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俄國史》：香花還是毒草？（中）

按：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

我們推薦兩篇文章，讓大家來從不同側面了解一部頗有影響和爭議的已書籍俄羅斯歷史學家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

兩篇文章作者分別為李玉貞和奚兆永先生，就不多做介紹了。

特向兩位作者致謝！本公號轉載時，配發了圖片。

後者文章篇幅頗長，分作兩段刊載。

評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李玉貞研究員的《一部顛覆性的著作：「二十世紀的俄國史」》一文。

文章是介紹俄羅斯由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的。

據作者說，「2010年6月17-27日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著名專家陳鐵健、北京市委黨校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夫婦和本文作者等六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

本文實為李、陳、吳所做的採訪記錄。

」照此說法，該文應是一篇述而不作的對潘佐夫的採訪記。

其實不然。

讀者將可看到，該文作者的觀點甚至比被採訪者潘佐夫的觀點走得還要遠。

這一點，從文章用「一部顛覆性著作」的題目里也不難看出。

如果我們僅僅把此文看成是一篇「述而不作」的「採訪記錄」，那就太小看它了。

應該說，此文的發表其實是大有深意，其目的就是要根本否定列寧，根本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本顛覆一百多年的前蘇聯各族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和全世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

明乎此，《炎黃春秋》之所以特別看重它，一些媒體之所以大力轉載它，宣傳它，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我們之所以也特別重視它，其原因也正在於此文的政治觀點和傾向。

下面，我們就來對李文的觀點進行一番評析。

一、關於所謂「列寧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

李文說，「在革命期間，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該書作者認為『是』。

他們引用一些學者根據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

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

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經德國回到彼得堡。

（《二十世紀俄國史》上卷，第127頁）」

對此，我們要說，無產階級的敵人很懂得革命領袖對於革命成敗所具有的至關重要的意義，因此他們總是不惜一切代價來製造關於革命領袖的謠言，敗壞他們的名譽，破壞他們與廣大革命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繫。

實際上，關於所謂列寧是拿德國津貼的間諜之類的說法並不是什麼新聞。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時，列寧就被人當做所謂德國間諜告密，其住處曾經受到搜查，並且曾被捕入獄。

列寧夫人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在其所著《列寧回憶錄》里就有這樣一些回憶：

「（1914年）8月7日，波羅寧的一個憲兵上士帶著個有槍的當地農民做見證人，到我們別墅來搜查。

搜查什麼，憲兵上士也不大清楚，他在柜子里翻騰了一氣，找到了一支沒有裝填子彈的白朗寧手槍，沒收了幾本載有數字的關於土地問題的筆記，提了幾個沒有意義的問題。

見證人困惑地坐在椅子邊上，莫名其妙地望著，憲兵上士嘲笑他：指著裝漿糊的小罐說這就是炸藥。

然後說道，有人密告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本來應當把伊里奇逮捕起來，可是因為明天早晨還得把伊里奇帶到新塔爾克去（最近的軍事當局所在地），所以最好還是讓伊里奇自己明天搭早晨6點鐘的火車去。

」

「於是，伊里奇到當時也住在波羅寧的加涅茨基那裡去，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

加涅茨基立刻給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馬列克拍了一個電報，伊里奇則給克拉科夫的警察局拍了一個電報，因為那個警察局知道他是一個僑民。

」

「加涅茨基當天便雇了一輛裝貨馬車到新塔爾克去了，在那裡見到了軍區司令官——帝國皇家司令官，跟他爭吵了一番，並告訴他伊里奇是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的委員，會有人來為伊里奇辯護的，必須對伊里奇的生命安全負責。

」

「加涅茨基從新塔爾克回來以後，我就和他一同寫信給維也納國際社會民主黨執行局的委員、奧地利代表、社會民主黨人維克多.阿德勒。

」

「克拉科夫警察局拍來電報說，懷疑烏里揚諾夫進行間諜活動是沒有根據的。

「維也納代表阿德勒和里沃夫代表狄爾曼德（他們保釋了伊里奇）的壓力測試了效果，伊里奇於8月19日出獄了。

」（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4頁）

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回憶錄里還談到了所謂「津貼」的真相。

她寫道：「在克拉科夫，我們很快得到前往中立國瑞士的許可。

我們還有些事情得安排一下。

在這不久之前，我的母親成了『資本家』。

她的姐姐在諾沃切爾卡病逝了；她的姐姐是個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的財產一流給了她——一些銀勺子、聖像、衣服和三十年教育工作中積蓄下來的四千盧布。

