呢？

後代士大夫藉以抒發對所處時代的情緒

明末清初，王夫之等明遺民激憤於明清異代，神州陸沉，在回顧歷史的時候將這種情緒帶進了對歷史的「反思」中。

但它只認為是「積弱」而並不認為宋代是「積貧」。

王夫之《宋論》卷6中說:「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國既以是弱矣」,「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

「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

」他在全書中只有論宋仁宗時說到「積弱」二字,而且斷然否定「積貧」之說。

近代知識分子基於近代中國遭受的災難 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

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並使之深入人心的，則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

面對近代中國遭遇的劫難與屈辱，以及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所暴露出來的貧困孱弱，近代知識分子無不痛心疾首。

特別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有些歷史學家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宋朝就成了他們抒發抗戰決心與悲憤心情的一種寄託。

具有代表性的比較早的書,大概就數1939年出版的錢穆《國史大綱》了,其中第六編兩宋之部第31章標題即為「貧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細目則為「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對宋代「積貧」和「積弱」,作了相當詳細的論述,其結論是「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

1949年後國內史學界硬套蘇聯理論 要將宋代描繪為封建社會衰落階段

建國後，又有從蘇聯舶來的「上行下行階段說」，加深了對宋朝「積貧積弱」說的肯定。

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理論認為，封建社會發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上行階段，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性質，促進社會經濟順利地向前發展；第二階段為下行階段，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社會經濟停滯甚至倒退。

中國歷史學界一味盲目學蘇聯。

上行下行階段說被移植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來，不加論證就把宋代判定為已進入下行階段，社會停滯。

不符合歷史實際，不足憑信。

到1963年，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第3冊中，明確將「積貧積弱」作為一個詞組來描述宋朝，說宋神宗將「王安石召入政府，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中國史綱要》是很有權威的教科書，影響極大，「積貧積弱」也因此成為國人對宋朝的一般印象。

總結

有人稱胡適說過「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姑且不論這句話是否真是胡適所說，宋代的歷史確實被懷抱著各種情緒和目的的著述者打扮成了本無其實的「積貧積弱」。

當我們今天需要以一種客觀和自信的態度重新審視歷史的時候，尤其不能不警惕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