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歷史上不一樣的宋朝，看看你就明白了

宋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朝代，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讓人感到困惑的朝代。

宋朝在軍事上的軟弱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先說北宋，別說長驅漠北，直搗黃龍，朝廷連自己的安全都保不住，每年不斷地給敵人送錢，還老是挨揍。

有兩個皇帝做了俘虜，還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事跡」都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南宋就更糟了，非但被外敵打得偏安一隅，還不思進取，「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除此之外，在這個朝代還發生了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殺岳飛。

所以宋朝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積弱積貧」這頂帽子一直被扣在這個統治了中國三百多年之久的朝代頭上。

雖然明朝以後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對宋朝持批評態度，但是與此同時，又有人對它做出了極高的評價：王夫之認為它「鬱郁乎文哉」，並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唐朝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媲美的「治世」；陳寅恪說「華夏文明歷數千載演進，盛極於趙宋之世，其後勢衰，終必復振」，認為華夏文明在宋朝達到頂峰；鄧廣銘認為「無論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絕後的」。

而國際上的漢學界對宋朝的評價更是超越了漢唐：「東方的文藝復興」、「最偉大的時代」、「最令人激動的時代」。

這是一個撲朔迷離的朝代，當我們仔細梳理史料時會發現，如果不是只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宋朝並非我們想像中的那麼不堪。

它被認為積貧積弱，卻在強敵環伺之下維持了三百餘年，甚至在歷史上最強悍的蒙古鐵騎面前也有諸多出色的表現；在那個時代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和科學家，有歷史學家甚至將其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可惜的是，這一時期沒有對中國歷史產生類似西方「文藝復興」的效果；它的開國君主制定了最開明的政策——「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它的經濟達到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頂峰，遠遠超越了漢唐，明清二代充其量也不過是重複著宋朝的狀況。

相比於其他朝代，特別是明清時代，宋代的成績是斐人的。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說：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人文環境寬鬆，知識分子的福期

一部《說岳全傳》讓老百姓都知道了岳飛冤死風波亭、秦檜奸臣害忠良的故事。

於是，人們印象中的宋朝皇帝都是不講道理的暴君，朝廷的官員都是沆瀣一氣的腐敗份子。

再加上明清小說《水滸傳》的推波助瀾，更加堅定了宋朝在人們頭腦中的印象：昏君在位，奸臣弄權，朝政一片昏暗，士子們處境艱難，社會民不聊生。

然而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背後的真實情況與我們的想像相謬千里，除了軍事上的屢屢受挫外，大宋王朝是一個在各個領域全盛的時期，對於「十年寒窗，一朝登科」的知識分子來說，宋朝更是一個任何朝代都無法媲美的「黃金時代」。

之所以說宋朝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福期，是與歷史上其他朝代相對比的結果。

宋朝前後的歷朝歷代都有殺諫臣的例子：夏啟剿滅不同政見者有扈氏、商紂王剖了忠臣比乾的心、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令太史公「以言獲罪」，等等，不勝枚舉，屠刀揮舞處，士人人頭紛紛落地。

這種對士人的迫害到了元明清時期更是登峰造極，朱元璋連隱居山野的士子也要趕盡殺絕，朱棣連殺方孝孺十族還怨氣不消，清朝的文字獄更是使整個中國幾乎成為文化荒漠。

而宋代的士大夫又如何呢？

鑒於宋太祖黃袍加身的切身體會，也鑒於五代十國之亂、武人跋扈的教訓，趙匡胤在立國之後就對知識分子禮遇有加，以文治代替武治，以文官來統攝武官。

他留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遺訓，這個政策奇蹟般地被宋朝歷代帝王所遵守。

士大夫們即使失勢不得志，也最多被削職在家，或被貶官在外，但不會賠上性命。

宋朝的皇帝們採取了各種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強他們的自豪感。

例如讓宰相上朝時站在親王的前面，在東華門外「唱狀元」，在啟蒙書中開宗明義地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

這個國策的最直接結果是，宋代的知識分子沒有性命之憂，因此敢於直抒胸臆。

宋朝的大臣是最敢於管事的。

例如，李沆當著宦官的面燒了真宗進封皇妃的詔書；包拯多次當面要求仁宗收回對愛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開和宋真宗的皇后劉氏叫板，稱如果她敢任命錢惟演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毀詔書；真宗去世，劉太后專政，她曾試圖以美差拉攏高級官員，但這些官員大都不為所動，主動和劉太后保持距離，等等。

這在無形中抑制了皇親國戚等干政。

宋朝的士大夫是經過正當的程序從底層選拔上來的精英人物，系統、良好的教育讓他們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治理國家的能力。