為了把錢提取出來，必須同維也納的某經紀人立一個合同。

這個經紀人設法把錢提取出來了，他要去了半數做報酬。

在戰爭期間，我們主要是靠這些剩餘的錢生活的；我們是這樣的儉省，以至於在1917年回俄國時還存有一些；1917年7月事變的日子裡，在彼得堡搜查時，人們竟拿存款單據來證明伊里奇因進行間諜活動而從德國政府領取了津貼。

」（同上，第264-265頁）

應該說，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回憶錄》已經把事情說得很清楚了。

但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出於其政治目的，仍然不時製造「新聞」，祭起這個「法寶」，聳人聽聞地說什麼從某某解密檔案里發現了新的證據，證明列寧是德國的代理人，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的別動隊。

德國《明鏡》周刊在2007年第50期刊出的一篇題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買的革命》的封面文章就是其最近的　　表現。

看來，《二十世紀俄國史》所根據的就是這樣一些貨色。

但是，《明鏡》周刊登的這些東西就那麼可靠嗎？當然，該刊是德國頗有影響的一個媒體，據說每期發行量達百萬份之多。

但是，也像人有人格一樣，報紙和刊物也有自己的報格和刊格。

《明鏡》周刊的刊格究竟如何？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

就在其發表攻擊、污衊列寧的文章之前不久，即在2007年8月27日，它在其第35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黃色間諜》的封面文章，其封面是一面變形為百葉窗的中國五星紅旗，一個中國女孩正扒開百葉窗向外窺視，而14頁的長文則誣稱中國人盜竊西方技術，甚至把27000名留德學生以及工程師等都說成是間諜或未來的間諜。

如此歪曲事實羞辱中國的報導，自然激起旅德華僑和華裔的極大憤怒，他們舉行了集會和抗議，並且訴諸法律。

雖然由於司法不公而未能如願，還是產生了巨大影響。

該刊總編輯斯蒂凡·奧斯特原應於次年9月解約，但在當年就因為董事會多數的不信任而在年底被提前解了約。

而那篇攻擊列寧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買的革命》可說是他解職前所組織炮製的一個「傑作」。

對於這樣的總編輯所組織炮製的這個「傑作」，我們能夠相信它嗎？

事實上，即使是西方學者，對所謂德皇收買「間諜」製造俄國革命問題也都非常謹慎，他們並不認為現有的材料就能夠證明列寧是一個間諜。

就是那位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二十世紀俄國史》的編者之一的潘佐夫也認為，「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不是說列寧是德國特務。

歷史上利用外國資助在本國進行政治活動的事例很多。

」潘佐夫的朋友Г·契爾尼亞夫也認為，列寧不過是想利用德國的援助在俄國達到掌權的目的。

可是，李文作為「李、陳、吳所做的採訪記錄」卻堅持認為「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

」採訪者的觀點竟然不同於採訪對象的觀點，這算什麼「採訪記錄」？不過這也說明，採訪者如此頑固地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被採訪者，他們的這個所謂採訪顯然是不客觀的，是別有用心的。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李文說列寧在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而事實是，列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時即1914年8月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說明列寧的主張是在所謂德國資助之前，與所謂德國自主無關。

李文的說法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1914年8月1日（公曆）以德國對俄國正式宣戰而爆發的，並且形成了以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為一方，俄國、英國、法國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世界性戰爭。

戰爭一開始，第二國際影響最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投票贊成軍事預算，接著比利時和法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第二國際大部分領袖也都站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一邊，要「保衛祖國」，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背叛了社會主義。

