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想]．1920年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回顧

圖：1919年，台灣總督府完工，象徵日本在台統治進入穩固階段.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台灣人民大規模武裝抗日的最後一擊，此後，武裝抗日運動趨於 ... [歷史回想]．1920年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回顧（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第0573篇）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0573） [歷史回想]．1920年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回顧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圖：1919年，台灣總督府完工，象徵日本在台統治進入穩固階段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台灣人民大規模武裝抗日的最後一擊，此後，武裝抗日運動趨於沉寂。

繼之而起的是1920年代蓬勃興起的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匈、蘇俄、鄂圖曼土耳其等帝國紛紛瓦解，許多新興的民族國家獲得獨立。

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這股思潮席捲全世界。

1919年3月1日，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爆發了人民追求獨立的「萬歲事件」（又稱「三一事件」）， 在日本軍警鎮壓下，造成數千人死亡。

同年，5月4日，中國代表因在「巴黎和會」中簽署有損中國主權 的屈辱條約，消息傳出，憤怒的中國青年發起「五四運動」。

戰後的日本社會，亦掀起一股追求自由民主的風潮， 進入「大正民主時期」。

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及知識菁英，受到這些事件及思潮 的刺激，也開始關切台灣處於日本殖民地的命運。

圖：蔡惠如 1920年1月，在蔡惠如的奔走下，東京的台灣社團擴大組織，成立「台灣新民會」，由林獻堂出任 會長，蔡惠如擔任副會長。

東京地區的台灣留學生菁英紛紛加入這一社團。

「台灣新民會」成立後，立即決定了三項行動方針： 一．為增進台灣人的幸福，推行台灣統治的改革運動。

二．為廣泛宣傳新民會的主張，並啟發島民及爭取同志，發 行機關雜誌（註1）。

三．與中國同志取得連繫。

其中的第一項，即是後來推動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在當時在「民族自決」的風潮下，台灣的知識菁英，為何卻選擇議會路線，而不是像朝鮮人民追求獨立的革命路線呢？ 這是因為台灣與朝鮮的現實條件差異所致。

當時朝鮮剛被日本併吞（1910年）不久， 仍處於強烈的反抗階段，朝鮮人民不惜流血武力反抗，而台灣已被日本統治四分之一世紀， 初期的武力反抗都遭到鎮壓，日本殖民統治已穩固。

此外，朝鮮半島 與中國大陸土地相連，朝鮮人民武裝抗日失利時，可逃往中國躲避， 而台灣孤懸海上，退無可退，武力反抗的形勢與條件相對不利。

圖：林獻堂 日本統治台灣的前期，台灣知識份子多懷有濃厚的祖國意識，出身台中霧峰望族的林獻堂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07年， 林獻堂在日本奈良的旅館，與中國保皇黨領袖之一的梁啟超不期而遇，兩人雖然語言不通， 以筆交談，卻相談甚歡。

後來，梁啟超受林獻堂之邀，於1911年來台訪問。

梁啟超的政治立場屬於「守保的改良主義」，主張「君主立憲」，進行漸進式的改革， 反對當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路線。

他認為若推翻中國數千年的帝制，則中國的情勢會演變成 1789年大革命之後的法國，將歷經長期動亂之後才能恢復平靜。

因此，他主張採漸近式的 政治改革。

關於如何爭取台灣人自由的問題。

梁啟超向林獻堂告誡說：「中國在今後三十年， 斷無能力幫助台灣人爭取自由。

故台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作無謂的犧牲。

最好仿傚愛爾蘭人對付英國人之手段， 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灣人。

」 他建議採取漸進改革的方式，以期最終取得台灣自治的地位。

林獻堂吸收了梁啟超改良主義的精神，成為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指導原則， 即儘量不挑戰日本殖民當局的禁忌，而採取柔性溫和的改革路線，以爭取台灣人民的權益。

