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肅反」

文/邢哲夫

這裡說的諸葛亮「肅反」，倒不是指七擒孟獲或者計除魏延。

這裡的「反革命」指一個團體，筆者姑且稱之為「益州系」。

眾所周知，益州劉璋在張松的建議下邀請劉備入蜀拒曹。

這一邀可謂送貨上門。

劉備在取蜀的既定方針下，反客為主拿下益州，劉璋歸為臣虜，劉備奄有荊益，開闢了西蜀根據地，站穩了腳跟。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劉璋的益州舊部自然也被劉備收編。

這些原來歸屬於劉璋，後來整編於劉備的官僚群體，筆者稱之為「益州系」。

相應地，鳩占鵲巢的劉備一系，因為主力是荊州舊部，暫且稱之為「荊州系」。

然而整編之後的「益州系」是否與劉備同心同德，是否願意輸誠盡忠呢？答案其實並不明朗。

此時的西蜀已是「荊州系」和「益州系」共存的跨體系社會。

這樣的社會自然蘊含了某種緊張。

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在《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一文中，將「益州系」和「荊州系」的緊張看作是「新人」與「舊人」的緊張。

其實自古以來，只要是發生遷徙或占領，只要是兩種不同身份、不同認同的群體在同一片土地上並存，就難免發生矛盾。

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史研究挖掘了南渡僑族與江南土族之間的分分合合。

田餘慶先生或是繼承了陳寅恪先生的路徑，將「益州系」與「荊州系」的矛盾視作世居土族與外來僑族之間的矛盾，也可謂別開生面。

當然，矛盾不一定表現為劍拔弩張的鬥爭、海水群飛的叛亂，矛盾更經常地體現為暗潮洶湧的不合作，陽奉陰違的拆台，外寬內忌的腹黑，推倒油瓶都不扶的觀望。

而矛盾的根源也不僅僅是「非我族類」的社會排斥律，而更多是路線的分歧，信念的對立，對共同體前途的想像規劃的差異。

沒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同一屋檐下的也常常是肝膽胡越的路人。

簡單說來，「益州系」的政治訴求是守成。

他們只想偏安於世代所居的西蜀故地。

做穩割據諸侯便是他們的終極目的。

而劉備、諸葛亮代表的「荊州系」卻自覺擔起了整頓乾坤的使命。

他們的訴求並不是雄踞一方，做土皇帝了事，而是「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後出師表》），而今邁步從頭越，以益州為起點，去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北伐。

（從這個意義而言，「王業不偏安」一語或恰恰是針對「益州系」）

然而對於「益州系」來說，北伐並非值得奮鬥的事業。

雖然劉璋也姓劉，但劉璋並沒有因為是劉家人就擔起興劉的責任，而是把天府之國作為自己的劉家府，對劉姓天子揖而不拜。

「益州系」在劉璋的既定政策下自然主張偏安。

相反，「荊州系」致力的北伐，其風險和成本都過於高昂。

動用天府之國的人力物力不說，搞不好會連西蜀的家底都輸掉。

或許在「益州系」看來，「荊州系」賭上西蜀來北伐是崽賣爺田不心疼，輸掉了西蜀就等於輸掉了一切。

西蜀本位的保守主義路線和中原指向進取主義路線便成了橫亘在「益州系」和「荊州系」之間的豁口。

所以，儘可能地阻撓北伐，便是他們的自然反應。

「益州系」阻撓北伐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李嚴案。

《三國志·李嚴傳》記載：

諸葛亮軍出祁山，嚴改名平，催督運事。

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量不繼，平遣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

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

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平違錯，謝罪。

於是亮表平廢為民，徙梓潼郡。

平聞亮卒，發病死。

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這是一件挺蹊蹺的事情。

李嚴本是諸葛亮北伐的糧草官。

但遇到了雨天，糧草無法如期運到前線。

李嚴於是假傳上諭讓諸葛亮退兵，以逃避自己運量失期的罪過。

但諸葛亮回軍之後，李嚴卻佯裝驚訝，問諸葛亮為何在補給充足的情況下退兵。

當然，李嚴的伎倆並沒有瞞過諸葛亮。

諸葛亮將李嚴在這件事上的書信出示給他看，李嚴無言以對。

諸葛亮將李嚴貶為庶人。

田餘慶先生認為這件事情「難於置信」，並進一步推斷這件事情只是諸葛亮扳倒李嚴的藉口。

田先生分析，李嚴在劉備入蜀後以都護屯江州，「實際上是總攬蜀國東部軍政，與成都分陝而治。

」一方面，李嚴得此要職是因為劉備試圖籠絡並穩住益州舊人，使其不至於因不滿新人而旁生不測，而另一方面，劉備也讓諸葛亮與李嚴同受顧命，將李嚴置於諸葛亮的掣肘之中，久而久之然必造成李嚴的不滿。

田餘慶先生認為，諸葛亮與李嚴的矛盾不在於運糧事件，而早在諸葛亮欲將李嚴調離江州，李嚴抗命，便埋下了日後的種子。

因為將二者的矛盾鎖定在新人與舊人之間的矛盾，田餘慶先生才得此結論。

其實，新人與舊人的矛盾固然是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但它的內涵卻十分空虛，仿佛什麼問題都可以往裡裝。