列寧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分析了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對這股機會主義的思潮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他說，「社會民主黨人只有同自己國家的沙文主義狂熱作鬥爭，才是履行自己的職責。

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就是履行了這種職責的最好的榜樣。

」他還說，「無產階級如果沒有忘記馬克思的『工人沒有祖國』這句話，就不應當參與維護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格局，而應當參與創造新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格局。

」（《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頁）不僅如此，列寧還十分明確地提出，「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口號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這種轉變正是當前的戰爭災難的所有客觀條件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只有在這方面進行經常不斷的宣傳和鼓動，工人政黨才能履行它們在巴塞爾承擔的義務。

」（同上，第23頁）顯然，列寧的這些明確表示都遠遠早於1915年，那所謂「得到德國當局資助」怎麼能夠成為他發表這些言論的原因呢？這說不通嘛。

當然，列寧1917年春回國經過德國一事確實曾得到了德國當局的支持，這又是怎麼回事呢？這並不是什麼秘密，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回憶錄》里早就有詳細記述。

她寫道：「中央局經過加涅茨基轉來了一封電報，內稱：『烏里揚諾夫應當立即出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堅持由瑞士的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弗里茨·普拉廷去負責進行談判。

普拉廷跟德國駐瑞士大使簽訂了確切的書面條件。

條件的要點是：一、不問其對戰爭抱何種觀點，全部僑民都可歸國。

二、沒有普拉廷的許可，任何人也沒有權利進入歸國僑民乘坐的車廂；對護照、行李不做任何檢查。

三、回國者有責任在俄國展開鼓動工作，爭取放出與歸國僑民同等數目的被拘留的奧地利人和德國人。

」（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頁）顯然，列寧回國是根據他自己對形勢的判斷，是遵從來自黨的中央局的指令，而絕不是德國政府當局的命令。

而從他通過普拉廷與德國駐瑞士使館簽訂的 協議看，這個協議當然有交換的條件，特別是第三條，要以爭取釋放同等數量的被拘留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為條件，但是和返回國內的30名僑民里絕大多數都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人物和骨幹力量來說，他們回國對革命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而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應該說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協議說的只是「爭取放出」而不是硬性的要求，再怎麼說也不能因此認為列寧是德國的秘密代理人。

在這方面，還有人因為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主張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對列寧有所懷疑。

對此，列寧曾不止一次舉例說到兩種不同的妥協：「假定一群匪徒包圍了你的汽車，把手槍對準你的腦袋」，「一種情況是一個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槍、武器和金錢交出來。

協議的內容是很清楚的。

他對匪徒說，『我把手槍、武器和金錢給你，你讓我結束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聲），協議達成了。

也可能有另一種情況：一個人默默地達成協議 ，把武器和金錢交給匪徒，目的是為了能同他們一起搶劫別人，然後分得一份贓物。

這也是一種默默地達成的協議。

」（《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30頁）顯然，在當時特定的敵我形勢下列寧主張簽訂屈辱的對德和約是正確的，它屬於例子中的第一種情況，而絕不屬於第二種情況。

但是，在布哈林等「左派」共產主義者不顧條件把希望放在僥倖的革命戰爭即德國的革命上，堅決反對簽署和約，而時任紅軍總司令和外交人民委員的托洛茨基則取「不戰不和」這樣一種「漂亮的姿態」，或「貴族老爺式的姿態」。

（列寧語，見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2頁）。

由於遲遲不能簽此和約，拖延了時間，導致德國發動全面進攻，德軍連下數城，並逼近首都彼得堡。

在形勢更為不利的情況下，德國帝國主義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出48小時最後通牒，提出了更加苛刻的的條件。

由於當時列寧仍處於少數地位，只有史達林、斯維爾爾德洛夫、斯米爾加和索科尼科夫等是堅決支持他的，多數人都持反對態度，還是不能簽訂這個和約。

蘇俄實行民主集中制 ，少數服從多數，列寧沒有辦法，準備辭去自己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的工作。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托洛茨基才改變了態度由反對轉為棄權，加上季諾維耶夫和斯塔索娃表示贊成，最後才以7票贊成、4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與德國媾和簽約的決定。

