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客家族群與政治(上) - 台灣法律網-劉孟錦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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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表面上是以原生論作辨識的基礎、並且以結構論作動員的訴求,客家族群實際上 ... 相對地,當割席而去是不得已的選擇之時,客家人除了要進行南客、北客的跨地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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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05
文/施正鋒教授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墾殖社會(settlers’society),也就是說,在漢人前來開發之前,原本就有原住民族(indigenouspeoples)居住。
不過,由於歷史上的偶然(contingency),也就是清將施琅對於「惠、潮之民[1]」的偏見及歧視,造成客家人大規模渡台落於鶴佬人[2]之後。
直到日本前來殖民統治之前,客家與鶴佬之間難免因為開墾競爭而有齟齬、甚至於彼此兵戎相見,也就是歷史上的「分類械鬥」,而滿清政府於邊疆「蠻荒之地」(frontier)的國家洞穿能力(penetration)不足,甚至於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台灣客家族群的集體意識因此開始凝聚。
當義民爺的祭祀逐漸取代三山國王信仰之際,代表的就是保鄉衛土的客家人,無形中已經開始在從事土著化(naturalization)的努力。
從太平洋戰爭到二二八事件,外來政權的統治讓客家人與鶴佬人、以及原住民開始強烈體會到休戚相關的共同命運感,不過,由於戰後避秦來台的國民政府進行政治分化,客、鶴兩族之間即使有相當的通婚,彼此的關係卻一直未臻和洽。
在過去十年來的民主轉型過程中,由於一些人傾向於將民主庸俗地矮化為投票主義,再加上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論述稍嫌跳躍,不免讓客家族群菁英萌生疏離之意,以為這就是要進行「鶴佬化」[3]。
我們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於台灣的客家族群而言,衝擊其集體認同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other)就是福佬人/鶴佬人[4]。
長期以來,作為少數族群(ethnicminority)的客家人,不僅是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客客氣氣、小心翼翼,在公共領域的再現(representation)幾乎也是被當作是隱形人看待。
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自由化,民間的社會運動一一崛起,客家運動才打破百年孤寂式的緘默,以跨越政黨的「還我母語」運動來表達對於族群文化凋零的痛心,以及對中華民國的「獨尊國語」政策的抗議。
此時此刻,客家菁英除了強烈揭露出認同被威脅的焦慮,也反映出客家人對於鶴佬族群文化所感受到的無形壓力[5],尤其是在離開原鄉(桃竹苗、六堆)者,也就是間接表達對於所謂「自然同化」的反對;當然,在委婉地抱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無奈當中,又夾雜著幾分未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憤懣,同時也充分顯示著不應該被現代國家排除的期待。
如果我們願意將台灣視為多元族群(multi-ethnic)所組成的社會的話,那麼,根據一般所謂「四大族群」的認識,作為主體之一的客家人佔有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不管是傳統的侍從恩寵收編(patron-clientcooptation)運作、或是當前的代議政治/政黨政治角度,客家族群在政治場域的關鍵角色,特別是在全國性政治獲勝聯盟的取得,都是權力競逐者所不敢忽視的重要勢力,因此,在方興未艾的「客家研究/客家學」(HakkaStudies/Hakkaology)[6],應該會有相當的研究成果累積才對。
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界對於客家現象的探究,在歷史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的成績斐然,而語言學上的努力也初步有成,然而相較之下,政治學對於客家研究卻不成比例地嚴重不足,尚在發軔之中[7](圖1),也就是說,政治學界對於客家研究的努力,還必須迎頭趕上。