加之士大夫能進入朝廷完全靠皇室的提拔，因而他們對皇室的認同感最強，他們對皇室的穩定和安寧非常關注，絕不容忍有篡位的行為，甚至哪怕是企圖也不行。

正因為如此，北宋被金國滅掉以後，僅有皇室血統，並無特殊才能和功績的趙構被奉為眾望所歸的領袖。

南宋時期雖然出了一些權臣，如秦檜之流，但也沒有強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

無論什麼時候，皇帝都是最高統治者。

此外，古代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思想在宋朝士大夫的身上得到濃重體現，如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南宋被蒙古所滅之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為復興宋室而努力。

重視、重用士大夫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優點，即士大夫來自底層，沒有強大的政治背景，一旦被朝廷罷官，影響力就急劇消失，沒有尾大不掉之虞。

中國歷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篡位，但卻沒有士大夫篡位。

宋朝是最重視讀書人的朝代，科舉進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是官，而且是真正的高薪。

宋朝的官和職是分開的，官就像現在的職稱，不代表職權。

由於官多職位有限，沒有職位的人就被朝廷白白供養起來。

到神宗時，十個官里可能就有七八個官只拿錢不做事

官多的壞處是造成「冗官」，所耗官銀幾乎是天文數字：真宗時，耗銀九千七百八十五萬；仁宗時，耗銀一萬二千萬；英宗時，視情況又增加十分之三。

好處是一大批文人衣食無憂，宋朝又有祖訓，不能殺士大夫，所以也過得很自由，致使文化空前發達，甚至有幾項了不起的發明。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從制度文明角度來看，宋朝的制度建設已經相當成熟，比起其他朝代，其政治運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視以文治國。

每一個開國君主在奪取天下後，都要面臨一個問題：選擇什麼樣的人才來治理天下？先賢們總結了各種經驗教訓，提出了「唯才是舉」、「唯賢是舉」等種種用人策略。

但基於古代的政治體制是皇權至上這個弊端，所以，政治清明與皇帝的素質有著直接的關係。

英明的君主或許能夠任用賢才，但如果碰到一個昏君，則必然是小人乘機占據高位。

由於宦官、外戚、后妃、宗室離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竊取高位，專政擅權。

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可能因為過分信任宗室而給國家帶來禍亂，如漢高祖劉邦大封宗室從而導致震動極大的「吳楚七國之亂」；唐玄宗後期任用奸佞，引發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亂」。

反觀宋朝，這一時期的政治整體而言是君子政治，是歷史上少見的清明時期。

在宋朝，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等靠裙帶關係上位，並且在歷史上風光一時的政治勢力都風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一枝獨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所以使得宋朝的政治鬥爭不再像其他朝代充滿血腥氣。

宋朝的士大夫中雖然也有小人，但小人的勢力總體上難以壓住君子的正氣，北宋一朝自不用說，南宋時期即使在秦檜專權之時，也有正直之士敢於對他直面抨擊，所獲之罪最多就是流放嶺南。

即使是專權的權臣，其囂張程度也遠不如之前的漢唐、後來的元明。

漢唐的宗室、外戚風頭常常蓋過皇帝，元明的權臣手握生殺予奪大權，明朝的太監甚至能罰滿朝文武下跪。

這些在宋朝是不可能出現的。

至於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風度也是別的朝代無法比擬的。

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擊時任宰相的呂夷簡，但呂夷簡仍然提拔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因改革而起的政見之爭更是不夾雜著私利，純粹為了國家利益，所以雖然激烈但卻充滿君子之風。

這樣的例子在宋史中隨處可見。

宋朝的人文文化也到了一個典範的極致。

當時士大夫如包拯可以在朝堂上當面指責皇帝，皇帝卻只能舉起袖子擋住飛濺的唾液，回到後堂才敢發牢騷，並且對這個唾沫星子亂飛的包拯一直加以重用。

或許正因為有如此寬鬆的環境，才出現了「打龍袍」、「鍘美案」一類美好的傳說。

另一件事情也可以說明宋朝的人文環境。

秦檜在南宋大多數時間都被看做反面典型，但他所創的「宋體字」是整個南宋時期的官方文書通用字體，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是理性的。

正因為宋朝採取「君子政治」，使它成為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等也都不超過一省的範圍。

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西晉只存在了五十一年，它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因為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科技高度發展，學術趨向精緻內省

宋朝的科學成就雖然沒有達到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高度，但宋朝知識分子的群體創造力是世所罕見的。