1818年3月3日，和約簽字。

和約除宣布芬蘭、烏克蘭、喬治亞獨立，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俄屬波蘭割讓與德國和奧匈帝國，而賠款則由30億馬克加碼到60億馬克。

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擺脫了戰爭，贏得了鞏固新政權所需要的喘息的時間。

後來，德國的無產階級於1918年11月3日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統治。

11月11日，協約國與德國宣布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布結束。

第二天，11月12日，蘇俄政府宣布廢除布列斯特和約，使和約成了一紙空文。

列寧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對於他來說，帝國主義和機會主義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一生的實踐和他的全部著述都證明了這一點。

把列寧說成是德國間諜，說他是德國的秘密代理人，這完全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基於特定的政治目所製造的謠言。

但是，謠言畢竟是謠言，而偉人終究是偉人。

列寧不僅在俄國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戴，在全世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

中國近代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曾竭力稱讚俄國革命的偉大成績，並把這原因歸之為列寧的正確領導。

1924年11月3日，他在黃埔軍官學校的告別演說中說，「他們（俄國）近來革命的效力，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年以前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

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就是大家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

」（《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頁）而英國著名哲學家則稱列寧是「由於戰爭造成的唯一的真正偉大的人」，說「列寧這樣的國務活動家在世界上最多一百年才出一個」。

（轉引自路易斯·費希爾：《列寧》，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封底頁）連這些世界級的大政治家、大哲學家都如此崇拜列寧，而某些人竟然硬要把列寧說成是「德國間諜」，試問，究竟有多少人會相信這樣的謠言呢？

二、對「革命」和「政變」的辨證

李文說，「雖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紀俄國史》中是以『政變』一詞出現（順便指出，這幾乎成了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本文作者為敘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

李文的這個說法顯然是不誠實的。

從李文的整個文章來看，作者對於十月革命無疑是否定的。

作者顯然更願意用「十月政變」這個說法，而不願意用「十月革命」這個說法。

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如果不說「十月革命」而說「十月政變」，那是不能為大家所接受的，反而會暴露出自己的反動立場，引起革命人民的極大反感和強烈憤怒。

這樣當然對作者是否不利，並且勢必影響到文章的宣傳效果，因此作者不得不偽裝一番：自己不說「十月政變」而說「十月革命」，卻大談《二十世紀俄國史》是用的「十月政變」，並且還強調「這幾乎是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以擴大「十月政變」這一說法或觀點的影響。

對此，我們當然要對公民和政變進行一番辨證。

在現代，革命顯然是一個褒義詞，幹革命是一件很光榮很榮耀的事，李文所以不願意稱十月革命而宣傳是十月政變，其原因正在於想貶低它，不想讓它沾到這份光榮和榮耀。

不過要是在100年以前，中國人對革命一詞還是很忌諱的，用「談虎色變」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1910年2月28日，孫中山在舊金山演講，就談到了這一情況。

他說，「『革命』二字，今日已成為普通名詞，第（當是「弟」之誤——奚注）恐諸君以為革命為不切予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價、救性命之唯一法門。

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為不美之名稱，口不敢道之，耳不敢聞之，而不知革命乃聖人之事業也。

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此其證也。

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來飽受君主專制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

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立法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

』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聖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稱也。

」（《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0-441頁）

孫中山對革命二字所作的新解和宣傳，極大地啟迪了國人的覺醒，自此以後，許多人，特別是先進的人們，就再不以革命為洪水猛獸了。

不過要真正懂得革命，還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於革命的論述。

關於革命，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更為深刻的闡述。

他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

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就是說，革命是在生產關係成為生產力的桎梏時所出現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所發生的社會變革。

由於這種變革在階級社會是和階級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革命實際上就是代表先進生產關係的階級推翻代表過時生產關係的階級的行動。

在這方面，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做「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頁）這說明，革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強大動力，也說明，只有先進的階級才能發動革命，推動歷史的前進；一切衰朽的階級是談不上革命和推動社會進步的。