對於這樣的困惑(puzzle),我們可以嘗試著由應然(normatively)、以及實然(positively)兩個層面來看。
首先,在「定於一」的政治正確規範下(不管是統、或是獨),多元族群往往被認為是不方便的事實,一班人多在主觀上希望這些社會分歧終將消逝,因而不願意去正面看待,不少人甚至於認為,除了原住民屬於南島語系(Austronesian)以外,客家人與鶴佬人、或是外省人都是漢人,沒有特別去加以區分的必要;再來,自從國民黨政權於戰後播遷台灣以來,政治角力集中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軸線,客家人、以及原住民的訴求不免被視為殘餘的歷史遺跡,並不是社會科學家要去探究的課題。
當然,台灣的政治學界還停留在行為主義的階段,多不願意觸及任何具有政治敏感的議題,以免被同儕視為異端;一直到近年來,投票行為的研究(民意調查)才逐漸把客家選民的意向從省籍的二分法中釋放出來[8]。
從知識論(epistemology)的角度來看,政治學如果要能稱得上是科學的話,應該有三項任務:診斷、醫療、以及預防;也就是說,族群政治的學者應該像醫生一樣,必須先能正確地描述族群現象,再來是提出合理的解釋,然後才能提出有效的化解族群齟齬之道,以便達到避免族群衝突的目標。
在這裡,我們將以政治學(PoliticalScience)裏頭的族群政治(ethnicpolitics)角度,嘗試著要去探究客家研究的政治面向:首先,我們將要建構一個客家族群認同如何政治化的概念架構(conceptualframework);再來,我們會使用較多的篇幅來討論客家認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以及檢討現有的學術性證據;其次,我們將選擇性呈現一些客家認同的政治表達方式,特別是政黨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以及國家定位[9];在結語之前,我們描繪對於客家人與其他族群互動的新近發展、以及未來願景。
概念架構的建立
在理論上(theoretically),我們必須解釋客家認同是如何產生的、如何由文化集團凝聚為客家族群?客家運動(還我母語、族群公平)是如何來動員的?在這裡,可供我們選擇的理論有「原生論/本質論」(primordialism/essentialism)、「結構論/工具論」(structuralism/instrument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ualism)[10],那麼,在不同的階段裡,我們是否採取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它們是否相互排斥,還是可以作某種程度的合成(synthesis)?譬如說,表面上是以原生論作辨識的基礎、並且以結構論作動員的訴求,客家族群實際上是在進行BenedictAnderson式的集體認同建構。
就本體論而言(ontologically),作為個體(agent)的客家族群,究竟與結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的關係為何,特別是國家機器(朝廷、殖民者、政府)?是試圖擺脫結/駕馭、命定接受制約、還是相互調適?更重要的是,這些應該立足在何種概念架構來分析?
再這裡,我們所建構的是一個客家認同如何政治化的概念架構[11],也就是說,客家人如何由一群原本只是會說客家話的文化集團,進一步提升為具有集體認同的客家族群[12]。
在這樣的架構下,我們必須找出促成客家認同產生/凝聚的獨立變數(independentvariable)、中介變數(interveningvariable)、以及應變數(dependentvariable)客家認同經過政治化以後的呈現。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跟其他任何認同一樣,客家認同是高度流動的建構,而且是會隨著情境的變動而自我調整,並非是凍結冰存的歷史遺跡。
因此,在原初的狀態,即使客家人彼此擁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生活方式、或是其他文化色彩,也就是所謂客觀上可以觀察得到的有形特徵,並不一定保證會有休戚相關的主觀認同出現,更重要的是由集體經驗、記憶/失憶、以及歷史所構成的共同想像。
當客家人之所以會積極進行認同的搜尋,往往是在與他者相遇(encounter)之後,開始發現彼此在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語言上的隔閡。
儘管如此,客家人與其他族群並非只有差異,應該也有共同點,也就是說,當差異被特別強調、共同點被刻意忽略之際,往往會有利於客家認同出現的脈絡/情境條件,也就是政治權利/經濟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文化特色是否被貶抑、社會地位是否被壓抑。
