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司馬懿心腹之人，雖終極逆襲卻最終功敗垂成

漢末三國，出身寒門的鄧艾戰功赫赫，堪稱當時英雄。

但在演義里，活躍於三國後半期的鄧艾常常被幾筆代過，而上世紀的三國題材作品延續的仍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敘事觀，奉蜀漢為正朔，所以，鄧艾作為曹魏將領兼滅蜀大將，著墨非常有限，民間知道鄧艾的人也不多。

但2007年以後，以《赤壁》、新《三國》、胡玫版《曹操》和2017年的《軍師聯盟》為代表，三國戲開始淡化蜀漢正朔的傳統敘事，轉而以曹魏陣營做文章，曹魏將領的曝光度大幅提升，鄧艾的關注度由此升高。

鄧艾是誰？他是漢末寒門的驕傲，可他最終的結局，卻又反襯出寒門在那個年代的悲涼。

他出身卑微，自幼喪父，曾為屯田民，最初得不到賞識，後遇司馬懿賞識，官至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成為曹魏政權的「西南城牆」，並最終完成伐蜀大業，建不世之功。

可他卻沒有想到，這條功業之路，也是自己的不歸路。

鄧艾從出生開始就是困難模式，他生活在士家大族把持政治話語權的時代。

三國時期，階層固化嚴重，即便是亂世，享有悠久傳統的士家仍牢牢把持社會的塔尖，王佐之才、策士謀臣，多是某一精英士族的代言人。

比如曹魏這一方，就有潁川荀氏（荀彧、荀攸）、河內司馬氏（司馬防、司馬八達）、 潁川鍾氏（鍾繇、鍾會）、沛國夏侯氏（夏侯惇、夏侯淵）、清河崔氏（崔林、崔琰）、弘農楊氏（楊彪、楊修）等等。

這些士家都是兩漢四百年文教政治的產物，死死守住社會流動的關口，三國亂而不崩，就在於統治階層與士家共同拱衛政治，延續著東漢的政治邏輯，無論是曹魏，還是孫劉，亦或是河北袁紹、河南袁術、荊州劉表，莫不如此。

而這些軍閥代表，不少也出自士家。

而鄧艾生活於這一時代，必然前路坎坷。

當他是「都尉學士」時，就「以口吃，不得作干佐，為稻田守，竺草守。

」這時候，你如果跟他說：「艾艾，滅蜀之功，非汝莫屬。

」絕對是笑話。

鄧艾一生的轉折在於遇見司馬懿，因為才能非凡，司馬懿破格將他徵辟。

《三國志·鄧艾傳》載：「宣王（司馬懿）奇之，辟之為掾，遷尚書郎。

」

部分史家據此認為：司馬懿看中寒門，有意革新階層。

但這種觀點並不靠譜。

在司馬懿拔擢的人物中，多數人的父輩是司馬懿的至交、同僚或部下，如盧毓，高平陵事變後，司馬懿任其為司隸校尉，他的兒子盧欽後來被司馬懿舉薦擔任中郎；又如荀顗、胡奮，他們的父親與司馬懿頗多交往。

其中，荀顗之父正是潁川荀氏的代表荀彧。

被司馬懿舉薦之人多為士家貴族或當時名士，寒門少之又少，鄧艾只是一個另類。

所以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中道：

東漢以降，三公逐漸淪為坐而論道之職，但在兩漢極重門生故吏之誼的社會風氣下，辟舉之權也是政治人物構築自己人際網絡的重要方式。

同樣對於司馬懿而言，舉薦、辟召才智之士，也是他在這一時期構築自己權勢網絡的重要手段。

不過，無論司馬懿是否有私心，至少是他賞識了鄧艾，改變了鄧艾的一生，而這時候，鄧艾已經年近四十了。

歷史的指針往前撥，在鄧艾的後半生，伐蜀一役是他最輝煌的時光，但對於司馬昭伐蜀的決定，鄧艾起初並不贊同。

《晉書》卷二《文帝紀》：「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屢陳異議。

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為喻之，艾乃奉命。

」

伐蜀之戰，論資歷和能力，鄧艾本該都是主帥的最佳人選，可為什麼司馬昭決定用鍾會為主帥呢？除了因為鄧艾站在反對一方，以及司馬昭對鍾會的重用，還在於長久以來，鄧艾與司馬氏集團核心人員的「疏離」，而這個就與鄧艾的出身有關。