列寧更突出地把革命和政治上層建築，特別是和國家政權的變動聯繫在一起，他說：「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用暴力打碎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碎那種由於同新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候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頁）他還特彆強調，「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標誌。

」（《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毫無疑問，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不發生暴力是不可能的。

這樣，革命又是和暴力聯繫在一起的。

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說，「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關於革命，毛澤東也有一個非常形象而又極其準確的說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 （《毛澤東選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革命不是個別人或少數人的孤立的行為，而是一個具有很廣泛群眾性的社會運動，它需要非常廣大的群眾的參加。

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

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制度的積極創造者的身份出現。

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做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尺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頁）他還說，「只有當千百萬人萬眾一心、一致奮起的時候，革命才成其為革命。

」（《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頁）革命不僅需要具備客觀條件，還需要具備主觀條件。

列寧說，「不是任何形勢都會產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觀變化再加上主觀變化的形勢下才會產生革命，即必須再加上革命階級能夠發的足以摧毀（或打垮）舊政府的強大的革命群眾行動，因為這種舊政府，如果不去『摧』它，即使在危機時代也絕不會『倒』的。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頁）

至於說到「政變」，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所謂政變，是指「統治集團內部的一部分人採取軍事或政治手段的國家政權的突然變更。

」（中國社科院語言所詞典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外語教研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1頁）一般來說，政變並不涉及一個國家的根本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也不造成一個國家階級關係的根本變動；發動政變的往往是少數人，所用的手段往往是密謀和其它非正當手段；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也比革命小得多。

顯然，它與革命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只看形式而不看實質。

我們看報紙，常見有這樣的新聞：某國某某軍人集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某個經選舉產生的合法政府。

這樣的報導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關鍵在於，推翻這個政府的人代表了哪個階級？是代表先進生產關係的階級還是代表腐朽生產關係的階級？至於那個被推翻的政府是不是合法政府，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法律總是統治階級制定的，被統治階級如果強調這個「合法」，如果因為「合法」就不能推翻，那舊的統治階級豈不是要永遠統治下去？革命豈不是永遠不能發生？如果這樣的話，社會還能夠進步嗎？

人們要問，發生在1917年10月25日（俄歷；公曆是11月7日）的那個震撼全世界的社會大變動究竟是一場革命呢，或者只不過僅僅是一場「政變」而已呢？

按照以上對於革命和政變的的辨證，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顯然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深刻的革命，而絕不是什麼「政變」。

首先，十月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偉大鬥爭，而絕不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

其次，十月革命是用先進的生產關係和政治上層建築取代落後的過時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是推動歷史向前進步的，起了「歷史火車頭」的作用。

再次，十月革命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它通過暴力革命的形式實現了社會制度和階級關係的深刻變革，而不是少數人通過一些不正當手段實現的權力轉移。

最後，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發生了空前巨大的影響，在它的影響下，先後發生了德國的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命，它還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送去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大大推進了世界革命的進程。

所有這些，都是任何一個政變所根本不能與之相比的；而十月革命以後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也雄辯地證明，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它所實現了史無前例的偉大變革，它像燈塔一樣將永遠照耀著人類前進的道路。

應該說，把十月革命說成是十月政變由來已久。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一些流亡國外的餓國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就已經開始這樣說。

不過這一說法在蘇聯國內並沒有多大市場。

直到上世紀末的八九十年代，即蘇聯解體前後，蘇聯曾出現過一場關於十月革命性質問題的論戰。

據《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一書的編者介紹，「在大多數俄羅斯 學者和某些西方學者看來，十月革命是一場革命這個立論是無可爭議的。

然而，少數俄羅斯政治家卻重彈20年代流亡國外的俄國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的老調，把十月革命說成是一小撮職業革命家精心策劃的陰謀，是布爾什維克搞的政變。

前俄羅斯聯邦辦公廳主任謝·菲拉托夫就公然說，十月革命是一次政變，其結果是為數不多但很團結的左翼激進政黨篡奪了政權。

對這種無視歷史事實、否認革命的社會性、否定作為革命主體的人民群眾在革命中所起的推動作用的論調，許多學者都據理進行反駁。

」（劉淑春、翟民剛、王麗華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可見，把十月革命說成是十月政變並不是學者根據研究得出的科學結論，而是某些政治家火政客根據其政治需要編造的謊言。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1月30日由俄國《獨立報》拋出的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里也用了「十月事件」和「十月政變」這樣的說法（見溫煇：《列寧主義批判》附錄，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頁）。