此時,由於面對無形的偏見(prejudice)、以及有形的歧視(discrimination)[13],客家人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deprivation)油然而生,一旦自己發現這是身為客家人的共同命運、遭遇,開始反思作為一個客家人的意義,也就是個人的榮辱與集體的福祉是分不開來的,而個人的認同也有相當大的成分是決定於自己與客家社群的定位。
這時,客家人的不滿、反感,又會回頭來強化「我們」與「他們」的差異,並且賦予展新的詮釋。
我們可看到,這個概念架構結合了解是族群認同/民族認同產生的三大理論:建構論、原生論、以及結構論。
我們可以這樣說,原生論提供族群認同的基礎(what),結構論為族群認同的產生提供理由(why),而建構論則描繪了族群認同如何建構的方式(how)。
首先,從建構論來看,客家認同並不是自然渾成的個體,而是經過集體想像,歷經萌芽、成長、茁壯、而成熟的建構,特別是客家菁英在不同時期的理性選擇、以及策略行動。
在這裡,客家領導者除了要衡量自己所必須回應的挑戰外,更要決定何種認同形式是可欲的,包括接受同化、維持差異、還是不如離去。
當同化於多數/支配性族群是族人的共識之際,白化(whiten)的呼聲會對於族群認同嗤之以鼻,認為是小題大作,終究,在文化滅種的洪流之下,不只不會有客家族群,連客家文化也不復存在,只剩每年多元文化嘉年華會中聊備一格的花絮。
相對地,當割席而去是不得已的選擇之時,客家人除了要進行南客、北客的跨地域整合,也要面對其他族群/國家是否願意任憑和平分手的課題。
原生論的貢獻,主要在於提供族人有較為具體的想像基礎,方便族群界線的區隔。
事實上,客觀上的絕對差異程度並不重要,要緊的是讓自己人相信彼此的共同點、以及盡量擴大與他族人的差異。
譬如說,客家人、鶴佬人、以及絕大多數的外省人的血緣大體是漢人[14],差異的對照組應該是屬於南島民族的原住民,然而,當口語上的差異被認為是很難溝通之際,「車同軌、書同文」就會被視而不見。
當族群認同的圖像開始成形之時,嶄新的傳統可能會漸次被創造出來,甚至於被賦予創世紀一般的史詩所神化。
根據結構論,不平等的族群上下分工關係,不管是真、是假,往往是族群菁英喚起族人意識所不可或缺。
在族群運動的大敘述裡頭,敘述者除了要美化族人過去的歷史,還要對於目前大家所遭受的待遇發出不平之鳴,當然,族群領導者更必須點出,族群團結一致的重要性,以便達到他們所應許的迦南地。
結構論有時被稱為工具論,帶有相當地負面評價,多少是在指控族群菁英操弄族群情緒,否則,族群的認同就不會被撩撥起來。
問題是,如果族人沒有任何被欺負的感覺,不管是實質的權力/資源分配、還是抽象的尊嚴受損,菁英是很難平空「撕裂」族群情感的。
再來,我們要說明兩個關鍵的中介變數:政府的政策、以及菁英的角色[15]。
所謂的中介變數,是指在獨立變數、以及應變數之間,可能會強化、或是減弱其原本因果關係的變數。
取決於國家的角色,究竟是族群化的國家、色盲的國家、還是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國家,那麼,政府的政策在光譜上呈現,有可能採取特別優厚單一族群/排斥其他族群、刻意忽視族群差異/強調個人社會福利的分配、還是主動調和族群關係的做法(Azarya,2003)[16]。
菁英的策略性角色是族群動員所不可或缺,特別是如何說服少數族群的大眾加入、或是奉獻有限的資源。
我們必須指出,族群菁英的個人利益,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名聲,未必與族群的集體福祉相左;即使是從權力掮客的角度來看,除非是榨取過度的政治租稅(rentseeking),否則,我們不能率然指控族群菁英就是在超弄族群情感,畢竟,他們還是最能了解族人(patron)需要的代理人(agent)。
不過,當眾多的菁英在爭取獨家代理之際,難免會將族群內部的競租行為擴及族群間的角逐。
就策略上而言,族群菁英可以自艾自憐、訴諸不公、怪罪他族,強調制度、或是尋求整合(Grove,2001);就目標而言,族群菁英可能要求平等/分享權力、掌控國家機器、或是分治/分離(施正鋒,1998:12-15)。
到目前為止,這個概念架構的前半部是告訴我們,情境條件如何影響族群認同的出現,以及中介變數如何強化/減緩這種關係。
後半部則要告訴我們,族群認同如何進而左右族群在政治場域的偏好/行為,包括政黨政治、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
客家族群的認同
在概念上而言(conceptually),我們必須先解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客家人是否為「族群」(ethnicgroup)。
再來,我們應該尋求「客家人」的定義為何,也就是說,就客家族群的集體想像當中,作為一個客家人,應該在客觀上、以及/或是客觀上有哪些條件?是共同的血緣、語言、文化、還是經驗/記憶/歷史?再來,客家人的個人認同、「學理上/民族學」的辨識、以及法律上的身份,三者是否有區別?這些是否有政治哲學上有關權利的意義?回答了上述問題,我們才可以問,到底客家族群的人口數有多少?是否應該在人口普查的結果呈現出來?應該是由當事人填寫自己的族群認同、還是由官方來認定?個人的族群認同是否應該公佈(譬如戶口名簿、還是身分證件)、還是作為整體施政的參考用即可(譬如財源的分配)?