衡諸當時台灣的政治現狀，這種保守的路線，或許是不得不然的選擇， 而且也符合林獻堂出身於大地主資產階級的背景。

基本上，台灣的地主 及資產階級，雖然不滿日本人的民族壓迫，但其本身擁有較佳的經濟及社會地位， 因此自然較傾向於走漸進改革路線，而排斥激進的革命路線。

1918年起，林獻堂領導「六三法撤廢運動」， 要求日本政府廢除充滿殖民主義的《六三法》，而成為當時從事民族運動領導人。

圖：林呈祿 「新民會」成立後，核心人物之一的林呈祿認為《六三法》雖然是惡法，但它的存在， 等於是日本政府間接承認台灣的特殊性，倘若廢除《六三法》，使台灣與日本內地 實施相同的法律，反而否定了台灣的特殊性，終將導致台灣人喪失民族性，完全被同化 成日本人。

因此林呈祿主張，台灣人反抗的重點不在於撤廢《六三法》，而是必須設立「台灣議會」，使 之制定適用於台灣民情的法律。

這一主張隱含「台灣自治」的精神，獲得東京台灣留學生的支持。

這種 議會路線，也與林獻堂的理念契合。

於是「新民會」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取代「六三法撤廢運動」，成為民族運動的努力方向。

1921年1月30日，由林獻堂等178人連署，其中以東京台灣留學生為主體，第一次向日本帝國議會正式提出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遭到「不採擇」（不採納）的結果。

雖然請願沒有成功，但消息傳回台灣，卻鼓舞了台灣的知識份子。

而當時台灣總督為文人出身的田健治郎，主張 「內地延長主義」，強調「同化主義」，希望逐步消弭台、日之間的差別待遇。

為了緩和台灣人的情緒，台 灣總督府在1921年6月份公布《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官制》，設置評議員25名，遴聘總督府高級官員7名、 日本人9名、台灣人9名擔任，以做為台灣總督施政的資詢機構。

當時任命辜顯榮、林熊徵等士紳出任評議員 ，而總督府亦遴選林獻堂為評議員，加以籠絡。

圖：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在東京受到台灣留學生的歡迎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沒有因此而緩和。

1921年10月17日，在蔣渭水等人奔走下，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林獻堂為會長，成為台灣島內第一個結合台灣知識菁英的社會團體， 更積極地在島內推動議會設置請願活動。

1922年2月，台灣請願代表再次出現東京街頭，展開第二次 遊行請願。

總督府對於林獻堂積極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感到不滿，在第二次請願運動之後，隨即展開施壓， 由台灣總督親自出面召見林獻堂等請願幹部，提出嚴重警告：「日本政府絕不容許設置台灣議會」， 同時透過台灣銀行催討林獻堂向台銀的貸款。

當時因經濟不景氣，穀價大跌，霧峰林家租收大減，又遭銀行催討貸款，林獻堂倍感壓力沈重，於是 聲明退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且主張「台灣文化協會」以從事文化啟蒙為主，勿涉入政治活動， 以免引起總督府的干涉與鎮壓。

林獻堂退出請願運動，引起台灣知識份子及東京台灣留學生的不滿，在《台灣青年》撰文批評， 林獻堂的聲望一時受挫。

圖：蔣渭水 林獻堂退出後，並沒有使議會請願運動遭到挫折。

蔣渭水等人更覺得需設立一專責機構， 來長期推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於是與石煥長、蔡培火等人籌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做為推動請願運動的常設機構。

就在籌備完成，即將成立之際，總督府卻依《治安警察法》，以危害社會公安為名，下令禁止成立這一社團。

1923年2月，請願代表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抵達東京，展開第三次請願宣傳活動，當時在千葉縣學習飛行的台灣 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駕駛飛機從東京上空投下請願宣傳單，引起了日本媒體的注意，「島民大舉上京，要求台灣自治 並開設台灣議會」的斗大標題出現於報紙。

蔣渭水等人與東京的林呈祿、鄭崧筠、蔡惠如會合討論後，決定將在台 灣被禁止成立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改向東京早稻田警署申請，結果獲准在東京成立。

蔣渭水等人返台後，利用文化協會演講活動，積極招攬聽眾加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總督府展開反制，鼓動親日的士紳於1923年11月組織成立「公益會」， 以辜顯榮為會長，林熊徵為副會長，由「公益會」出面反對「台灣文化協會」及台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收效不大。