而只有將它落實為路線之爭、理念之爭、訴求之爭，得出的結論才會具體一些。

筆者認為，李嚴興廢並不像田餘慶先生翻新的那樣，是由於妄圖分庭抗禮，不聽調遣。

當然，另立中央的野心，李嚴未必沒有。

但還是應該將此置於「益州系」既定路線的整體之下。

不管是另立中央，還是運糧失期，都可視作是「益州系」反對北伐的表征。

李嚴事件的實質，是「益州系」對北伐的故意阻撓。

李嚴失期運糧，是否有故意的嫌疑，我們難於作有罪推定。

但即便李嚴失期延誤是過失犯罪，其後的主動出擊擠兌諸葛亮，則坐實了「益州系」對諸葛亮骨子裡的不合作。

田餘慶先生對「益州系」這種骨子裡的排斥非常敏感，並舉了一系列旁證，比如廖立事件、來敏事件。

但廖立、來敏事件屬於一般性的利益衝突，還沒有上升到路線之爭。

且不僅發生在荊益兩系新舊陣營之間，也發生在「益州系」內部（比如廖立排斥李嚴，來敏排斥董和，都是「益州系的內鬥）。

如果將李嚴和廖立、來敏併案，反而失去了其更加豐富的意涵。

而可以和李嚴事件併案的，筆者認為另外三個事件更合適，一個是黃權降魏事件，一個是費詩忤旨事件，一個是譙周請降事件。

黃權是最早拒絕劉備入蜀的劉璋舊部之一，也是最早認識到新舊之間必然產生矛盾：「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

」後來的歷史被黃權不幸言中。

當然，黃權與世俯仰，做了劉備之臣，但在劉備興兵伐吳之際，最早提出異議的也是黃權：「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

』先主不從……權降於魏」黃權勸阻伐吳，其理由和「益州系」阻撓北伐大抵相同，均是害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會動搖西蜀的國本，將「益州系」世葉的家底都輸掉。

黃權降魏後，劉備嘆道：「孤負權，權不負孤。

」劉備並沒有把黃權看作自私鬼怕死鬼，相反，劉備也知道黃權的勸阻同樣是出於公心。

只是自己辜負了黃權的公心，也就不好指責別人了。

「先主薨，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

」倒是有幾分孤臣孽子之心。

費詩事件大致是取得漢中之後，群臣勸劉備稱漢中王，費詩站出來勸阻，說：「今天敵未克，而先主自立，恐人心疑惑……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於是失去了劉備的信任，被降職。

這讓人想到了荀彧反對曹操加九錫而被賜死。

當然，劉備寬仁，沒有殺費詩，但這足以說明益州舊部對劉備集團的某種拒斥。

而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猜想，劉備欲王漢中，說明了劉備已經將大本營北移，劉備的野心不在西蜀一隅而在中原。

而堅持西蜀本位主義的「益州系」看來，劉備將重心北移無異於弱化了西蜀的地位，所以即便稱王，也應該王於成都而不是漢中。

這或許也是費詩忤旨的另一個隱微原因。

而「譙周請降」大概只是一句話的事。

「景耀中，魏鄧艾克江油，長驅而前。

後主使群臣會議，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宜可奔南。

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莫若降魏。

』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不動兵戈，休養生息是「益州系」的一貫主張。

即便是國破之際，譙周依然堅決貫徹這一主張，而不惜「從此譙周是老臣」（溫庭筠語）的千古差評，也不能說是毫無誠意和成本的自我保全。

回過頭來看李嚴事件，我們會發現《三國志·李嚴傳》的尾巴非常耐人尋味。

「平聞亮卒，發病死。

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注重動機的挖掘，是中國史書的傳統。

《李嚴傳》的這個尾巴，許是為李嚴的動機做一個春秋筆法的辯護。

李嚴希望諸葛亮為自己復職，大抵是因為李嚴相信諸葛亮一定會明白，自己阻撓北伐，並不是給諸葛亮下套使絆子，並不是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加害於諸葛亮，而是出於為西蜀前途安危著想的公心。

李嚴或許希望諸葛亮能明白，自己把諸葛亮從前線調回，只是為了讓他回來做西蜀的太平宰相，讓西蜀休養生息，免於兵燹。

李嚴或許看到劉備最終能理解黃權、原諒黃權，便相信諸葛亮最終也一定能理解自己、原諒自己。

然而，李嚴有公心，諸葛亮同樣有公心。

李嚴的公心有多寬廣，諸葛亮的公心就有多博大。

諸葛亮斷然不會因為一個人對自己的態度而有所陟罰臧否。

即便李嚴對諸葛亮沒有圖謀，諸葛亮也不能再次啟用李嚴，因為李嚴反對的是北伐大業，反對的是諸葛亮隆中對的許諾和希冀，反對的是先帝念茲在茲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反對的是劉備孔明君臣魚水的初心。

不忘初心！

蘇軾在《諸葛亮論》中說道「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對「益州系」的打擊和抑制，讓我們看到諸葛亮權變的一面。

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現實政治也必須去擔荷人類罪惡、殘酷和粗鄙。

正如，琅琊榜》里梅長蘇所說「那些陰暗的，沾滿血腥的事我來做好了。

」而諸葛亮能做的，或許只有不忘初心。

（作者微信公眾號：典故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