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明中有兩項（指南針和活字印刷術）誕生於宋代，另兩項則在宋代開始得到廣泛應用：火藥和火器在宋代開始大規模使用（第一次在戰爭中使用火藥的記載是在晚唐）；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現了工匠傳統和哲學傳統合流的跡象，代表作有《夢溪筆談》，在西方，這是近代科學大發展的先聲。

宋朝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朝鮮。

宋朝有很多先進的土木工程、航海術和冶金學方面的發明，如風磨。

宋朝發明了紙幣。

這些都推動了宋朝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對人類文明產生深遠影響。

南宋數學家秦九韶最晚在1247年就已經發現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歐洲人在四百多年後才發現，儘管如今課本上這個公式仍以那個歐洲人卡當的名字來命名。

中國最早提出計劃生育理論的不是馬寅初，而是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年）的內閣首輔申行時，而最早實施計劃生育卻是在更早的宋朝。

宋朝出現了眾多通才式的科學家，如沈括的學識涉及多個領域，包括數學、地理學、地質學、經濟學、工程學、醫學、藝術評論、考古學、軍事戰略、外交等等。

他曾經接受一個邊境調查的任務，用木頭和鋸末製作了一個三維的地圖來表現山脈、河流、道路等。

他計算了棋局所有的可能性，還計算了用限定的人力物力攜帶食物能支撐的最長戰爭時間。

沈括還提高了漏壺計時的準確性，改進了渾天儀、日晷，還擴大了天文望遠鏡的寬度，可以更好觀察北極星和其他星球。

沈括還做了關於照相機暗箱的實驗，只比首位實驗者海什木晚了幾十年。

宋朝任用了許多像沈括這樣具備科學知識的官員，這些人的知識對宋朝的管理、軍事和經濟發展極為有利。

除以上提到的，宋朝的其他科技發明創造不一而足，在當時世界上也處於領先地位。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中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陳寅恪也曾評論：「華夏文明，歷數千載演進，盛極於趙宋之世。

」

同時，宋代的學術開始向精緻內省發展，是繼春秋戰國時期的又一個學術高峰期，出現了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張載、邵雍、王安石、陸九淵、葉適等一大批歷史上一流的學者。

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的序中說：「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為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而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而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

今國家之制，民俗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乎？」他認為宋代的成就在堯舜、漢、唐之上，明代的國家體制、民俗、法律、儒家理論，等等，無不承襲於宋代。

宋代這種經濟、學術文化高峰期的出現，是和宋代寬鬆的政治環境分不開的，同時和宋代皇帝並不妄自尊大的性格有關。

宋太祖曾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答：「道理最大。

」宋代朝廷能夠允許學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於獲罪，懷疑經典之風盛行，同時宋廷對經濟、科技、文化事業都比較注重，促進了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

商業經濟萌芽

我們後人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

姑且不提這本書虛構成分極多，就從《水滸傳》里的描述來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梁山的，很少有人是沒有飯吃，活不下去的。

北宋歐陽修抱怨世風奢靡時說：「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

」意思是說連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士人的服裝、絲製的鞋子。

有西方學者認為，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的生活水平比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還高。

又有記載說，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京城所有的人都燒得起石炭，可見，當時的老百姓相對是富裕的。

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代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時，就感到眼花繚亂，宛如身處人間天堂。

對馬可·波羅是否真有其人，以及他是否來過中國還有爭議，但是世人公認《馬可·波羅遊記》描寫的見聞是真實的。

另據史料記載，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餘個增加到四十個，汴京和臨安人口超過百萬。

可見，宋朝的老百姓是安居樂業的。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宋朝經濟極其繁榮的極好例證。

有一個數字很值得關注——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一億六千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八九千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一億貫文。

要清楚地理解這個數字，可以跟後來的明清做個對比。

明隆慶五年（1571年）國家歲入白銀兩百五十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歲入四百萬兩。

到了明末，明政府為了應付後金侵略和農民起義，採取了著名的「三餉加派」措施，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

這種被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也只為國家增加了大概每年一千萬兩左右的財政收入，此時期合計財政收入約一千五百萬兩左右。

如果我們以一兩白銀等於一貫文計算的話，那麼明朝財政收入鼎盛時期還不到北宋的1/10，不到南宋的1/6。

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但直到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

這麼龐大的收入從哪裡來呢？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

宋朝的商稅甚輕，如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住稅3%，行稅2%。

但是宋朝的主要稅收卻來自工商業，如熙寧十年（1077年）的總稅收中，農業稅占30%，工商稅占70%。

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

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工商業的興起使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這使宋朝得以採取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

數千年來，土地兼并向來被視作國家大害，歷朝政府都千方百計加以抑制。

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隨後，土地逐漸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揭竿而起，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結果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這種做法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同時也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經濟牢牢束縛在自然經濟框架之中。

