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论》3.0：现代社会的起源和保守主义 - 知乎专栏

事实上，就“人类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这个问题本身，不同时期的主流看法就 ... 这种史观比“黑暗中世纪”史观好一点，起码承认了技术和经济进步在客观层面的永恒性， ... 首发于常识无障碍写文章登录/注册很多人并不理解所谓“进步”（特别是社会进步）的本质，对现代社会建立的过程也缺乏正确认知。

事实上，就“人类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这个问题本身，不同时期的主流看法就大相径庭。

具体来说，曾经有两种看待历史的范式——进步主义的范式和退步主义的范式。

农业社会时期，各民族普遍发展缓慢，社会也比较脆弱。

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经常会因战乱、瘟疫、帝国的崩塌或自然灾难陷入停顿或者倒退，有时这种倒退甚至长达百年之久——如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西晋瓦解后的中原。

遥远的过去总是存在美化，刚过去的昨天和举步艰难的今天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诞生了一种静滞甚至倒退的历史观——所谓“今不如古”。

人们歌颂过去，实际上是渴望回到曾经那安宁的生活。

希腊神话说人类从黄金时代堕入黑铁时代，孔孟以来的儒家从来都把上古的三代之治作为仁政的标杆，爱德华.吉本的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就不知道启发了多少幻想文学作者脑海中的“堕落帝国”图景和那些令人长吁短叹的故事。

可无论人的主观意识为何，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总是客观的。

今日的历史学家早已证明，从公元0年到公元1800年，欧亚大陆上各个民族的经济和技术都是不断进步的，既没有“倒退”也没有“停滞”。

不存在什么“罗马帝国后人类陷入黑暗中世纪的漫长停滞和倒退”，亦不存在“欧洲各民族摆脱停滞的封建社会”之类的事，只有农业社会的漫长进步与积累，直至触摸到时代的天花板，然后掌握关键“指标”的民族进入近代。

退步主义最终形成了“黑暗中世纪”之类的历史观，认为农业社会和君主制不仅是步入近代和现代的障碍，更是对古典时代的倒退，彼时的欧洲是倒退的，东亚则是“停滞的”（东亚），并顺着这套逻辑，产生了农业社会越落后越不发达，越容易进入下社会的奇怪结论。

近代以后社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技术的积累和经济的进步在日益发达的传媒印衬下，变得如此显著，以至于即使发生短暂的倒退也无法掩盖总体上的进步。

由此各民族普遍转向“进步式”的历史观，学者们也纷纷按各自的标准将社会分解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些标准有的合乎特定区域的现实，有的有普遍的价值，也有的完全出自臆想，但大体上不外乎是从“古代的、农业社会的、专制的、野蛮的”旧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民主的、文明的”新社会迈进的。

这种史观比“黑暗中世纪”史观好一点，起码承认了技术和经济进步在客观层面的永恒性，也很容易引申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若某个民族无法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是因为这个民族的经济和技术在上一阶段表现得不够好。

不过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完全正确，其划分人类社会的标准也并不合理。

尽管技术和经济确实基本处于进步中，可社会表现出来的“文明”的程度——或者用贬义的说法：“文明病”的程度——却是反复波动的。

文明的程度是纵轴，经济技术的发展程度是横轴，这两者总的来说合成了一个类似正弦函数般的曲线。

直观来说就是，人们的作风和思潮时不时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返祖”现象。

魏晋时文人流行吃五石散，今日的左翼进步主义人士们抽大麻如吃饭，彼此并无太大区别。

农业社会有文明病，现代社会一样有，这是永远伴随着和平同时到来的自然现象。

在大时间尺度上永恒进步的唯有经济和技术，“文明程度”则未必。

经济和技术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实现积累，但时髦的思想——包括科技都很容易在两个民族接触后瞬间传播过来，除非某些特殊的制度阻碍了这些思想的传播。

就好比18世纪的南印度可以一下子诞生数位世界级的伟大数学家，但是被穆斯林和盎萨人引发的战乱和殖民体系糟蹋过的印度纺织工业就再起不能了。

要想透彻地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其实并不容易。

诚然工业社会的某些产物会让人产生“世界果然不一样了”的直观感受——比如蒸汽机和工厂之类的庞大造物。

虽然蒸汽机和工厂对世界的影响未必大得过水力磨坊和线列步兵，但毕竟视觉冲击力十足，再加上基础教育的大范围普及，和老一代人的认知与现实社会的激烈碰撞与反差，轻而易举地成为了经济技术永远进步的象征。