邏輯上而言,客家認同至少可以從主觀的認同(是否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以及客觀的特徵(會不會說客家話)二個面向來確認(圖3)。
一個人如果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而且又會說客家話[17](左上角),他的客家身分/認同當然毋庸置疑;相對地,如果一個人既然自認不是客家人、而且又不會說客家話(右下角),我們就不用太在意他是否為客家人。
如果我們放寬標準,只要他願意承認自己有客家血緣[18],即使已經不會說客家話(左下角),應該也可以接受為廣義的客家人,也就是把已經被同化的福佬客、或是選舉時才承認是客家人的政治人物包括在內。
最後一種可能是會說客家話、卻矢口否認自己是客家人者(左上角),這些人可能是出生/成長在客家庄,特別是父親職業為公教警調人員者,或是住在客鶴混居的城鎮的非客家人,或者,也有可能是已經白化的客家人,不敢/不願承認自己的客家身分。
如此看來,這些人的客家認同強度如下
a>b>c>d
在這裡,我們會發現,一個人即使願意承認自己有客家血緣,並不一定代表他會立即擁抱父母/祖先的客家身分。
因此,我們以主觀認同、血統、以及語言三個面向,重新思考客家認同的結構(圖4),解構出八種邏輯上的可能。
我們以為,只要自認為是客家人、而且又承認自己有客家血統者,不管會不會說客家話(a、b),應該都是客家人。
再來,那些自認為算是客家人、卻否定自己有客家血統者,若非空集合、就是有可能是願意歸化為客家人者(c、d),包括誠心誠意的「客鶴佬」、客家人的媳婦/女婿、或是策略性的偶殊者(contingent),應該可以接受,特別是會說某種程度客語者(d)。
在想像、未知的客家人宇集裡頭,那些自認為不是客家人當中,是否要全盤否定其客家認同?我們以為,只要他們願意承認自己的客家血統,不管是積極、還是羞澀(e、f),不論是否諳客語,特別是客家子弟中的所謂「國語人」,只要客觀環境變動,也是可以動之以情的含蓄客家人。
至於那些既不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又否定自己有客家血緣者(g、h),也就是隱形的客家人,是否就要放棄將其納入客家族群的範疇,尤其是保有相客家語言能力者(g)?我們以為,不管是「福佬化」、還是「國語話」,這些人是族群接觸史的產物,甚至於是國家語言政策的受害者,在過去「被迫選擇[19]」支配性文化認同、甚至於要隱藏其血緣認同,如果要怪罪他們當時為何沒有個體(agent)的身分來與體制(system)進行爭扎,未免強人所難,應該有讓他們重新選擇當客家人的機會。
如果我們以同心圓的方式來表達這些人的客家認同強度(圖5)(略),客家人的核心是自認為是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者(a、b),再來是自認為是客家人/不承認有客家血統(c、d)、或是自認為不是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者(e、f),最外圍則是自認為不是客家人/不承認有客家血統者(g、h)。
自於那些會說流利客家話、卻自認為不是客家人/不承認有客家血統者(i),既然已經無意當客家人,就算是「客家之友」好了。
那麼,究竟台灣客家族群的人口有多少?戰前,客家人、以及及鶴佬人的人口數可以透過當時的人口普查資料取得,也就是根據當時漢人的祖籍為廣東省或福建來區分[20]。
在日治時代(1905-40),曾經有幾次「戶口調查」及「國勢調查」;另外,在昭和元年(1926),有過「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如果扣掉原住民、以及日本人,客家人當時的人口在13.7-15.7%之間(連文希,1972:14-16;江運貴,1996:276)。
在戰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裡,再度區隔台灣省籍漢人的祖籍,源自廣東的約佔15.05%,大致穩定[21]。
日後的人口普查更難推斷客家人口,因為本省籍漢人未再以祖籍來分,一般同意15%是合理的估計[22]。
戰後以來的人口普查(十年一次),一向只有特別將外省人、以及原住民分別列出來,並未區隔客家人、以及鶴佬人。
這樣的做法,自有其歷史的脈絡,有就是源自於中國的「籍貫」、以及非漢「少數民族」的區隔;前者有政治權力分配的用意,後者則不免含有牧民照顧(patronage)的意思。