司馬氏集團主要由士家大族子弟（其中多為重儒的漢末世家）和曹魏功臣後代組成，像盧欽，他是東漢名儒盧植之孫、曹魏司空盧毓之子；王渾，東漢代郡太守王澤之孫、曹魏司空王昶之子；荀顗，荀彧之子，荀勖，東漢司空荀爽曾孫，二人皆為潁川荀氏代表；羊祜，出身泰山羊氏;裴秀，出身著名的大族「河東裴氏」；至於司馬孚，更不必多言。

這些都是司馬昭依仗的對象，而鄧艾與他們的區別一目了然。

鄧艾原本只是襄城典農屬下的部民，沒有士家依託，他一步步往上晉升的方式並不是依靠士人品評或家門的榮光，而是實實在在的戰功與謀略，淮南屯田、關隴抗蜀，皆仰賴鄧艾之力。

鄧艾的口吃更是被士人嘲笑，《世說新語》的一個段子就是調侃他的：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

晉文王戲之曰：「卿雲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

《軍師聯盟》中，士族代表陳群及那些士家出身的考官，看到鄧艾口吃便以為不堪大用，如果不是司馬懿慧眼識人，鄧艾躋身廟堂的第一步就被斷了。

這樣的處理是有歷史依據的。

當然，劇中鄧艾和鍾會的關係，從惺惺相惜到矛盾重重，就有藝術加工的考量了。

可在立下不世之功後，鄧艾卻下錯了一步棋。

《三國志·鄧艾傳》載：「（艾）轍依鄧禹故事，承制拜劉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

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

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

」

鄧艾的這種做法，讓本就與他保持疏離的士族更加笑話他（「有識者笑之」），也讓司馬氏集團找到鉗制他的藉口。

畢竟，鄧艾滅蜀，居功甚偉，自古統治者不容臣子功高蓋主，且上文已講，無論是輩分還是家世背景，鄧艾都不是司馬昭發自內心仰仗的對象，加之鄧艾沒有士族支持，兵權又因鍾會陷害而被奪，所以一時之英雄，也就徹底成為刀俎下的魚肉。

《魏氏春秋》載：「艾仰天嘆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幾句讒言，就能讓司馬昭下決心逮捕居功至偉的鄧艾？

在這件事上，司馬昭的心思恐怕也是「路人皆知」，只是不好點破。

所以，鄧艾沒有稟告司馬昭而擅自行事，成為他被捕的導火索，而參與殺害他的衛瓘，先斬後奏，不但沒被降罪，反而轉任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封菑陽侯。

有趣的是，衛瓘恰恰出生於儒學官宦士家，「性負靜有名理，明識清允」。

而參與誣陷鄧艾的鐘會、胡烈，第一位出身潁川鍾氏，是魏太傅鍾繇之子，第二位乃曹魏車騎將軍胡遵之子，鎮軍大將軍胡奮之弟。

鄧艾之死的直接導火索是其滅蜀後的獨斷行為，但深層原因，在於司馬氏集團對鄧艾的忌憚以及士家大族對他的鄙夷。

是非公論，民間心知肚明，司馬氏集團又何嘗不知道鄧艾冤死，但做臣子的更明白，這是統治者有意而為的冤案。

即便有二三人為鄧艾說話，短期內也無濟於事。

《晉書》卷三六《衛瓘傳》曰：「杜預聞（衛）瓘殺鄧艾，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

鄧艾死後，魏國政壇里本就勢單力薄的寒門，話語空間被進一步縮小，及至司馬氏政權建立，朝廷上已經形成司馬氏與尚儒士家大族壟斷的局面，爾後，哪怕司馬氏一度想遏制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團，想到的援手也不是寒門，而是外戚一支。

整個西晉王朝，寒門的政治代言人基本空缺，即便有零星二三人憑藉才能脫穎而出，也只能依附士家或外戚，而非自立門戶。

仇鹿鳴先生的說法一針見血：「與司馬氏家族關係密切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曹魏貴戚子弟占據了司馬氏集團的核心，他們通過對鄧艾這樣氣類不同的異質力量的排斥，來鞏固自己既得的利益，但同時也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上升渠道的擁塞。

」

所以，鄧艾的悲劇看似偶然，實則蘊含了一種偶然中的必然。

他可以建立不世的功勳，卻無法改變那個時代的政治秩序和趨勢；他可以成為執政者賞識的幸運兒，卻最終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

鄧艾一度是寒門的希望，但最終，他的死亡象徵了希望的破滅。

這是貴族政治的時代，寒門終究只是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