汽笛轰鸣，烟囱林立，让当时的人类产生了“技术和经济确实在飞速进步”的实感。

随着这种感觉而来的，是彻底变革社会的渴望、对人类社会迈入新时代的期待，以及对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由衷赞同。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种进步，或者直白地说：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在上一个发展阶段实行的制度称为“旧制度”，把下一个阶段的视作“新制度”，那么“旧制度”和“新制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新制度从旧制度中自然而然地成长出来，再和旧制度产生矛盾呢？还是新制度和旧制度始终势不两立，必须通过暴力和革命摧毁旧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对新旧制度关系的常见解读有以下两种。

当下汉人知识分子中最为流行的是所谓“革命史观”——实际上是经过修改的马列史观。

它把人类社会笼统地划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发展阶段，认为新制度虽成长于旧制度之上，但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是矛盾的两端，只有消灭旧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

并由此产生了“旧制度越薄弱，进入新制度就越容易”的观点。

他们将历史上汉人未能顺利发展到近现代社会的原因归咎于“封建势力”（也就是旧制度）的过于强大，将西方资产阶级的顺利成长归功于西方“黑暗中世纪”的脆弱。

言下之意，就是汉人“古代”过于古老而顽强，专制和封建的阻力很大，故而难以进入现代社会。

其逻辑的终点就是为了破除这一困境，必须求助于从天而降的外来先锋队，靠自上而下的强力改造汉人的传统。

这套逻辑还能延伸出“因为汉人的现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较弱，所以非常有利于发展到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

有人认为这套说法是法国大革命史观和现代左派进步主义史观的自然延续，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在为“天降哲人王和先锋队拯救并改造汉人民族社会”提供依据，一旦哲人王和先锋队夺取了政权，就会立刻撕下“革命”的伪装，暴露出保皇派的内核，开始为天降伟人永久的统治与“改造”进行辩护。

尽管与保皇党占据相同的生态位，但真正的极权主义并非君主制的延续，与自诩伟大实为孤家寡人，下令焚书坑儒但是民间阴奉阳违的秦始皇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也不是法国大革命、共和制或者民主制孕育了极权主义，“来自社会的高压”至多只会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那样，同质且仅对自外于大多数人的异类残酷，最终目的是迫使他们皈依，并不会损害民主——毕竟民主的作用在于限制公权力，而不是大众的自发行为。

极权唯一的来源就是知识分子的呓语，那些妄图以“神”之名建立教团“改造”全社会之人，才是世间至恶的创造者。

“人民的专政”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今日的西方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同质化社会，所以无法理解罢了。

全社会自发排斥异己进行异端审判，压根不是“极权的起源”，西班牙人全民猎巫的时候和瑞士加尔文派的专政并无根本性的区别，都是社会自发的疯狂，人民再怎么热衷于排斥异己，民族社会内部的人总是安全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类似于在狂热的纳粹德国治下，德意志人不会因为“不够纳粹”遭到迫害，只有犹太人必死无疑，德意志人依然可以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享有十倍于苏联人的自由——要知道在苏联鼓掌不够积极都可能获罪。

相反，任何极权都不产生于社会自身的疯狂与独裁者的意志，实为知识分子建立起疯狂的教团并试图改造全社会的过程。

由此观之，民主确实比君主专制要“可怕”得多。

君主向来喜爱仆从众多，渴望治下如同充斥着各种奇花异草的花园一样“多元化”——波旁王朝必然豢养瑞士人，喜欢布列塔尼人。

而所谓的民主就是还政于民，让民族社会的大多数人能够发出他们的声音，凭借自由意志迫害他们憎恨的异类。

如果说君主专制是“旧制度”，民主是“新制度”。

那么这一次新旧制度交替的本质，就是全民族社会对异类的专制取代君主对社会的专制。

而所谓的“极权”既非旧制度，也不是什么新制度，实为肿瘤一样的“异端”。

“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应该明白，所谓进步应该是新制度建立，旧制度消亡，用民族社会掌握权柄取代君主掌握权柄。

只是今日很多自称进步主义者的观点不是“还政于民”，而是用一个“进步的教条”取代旧制度和君主掌握权柄，依据文本的内容对社会专政，这当然算不得什么进步了。

“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共和派”可能都认为，不用革命打破旧制度便无法建立新制度，但对打碎旧制度以后建立什么总有分歧。

共和派诉求的是民主的新制度，前两者则总是导向用“神学家”的信条教化社会、用最极权的专制取代君主那暴力但松散多孔的专制统治。

正如本文所说的那样，近代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社会的进步，从君主专制走向社会对异类专制，将公权力从统治者驯服为社会的代理人和工具。