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地跳出了這一循環。

一方面不抑制土地兼并，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成功地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

此外，宋朝時首次出現了紙幣和銀行信用，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北宋時期，在唐代「飛錢」的基礎上，產生了更容易攜帶的紙幣——交子，南宋有會子。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經濟的繁榮，宋代開始興起了市、鎮及鄉村集市貿易。

在宋仁宗慶曆年間，人口首次達到一億。

為了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獨立或政府資助的工業開始發展。

例如，除了獨立的紙幣印刷外，政府還在惠州、成都、杭州等處成立了幾個鑄幣廠。

這些工廠吸納了數目龐大的工人，據記錄僅在杭州就超過一千人。

此外，宋朝的對外貿易也極其發達，利用當時的國際貿易，宋朝廷獲利頗豐。

可以說，宋朝實際上正處於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

可是，這剛剛萌生的嫩芽，都被來自北方的蒙古鐵騎扼殺了。

當然，即使宋朝取得了宋元戰爭的勝利，也不敢斷言中國就能發展到資本主義。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宋朝時的中國社會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中最繁榮發達，最有希望的一段。

惱人的軍事

宋朝最遭人詬病的是軍事的羸弱，不僅未能像漢唐一樣在草原上大展雄風，而且連本屬於漢地的幽雲十六州都丟了，最後北宋被金國所滅。

南宋則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稱臣，後被蒙古所滅。

所以，宋朝歷來被認為是積貧積弱的一個朝代，喪權辱國的一個朝代，因而也被漢民族認為是最屈辱的一個朝代。

從表面現象來看確實如此。

但如果深入分析當時的實際情況，則會發現宋朝能在當時的強敵環伺的歷史條件下維持三百二十年，說明宋朝的軍隊並非是想像的那樣不堪一擊。

在批評宋朝軍事軟弱的同時，我們首先要看到，宋朝的軍事科技在當時是領先的，這也使宋朝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住了北方鄰國的侵襲。

試舉幾例：

932年，狼山江（江蘇南通附近狼山的江面）之役，錢元瓘應用火油（即石油）擊敗了淮南楊渭，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將火藥應用到戰爭中。

宋人將雙活塞應用到油泵中，以連續噴射火焰。

宋朝後期研製成功世界上最早的炮管和大炮射彈。

大約創作於950年的敦煌佛教壁畫中出現了中國火槍。

12世紀初期，這些火槍被大量使用。

先是用中空的竹管作為槍管，其中裝有火藥沙、鉛彈、尖銳的金屬屑或瓷器碎片，後來又發展出大的火藥推進的箭。

最後，易損壞的竹子被鑄鐵管所取代，同時新武器名稱也由原來的「火槍」變為「火銃」。

13世紀還研製出了「百子連珠炮」，在銅管或鑄鐵管中可以填充大約一百粒鉛彈。

宋人後來發明了包裹炸藥的炮彈。

1126年（靖康元年），金人圍攻汴京，李綱在守城時曾用霹靂炮擊退金兵。

「飛雲霹靂炮」是一種輕型爆炸性火炮，炮身用鐵鑄造，能射出由生鐵鑄造的球型爆炸炮彈。

宋朝研製出了投石機。

宋人發明了類似炸彈的武器。

據《宋史》記載，1277年，元兵攻破靜江（廣西桂林）外城，邕守馬成旺及都統應麒投降，部將婁鈐轄（官職名稱）退守內城，他以二百五十人守城。

元將阿里海牙圍攻十餘日，不下。

後來，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婁和手下將城內的僅有糧食食盡之後，他命手下推出一個火炮，點燃與敵同歸於盡。

火炮爆炸聲如雷霆，震得城土皆崩，煙氣瀰漫天空，許多元軍被炸死，婁和守城將士全部被炸犧牲。

有人等火熄滅後前去查看，發現屍體連灰燼都沒有留下。

可見此火炮威力之大。

根據14世紀《火龍經》的記載，地雷被應用在1277年宋人與蒙古人的戰爭中，宋軍使用埋設於地面的「火藥炮」（即鐵殼地雷）作戰。

地雷後來在元朝得到進一步發展。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宋朝的軍事技術並不弱，可是為什麼在軍事上又表現得那麼弱呢？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其一，「冗兵」影響了軍隊質量和經濟。

這個問題來自於「募兵制」。

由於經濟實力雄厚，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軍官兵一般都有著不錯的待遇，以至於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階級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階級矛盾的釋放閥。