台灣總督府對於蔣渭水等人規避本島法令，改在東京申請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更感到憤懣，為壓制「台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於在1923年12月16日採取行動，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名，展開全島大逮捕，當天 被收押41人，包括蔣渭水、王敏川、蔡式穀、石煥長、林幼春、蔡惠如、賴和、、蔡培火、陳逢源等主要請願運 動幹部；林呈祿、鄭松崧人在東京，未遭逮捕，但亦遭到起訴。

由於涉案人數眾多，社會氣氛緊張，一時人心惶惶。

這一事件，史稱「治警事件」。

圖：治警事件受刑人出獄合影紀念 1924年8月18，一審判決，審理法官堀田真猿基於良知，將全部被告都判決無罪。

他在判決書中寫道： 「我相信被告所說的話，是三百萬台灣島民向日本帝國所要說的。

在尊重彼等人格， 並為日台人之間的融合起見， 非故意無視台灣的施政方針，蓋以法規為根據而公平審理者也。

」 檢察官不服，提出上訴。

最後判決結果，蔣渭水等13人被判有罪。

蔣渭水判四個月徒到刑， 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 林幼春、陳逢源各有期徒刑三個月，其餘6人判罰金一百圓。

「治警事件」是1920年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這次件事，不但沒有打擊 台灣人的士氣，反而激起同仇 敵慨的心理。

六名請願幹部入獄時，名眾夾道歡送，出獄時則大燃鞭炮相迎。

「治警事件」使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主要幹部都涉案，這時原本已退出活動的林獻堂 再次挺身而出，繼續領導請願活動 。

1925年1月30日，林獻堂、楊肇嘉、邱德金、葉榮鐘等4人為請願委員在東京提出第四次請願。

同年7月，又提出第 五次請願。

總督府則動員「公益會」由辜顯榮於6月份舉行「有力者大會」（全島有志者大會）， 發表宣言，反對台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認為這只是一小部份不滿台灣現狀的人的妄為空想。

林獻堂等人則出面在 台北、台中、台南另外舉行「全島無力者大會」展開回擊。

從1925年起，第六至八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仍然每年舉辦連署， 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雖然都遭到拒 絕的命運，但簽署人數持續成長，在1926至1927年間，達到最高峰。

此後， 因台灣知識菁英對於政治社會運動路線出 現分歧，導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就由盛而衰了。

1928年4月，第九次請願時，台灣的議會請願代表遭受東京地區左派台灣學生的抵制及阻撓， 左派知識菁英對於認為請願運動是「哀願叩頭式的請願方式」、 「無異是承認並加強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絕不可能達成解放台灣的目的」。

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已明顯地趨向兩極，一 是激進的左派，由台灣共產黨影響下，主張激進革命路線；另一是保守的右派，由林獻堂領導下，主張溫和的議 會改革路線。

彼此勢同水火，相互攻訐。

屬於中間派的蔣渭水批評激進左派是「小兒病」（輕率 躁進），保 守的右派得了「衰老症」（退縮妥協），呼籲彼此合作，喊出了1920年代台灣政治運動中最著名的一句經 典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 台灣左派知識菁英的激進路線，正逢日本興起的極右派軍國主義，因而遭到無情的鎮壓。

1929年2月， 「台灣農民組合」 遭到「二一二大檢舉」，組織幾乎瓦解。

1931年2月18日，「台灣 民眾黨」通過新的黨綱時，日警隨即展開逮捕行動，遭到勒令解散的命運；6月，「台灣共產黨」遭到日警破獲， 領導幹部或入獄或逃亡，左傾「新文協」亦名存實亡。

最後只剩下1930年7月成立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林獻堂領導下， 仍持續進行溫和的議會設置請願活動。

然而在「九一八事變」（1931年）之後，日本軍國主義氣焰日熾，政治氣氛趨於嚴厲。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已事不可為，1934年2月6日第十五次請願結束之後，同年9月，林獻堂發表《請願運動停止聲明書》， 持續14年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至此正式劃下了句點。

日期：2008.04.21 註1：後來創刊《台灣青年月刊》，成為《台灣民報》的前身， 詳見第0551篇旅記－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 東京台灣留學生歡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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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