仅仅将君主换成另一种教条，凭借更强力的极权统治凌驾于民族社会之上，是绝对的歧途。

另一种所谓“保守主义者”们的观点与上述各派皆不同，认为旧制度和新制度的关系如同蝌蚪与青蛙，旧制度只是新制度的幼年状态，新制度本质上是旧制度的“合理延续”——蝌蚪成长后自然会变成青蛙。

也正因为此，他们认为温和的改良通常好于激进的革命，主张旧制度本来就能在各种改良的累积中逐渐变为新制度，激进革命往往会导致专制和暴民统治，破坏这一进程，且这些革命的“副产品”并非旧制度所做的恶，而是旧制度上成长出来的“变异体”，如同肿瘤一般既不必要亦非必然。

自然在“保守主义者”们的观点看来，旧制度越强大、越完善，社会就越进步，越容易进入新时代适应新的制度。

在笔者看来，后者显然更有道理，但也不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保守主义者把共和派的进步和那些哲人王式知识分子的进步混为一谈，把社会获得权力和神学家专制社会的极权混为一谈，并把后者当成前者的必然，但总体而言已是一大进步。

今日的汉人知识分子普遍对世界历史极度无知，沉迷于“黑暗的中世纪——光明的文艺复兴”一类的陈旧叙事，常识性错误多得可怕。

他们为汉人的“小农经济”抱怨不休的同时，并不知道1700年前后的西欧也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其中又以尼德兰、意大利和法国为最，其实力远非同期的奥斯曼、印度之流可比。

加上西欧诸民族又幸运地远离蛮族，未曾陷入到殖民统治之中，这才抢先迈入了近代社会。

诡异的是，汉人知识分子们喋喋不休着“以前先进会导致以后落后”的谎言，却不知道后来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就是十八世纪最发达的国家。

同期的竞争对手中，除尼德兰以外，谁也不敢自夸可以在农业和工场领域与英国争辉。

美国后来以工业社会最发达者的身份率先进入现代社会更是众所周知。

可见宏观历史上，所谓“弯道超车”之类的现象并非普遍性的规律，“中世纪落后、封建统治薄弱，所以欧洲才能迅速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汉人则与之相反”之类广为流传的解释不过是可笑的怪谈。

“旧制度越发达越容易进入新社会”的规律同样适用于局部地区，近代社会期间沙俄的农业经济远超受困于“大洪水”和外敌入侵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也超过了战乱频仍的匈牙利，与此同时，沙俄的近代化步伐也是东欧翘楚。

反观那些“封建统治薄弱、农业社会落后”的典型——中亚、中东、印度和非洲地区，却连成功步入近代社会的独苗都没有。

知名者如印度、阿拉伯、伊朗、埃及和希腊，不是陷入殖民统治被迫裹足不前，就是因长期战乱引发了农业经济的总崩溃，以至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达到近代社会的门槛。

他们并没有出现逆势上扬的奇迹，由此可以充分看出旧制度下的发展水平才是新制度的孵化器，旧时代的积累是新时代发展的重要原料。

汉人作为世界上诸多民族中的一员，自然也会遵守这一规律，如果无法进入近代社会和工业社会，只能说明我们要么是陷入了殖民统治，导致汉人虽然有了进入近代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却因为殖民者的公权力无法建立进入近代的新制度，被迫裹足不前，要么发生了长期的战乱或异常惨重的天灾导致汉人的农业经济（或者用他们的说法——“封建经济”）水平大幅倒退，不仅落后于盎撒人等，可能连日本幕府都不如了。

但仅就明代来看，虽然多数汉人迁徙到了江南和岭南，北方除首都和大运河沿线外极度荒凉，但处于世界同期先进水平的江南和岭南才是汉人经济的主体和代表，近代化的土壤是完全足够的。

若无满清殖民者的屠刀打断，正常情况下江南和岭南本应变成技术足够发达、经济积累更好的大号日本，只需沿着正确的思路——黄宗羲已经规划了雏形——继续发展出议会制度和启蒙思潮，并自研或学习那些步入近代所必需的伟大发明，便可瞬间跨入近代化的门槛，得到“飞升”。

盎萨人通过改良成功进入近代，证明了这套思路的正确性，新制度确实是旧制度进化而来，且旧制度越发达新制度成型的速度越快。

但正如笔者在前文再三强调得那样，既然在民族主义者眼里各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人性，就应当遵循相同的发展路径，不应仅有英美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日本走上了渐进改革的道路，由蝌蚪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青蛙，而以法俄为代表的其他民族却要通过通过艰苦的革命对抗旧势力。