每當一個地方出事，或發生天災，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裡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由於宋朝的兵一直到六十歲才退役，這些兵要在部隊當三四十年兵，不說身體原因，精神狀態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的兵能打仗嗎？當然不能，那怎麼辦，只有不斷募兵，這種做法的一個後遺症就是「冗兵」。

例如，慶曆年間，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一億人左右，軍人總數卻達到了一百二十五萬之巨。

要命的是這一百二十五萬人全是僱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蹟。

仁宗年間軍費和其他開支竟然占當時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冗兵拖累了經濟，出現了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諷刺為「積貧」。

但是，從現代的經濟觀點來看，這樣的支出並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而這種以赤字經濟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方法頗有些現代味。

其二，重文輕武是宋朝軍事積弱的重要原因。

趙匡胤從北周手中奪取政權後，給了士夫夫們很高的地位。

鑒於自己的奪權的經歷，他對軍官則採取了抑制的政策。

建國之初他就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將主要將領都封為沒有實權但薪俸很高的節度使，讓這些手握兵權、從戰爭中殺出來的優秀將領，徹底做富翁去了，另由一些年輕的、資歷淺的人補上來。

為了防止發生「陳橋兵變」式的奪權情況，趙匡胤改革了以往軍隊任命、訓練制度。

他規定，軍隊的將領全部由皇帝臨時指定；設樞密院為軍事最高機關，管理部隊調動；設三衙管部隊日常訓練。

這種制度的好處是將領們基本沒機會造反。

缺點在於，徹底分權致使兵不知將，將不識兵，戰鬥力大為減弱。

在開國之初，面對強敵時就削弱了戰鬥力，這不能不說是遺憾。

重文抑武的結果就是，當年童貫領兵二十萬，進攻被金國打得抱頭鼠竄的遼國，卻被遼國拼湊的二萬部隊打得幾乎全軍覆沒。

等遼國的都城被金國攻下以後，宋朝想沾一點便宜，派遣十五萬禁軍前去打遼國。

遼國前來求和，宋朝不答應。

遼國又拼湊了一萬部隊應戰，結果又打得宋軍大敗。

宋軍只好求金國來幫忙，金國輕鬆地消滅了遼軍，並且有了一個更重要的收穫：天朝上國原來只是一隻紙老虎啊。

於是非常輕鬆地打垮了北宋。

當然，趙匡胤抑武自有他的考慮。

歷史上武將造反稱帝的事太多了。

唐代在最鼎盛的時候，積軍、政、財權於一身的節度使安祿山起兵造反，讓唐朝迅速衰落；五代十國時，更是造反紛紛，讓中國殘破不堪。

同樣是以武將身份奪來江山的趙匡胤不能不有所防範。

所以他以溫和的辦法，消除了那些功勳們作亂的可能，也是那個時代比較好的選擇。

其三，地理位置不利。

宋朝立國時，北方的契丹已經立國幾十年，並占有幽雲十六州。

北宋的首都開封四周地勢平闊，無險可據，北方的遼國鐵騎幾日就可殺到黃河邊。

宋朝在地理上就先天不足。

同時，西夏和遼國占據了產馬區，所以北宋一直少馬，難以和北方的少數民族騎兵對抗。

到了南宋，偏安一隅，就更談不上主動出擊了。

其四，宋朝碰到的對手無論是實力還是數量都空前強大。

宋朝的對手多達四個：契丹、党項、女真、蒙古。

一夥強於一夥，而且其文明都處於上升期，這與之前王朝的敵人完全不同。

如兩漢的對手只有匈奴，唐朝的對手也只有突厥，後來的明朝也只有蒙古和滿族兩個對手。

這些外族的文明程度很低，多數處於靠天吃飯、逐水草而居的階段，除西漢的匈奴正處於上升階段以外，東漢的匈奴、唐朝的突厥都處於自然條件惡劣、正處於衰落階段時期，消滅起來相對輕鬆。

另外，早期的外族還沒有國防意識或國防意識很弱，如西漢時期的匈奴沒有國防觀念，因此衛青、霍去病攻打時可以長驅直入。

宋朝的對手們則已經有很強的國防觀念，並且修築了堅實的國防設施。

打起來自然困難得多。

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敵人到中原就是來搶劫，對土地沒有野心；而宋朝的對手們則不同，契丹已經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對幽雲十六州非常看重，女真、蒙古則一直想統一天下做皇帝。

此外，宋朝的強敵們有非常傑出的軍事家，如耶律阿保機、蕭太后、完顏阿骨打、成吉思汗等。

宋朝雖然也有能力挽狂瀾的軍事將領，如楊家將、岳飛等，但卻亡於內訌。

自毀長城，這是極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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