按照該《政治遺囑》所署的寫作日期是1918年4月7-21日，似乎可以認為，普列漢諾夫是最早使用「十月政變」一詞的。

但是，人們只要稍微認真一點讀過這個《政治遺囑》，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偽造的贗品。

除了內容所表現出的現代傾向外，在一些細節上也暴露出明顯的問題。

按照《政治遺囑》的說法，「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囑就不應公布。

」（同上，第311頁）這話如果換一種說法應該是，「只要布爾什維克不再掌權，我的遺囑就應該及時公布」。

而蘇聯共產黨早在1991年8月29日就已經不再掌權，但是，《政治遺囑》並沒有在當時公布，而是在過了八年又三個月之後，才在1999年的11月30日 公布。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顯然，在1991年8月29日蘇共失去政權時，《政治遺囑》還沒有，甚至也還沒有想到要偽造這樣一份遺囑。

究竟是什麼時候才想到要偽造這樣一份遺囑也還是一個謎。

而且，要準備這樣一個遺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寫這樣的遺囑不僅要熟悉普列漢諾夫的生平和著作，還要了解當前現實的政治鬥爭對這一遺囑的要求，文筆還要寫得像是普列漢諾夫的文筆。

這一切當然都不容易，都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才能完成。

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政治遺囑並非普列漢諾夫所作，而是別人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假託普列漢諾夫之名而偽造出的贗品。

這樣一來，要說普列漢諾夫最早使用「十月政變」一詞也就不能成立了。

至於李文說十月政變「幾乎成了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其實不然。

就在祖波夫開始寫這本《二十世紀俄國史》之前，普京曾做了一個很大的動作，把30年代由史達林和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組織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加以重印出版，並且發給各高等學校的圖書館，供高校師生學習閱讀、學習。

這本重量級的教科書自是其他教科書所不能相比的，它所起的撥亂反正的作用更是非常清楚的。

至於所謂的「大部分教科書」，無非是一些在蘇聯解體前後為了醜化十月革命、醜化蘇聯、醜化列寧和史達林而編造的文化垃圾。

監獄這些文化垃圾的極端有害，所以普京才提出要重新編寫歷史，顯然，祖博夫主編的這本俄國史與普京當時的初衷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由此聯想到葉爾欽掌權時的種種倒行逆施。

由於這位總統反對和仇恨十月革命，一開始就不讓人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節的活動，後來為了淡化十月革命的影響，又宣布將十月革命節改為「和諧和解日」。

但是在許多人心中，這一天仍然是值得紀念的革命節日，以俄共為代表的左派革命群眾每年的十月革命節這一天，都要到紅場去集會和遊行。

普京上台後又將此節日改稱「民族團結日」，紀念的時間則改為11月4日。

但是，人們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懷念卻並沒有因此而稍減。

2005年6月21日，俄羅斯修訂的聯邦法律《俄羅斯軍人榮譽日和紀念日》規定，從當年起，11月7日重新被當作十月革命節來慶祝，但這一天首次不再是休假日。

該法律還將11月7日定為「軍人榮譽日」。

在學術界，2007年十月革命90周年時，不僅俄羅斯的左派革命群眾繼續舉著紅旗和列寧和史達林的畫像到紅場進行集會和遊行，而且俄羅斯學術界的一些知名學者還發表了《十月革命對我們、對俄國、對全世界的意義》的聲明，呼籲：「應當把人民的革命節日還給人民。

應當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告訴人民。

不能忘記：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有過屬於自己的偉大的革命。

我們可以，並且應當為此而自豪。

」（摘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7年59期）今年是十月革命93周年，人們在網上看到，在以前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都有群眾的紀念活動。

與一些人的主觀願望相反，十月革命的影響依舊深深地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

這正是：「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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