这当然不能归结于所谓“英美特殊论”，而是另有原因。

笔者接下来将详细解答保守主义为何发源于英国、保守主义者们的论述有何不足、法国人为何走向革命，以及汉人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各民族“飞升”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并不难，只要完成三个步骤即可。

一是积累足够的经济和技术，二是交通足够便捷，可以和其他民族互相交换进入下一个阶段所需的全部发明，三是通过革命消灭现有的公权力，或者原有公权力自发演变成下一个阶段的公权力。

这些伟大发明固然惊天动地，但也没有那么复杂，例如近代的前置条件就是燧发枪、近代军队动员体系、自治议会等伟大的“发明”，符合条件者便称得上近代国家，自此进入拼体量的时代。

可若自身的经济和技术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单纯照搬这些发明无异于东施效颦，根本无法让民族进入下一个阶段。

19世纪的埃及什么都有，就是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远低于同时期的欧洲和东亚，因此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变化。

反之，任何自由的民族只要经济和技术水平达标，便可在接受了这些发明后迅速转变制度，成为货真价实的近代国家。

发明就像火种一样，离开他们就无法生火做饭，但并不需要“自力更生”，若有燧人氏钻木取火固然不错，若没有让普罗米修斯去偷——也就是直接向其他民族学习就是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独立完成全部发明，也没有哪个民族可以阻碍其他民族学习自己。

汉人的问题在于经济和技术积累足够（1840年时仍好于日本），便捷的交通也确实把制度和文化全部传递了过来，但受到不正常殖民制度的钳制，始终无法学习与掌握，就好比饕餮大餐放在你面前，却被绑住了手脚无法品尝。

汉人并不是“学习西方不够”，或是“不愿意学”，而是有人用刀架在你脖子上不许你学。

如果当时的汉人没有陷入殖民统治，而是像日本一样处于本民族威权政府治下，这个没有基本盘的汉人皇帝定然无法控制社会的每个角落，汉人定然可以像日本人一样学会所有的发明，然后只需进行政治改革就可迅速迈入近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汉人与和族人的唯一区别，在于没有消灭满清殖民者。

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殖民者可以通过基本盘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既压制了任何对统治者的反抗，也导致了社会自治体系的全面破产。

举例来说，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想要淘汰泰勒制之类的管理制度非常容易。

只要企业都是自由的，同时泰勒制又表现出了低效无能、不能带来利润的特点，就会被企业们自发淘汰。

在正常的民族社会中，公权力无力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铁匠们发明了新的炼铁方法，只要这个新方法被证明确实有利可图，便会立即传开取代旧方法。

可正如你我所知道的那样，废除现有法律的难度就大多了。

假如某部《环保法》规定空调禁用氟利昂，哪怕科研发现氟利昂实际上有利于环保，也要花费大量时间说服立法机构，才能有希望废除相关法律条款。

而一旦关于氟利昂的法律条款失效，全球的空调生产商当天就会把氟利昂加回去。

可见公权力作为一种固化的力量，本身就是社会变化的阻碍，只是大多数情况下，公权力的控制力不足，其破坏力尚在社会的可接受范围内。

所谓威权统治者的个人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时刻关注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治下子民们仍能得到实质上的自治权。

理论上，皇帝确实可以规定铁匠炼铁的工序，微操从铁矿石出山到火炮铸造成型的每个过程，但他本人根本无法实施有效监督，铁匠仍可按自己的想法炼铁，并将结果交由“业内”（市场和同行）而不是皇帝评判。

类似铁匠们在威权君主治下的这种自治，我称之为“技术自治”。

公权力作为固化的力量必然会阻碍社会进步，但又不可能完全没有公权力，因此其控制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公权力缺乏控制力，社会很容易自发变革步入新时代，反之若公权力的控制力强到可以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仿佛一个怪物的触须侵入人体的每一块皮肉，社会自发的变化就很困难了。

社会只有在推翻这类公权力后，才能改变法律，从而正式进入新时代。

笔者早在本书第二章便已着重讨论过控制力的问题。

在此再次强调，公权力的控制力与君主的个人权力是否“无可阻挡”并无关系。

举例来说，超人确实聪慧异常，无可阻挡，可他成为一国之君后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对社会中的一切事务事必躬亲，他越是“权力无可限制”，越是凌驾于一切官僚之上，操纵整个官僚系统所需要耗费的精力就越多，也就越无暇顾及社会中的具体问题。