既然官方文書無法取得客家人口的數目,我們試著由學術界的研究報告來推知。
在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23]的「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裡頭,有三大類資料可供參考: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台灣選舉調查資料[24];前兩者的計畫主持人以社會學者為主,後者則為政治學者。
我們可以看到,根據社會意向調查、或是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得到的客家族群的百分比約在8~15%之間(見附錄1),差距竟然高達50%之多[25]。
根據選與調查資料,所得到的客家人口百分比更低,普遍在3~12%之間[26](見附錄2)。
由於後者涉及投票行為,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受訪者不願意揭露自己的族群認同。
令人好奇的是,社會學者與政治學者對於客家認同的操作性定義,是否影響受訪者的回答?
我們必須指出,一直到近年為止,問卷縱然有四大族群的選項,卻是用籍貫的方式來提問,譬如「您的籍貫是哪裡」、「您是哪裡人」、「您父親的籍貫是哪裡」、或是「您父親是哪裡人」,而非我們以為視大家目前慣用的「您的族群認同是甚麼」;此外,族群的名稱往往也與一般用法有別,也就是大陸各省市/外省、本省閩南人/本省(閩南人)、以及本省客家人/本省(客家人)。
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社會學者在1980年代會直接問受訪者的籍貫(族群),到了1990年代則改為以父親的籍貫(族群)來推敲受訪者的認同。
政治學者大致採用父親的籍貫(族群),比較不直接問受訪者的認同[27]。
不過,除了受訪者的客家百分比有逐年上漲的趨向,看不出是否是因為委婉的提問法而提高承認客家認同的意願。
表2:客家人口數與分佈(略)資料來源:*黃河(2002:112);**客家委員會函請客縣市政府提供
相對之下,客家委員會所提供的客家人口數目,分別佔了總人口的10.85%[28]、以及13.16%(表2),與我們一般人的期待(15%),落差稍微較少。
如果我們比較高雄市政府稍早所作的估算,當地的客家人約有212,688(14.41%)(林慶宏,2000:46-47),而前述來源的客家人口數分別是71,118(4.72%)、以及151,100(10.11%),可以看出,全國的客家人口總數應該更高才對。
如果我們在比較客家委員會所作的台北都會區[29]客家人口調查(梁世武,2003:25),客家人口介於349,757(5.24%)以及861,043(12.90%)之間,而上述資料分別是369,034(5.54%)、以及802,624(12.05%),由此可見,黃河(2002)的調查結果,遠低於縣市政府提供的數目,特別是台北縣只估出三分之一[30];相較之下,林慶宏(2000:30-31)透過學校(小學)來進行估算,其中間標準值比高雄市政府提供的客家人口數還高[31]。
除了進行調查的單位以外,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前述三位受委託者,對於客家認同的認定方式。
梁世武(2003、2004)根據主觀認同、以及客觀認同,客家族群分為核心、中間、以及非核心三類。
他所謂的主觀認同,是指單一選擇下﹙互斥選項﹚、或是多重選擇下(可複選),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客觀認同包括血緣認同(1/2、1/4)、以及語言認同﹙說、聽﹚。
與我們先前的客家認同解構圖相比較﹙圖4﹚,他的核心客家族群大致就是a、b、c,中間客家族群是d、e,而非核心客家族群近似於f、g。
當客家人的定義採取最嚴格的血緣標準,也就是父母都是客家人之際,客家人的估算值最低;相對地,當他採取最寬鬆的客家人標準,也就是允許複選的認同,客家人的估算值最高。
問題是,在自由心證之下,研究者如何知道受訪者自己的父母、組父母、或是外祖父母為客家人?有52.82%的受訪者認為「必須具有客家人的血統」、31.16%認為「必須會聽或講客家話」、24.36%認為「必須了解客家文化」、18.21%認為「必須具備客家人的性格、如勤儉」、只有15.29%認為「只要自認為是客家人、就是客家人」。
再來,黃河(2002:12、110)對於客家人認同的定義,採取「自我主觀認同」,讓受訪者自己決定「我是不是客家人」,他以為這就是「主觀上認同且願意表達具有客家身分者」。
他也接受具有雙重認同者,以便納入通婚的現象;在他的調查結果裡頭,93.5%的客家人認為自己只是客家人、不具其他族群的身分(頁43)。
相對地,林慶宏(2000:33)則以直系四代親屬會不會說客家話來界定客家人,也就是同時採取嚴格的語言條件、以及較為寬鬆的血緣基礎(1/16)。
客家菁英大致同意其族群認同建立在使用客語的能力,不容諱言,也就是質疑「不會說客家話的人還算是客家人嗎?」然而,在當前語言教育、以及媒體管道未能有立足點平等之前,若堅持以語言作為客家認同的唯一標誌,面對強勢語言的融合暗示、及商業利潤的考量,客家人口勢將逐漸萎縮。
我們是否可以接受更開放的族群認定方式,譬如說,以主觀認同與否來承認其個人的族群歸屬,而非硬性要以「客觀的標準」來辨識?
短期而言,要恢復客家族群的認同,最迫切的課題是客語教學如何落實。
就目前教育部「母語教學」的定位,仍然把客語當作父母的責任,吝於挹注國家資源,其實就是以消極應付來取代過去的「獨尊國語」;在一般化「鄉土教學」的遮掩之下,將難逃方言點綴式的邊陲地位。
客委會或可主動爭取客語教學的主導權,一方面進行客語師資的培訓及認證,另一方面加速客語的現代化,也就是標音系統的標準化、百科辭典的彙編、以及文學創作的鼓勵。
中程來看,我們必須透過立法來取得客語在公共領域的平等地位,具體而言,就是制定『語言平等法』,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母語、或是偏好的官方語言。
除了現有大眾運輸工具的播報外,諸如醫院、或公家機構等場所,也更應該有客語的接待、甚或執勤人員。
客委會或可鼓勵民間企業、或是與人事行政單位磋商,研議設置專業人員雙語服務津貼的可行性。
即使目前已經剛成立三個客家學院[32],長遠來看,以客語為主的「義民大學」應加速籌設,除了讓少數族群有公平的使用母語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外,更要這些成為客家研究的重鎮,有如瑞士的德語、法語大學,或是魁北克的法語大學。
理由很簡單,多數族群雖然不一定會有偏見,卻較難期待他們有足夠的敏感度來追求客家文化保存、振興,或是人才的培育。
在大學數目急速增加之際,經營不善者如果收歸國有,不妨轉交客族作公辦民營。
我們以為,為了要確保客家的集體認同,除了文物保存、文化發揚、以及語言推廣以外,現代的客家人認同是建立在彼此共同的記憶、或是經驗。
因此,客族歷史的重建刻不容緩,特別是先人飄洋過海、披荊斬棘的史詩。
更重要的是,這些是所有台灣人的集體資產,而非客家人自己的家內事。
政府應該讓客家人有選擇自我認同的機會。
或許所謂的外省族群,不願讓過去的籍貫措施帶來歧視,客家人卻有族群人口萎縮的擔憂,因此,在口普查中,政府應該可以藉此確認客家族群的人口數,至少適當地讓客家文教支出符合人口比例。
(待續)
作者簡介
施正鋒教授
學歷:美國TheOhioStateUniversity政治學系博士、美國IowaStateUniversity政治學系碩士、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學士
現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兼任教授
學術專長:政治學(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學)
文章轉載自https://www.facebook.com/cfshih2012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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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的叮嚀
資訊公開是民眾對於政府最基本的要求。
國家公權力行使往往造成民眾不便,有侵害人民權利的情形。
因此會要求政府(特別是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要讓民眾有可預測性,避免擾民的情形。
行政程序法的制訂,就是行政機關與人民之間的行政行為的規範。
(姜智逸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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