历史上相似的故事屡见不鲜。

法国王权之所以比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更加巩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国王容许公爵和大贵族存在，其本身世袭的王位又非常稳固，较少受到下属公爵们的反抗，可以通过控制公爵的方式间接控制远方的封臣们。

与之相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自鸣得意地压服了大贵族们，亲自操刀控制着下属的骑士和贵族，终日为几千个贵族领地疲于奔命，仍然管不过来，最终皇权旁落。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汉人王朝。

当明朝皇帝废除了宰相的实权，将之变为挂着宰相名号的“皇帝私人秘书”后，就得把全部精力用来直接管理官僚机构了。

如果皇帝足够“勤政”，他将陷入无穷无尽的官僚事务难以自拔，完全没有机会兑现对民族社会的控制力。

如果他不勤政，那么秘书（内阁首辅）和太监就会代行皇权，大权独揽也就名存实亡了。

常有愚笨的人将废除宰相视为汉人王朝独有“专制”的体现，可有趣的是，欧洲各近代专制君主国的首相本质上和明朝首辅没有任何区别，率先走向立宪的英法的首相都是君主的秘书，倒是首相担任政府首脑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日本幕府——神罗的首相美因茨大主教更是全欧洲唯一经由法律确认的政府首脑，近代化速度远远不及前两者。

越是英法这样的绝对君主制，皇帝越无力管束复杂的民间社会，越容易走向立宪制。

结果到头来，“明朝皇帝取消首相改立大学士”反而成了当今网络上论证“汉人不能近代化”的一大论据，知识分子喃喃自语的所谓“首辅无非是皇帝秘书，不是制衡皇帝权力的职位”，只能暴露出他们严重缺乏历史知识的软肋。

汉人皇帝历来热衷于家天下，将亲戚、宗室、功臣等视为皇权的争夺者，不是直接打压和限制，就是以圈养的方式间接杜绝中央造反的可能性。

汉人皇帝同样恐惧地方的贵族和军阀，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在经济技术可以支持起较为普遍的平民教育后，借由科举制度一举消灭了贵族阶层。

这些变化与复杂的近代社会相结合，造成了近代化前的典型政治生态：皇帝虽然名义上大权在握，却永远地失去了基本盘。

近代和准近代社会本就极其复杂，工商业税名目繁多，多种经营方式和商业化租佃制让农业税的征收难度成倍提高，明朝皇帝为防地方割据又极力打压地方政府的公权力（明朝政府只能维持一个县四个正式公务员的开支，其他政府人员都是世袭小吏和官僚的私人秘书，相比之下汉朝太守俨然是一方封君），致使他虽然能在中央集权，但对社会的控制力却几乎降到了冰点。

上述情况与汉人社会庞大的体量相结合后，汉人皇帝几乎连收税都做不到了。

此处需要说句题外话，原本在农业社会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税的征收难度就远大于工商业税，往往一次所有权变动就得重新丈量土地，更不用说本就剪不断理还乱的产权关系了（如“田骨”、“田皮”）。

因此各民族虽在工业社会以后才彻底实现工商业产出过半的壮举，但商业税占比超过农业税的时间普遍较早。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民族社会还不够发达（也就还不够复杂）的时候，商业税征收难度低于农业税，可一旦民族社会体量大到一定程度，或者发达到一定程度，商业税的征收难度反而高于农业税。

欧洲诸民族之所以商业税长期高于农业税，并非在于其商业发达，而是体量较小，各级官吏和贵族可以轻易掌握市场动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征税。

汉人长期农业税占比较高，则源于民族社会异常庞大，君主和官僚不了解市场情况无从下手，并不能据此认为汉人古代商业不发达。

尽管汉人社会征收商业税的“顽疾”由来已久，但在近代农业税征收愈发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口袋空空的汉人皇帝将不得不依赖社会自治，以默认地方自主权的方式换取税收。

所谓“历次王朝更替的导火索都是土地兼并”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古人都知道是官逼民反，而不是什么商逼民反，地主逼民反。

汉人历史上没有多少以推翻地主为目的的农民起义，往往是农民不堪政府的盘剥，揭竿而起试图推翻政府的统治。

有不少人认为，是自耕农数量下降以后，剩余自耕农分摊的税收随之变高，本质上也是土地兼并的后果。

事实上，这与自耕农数量并无关联。

汉人王朝的体制决定了哪怕自耕农数量不变，只是单纯交换土地，鱼鳞图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变得混乱，想要征税自然困难无比。

理论上，汉人王朝即使不考虑组织力和战斗力必然下降的问题，也必须及时改朝换代，否则除了建国后刚丈量过土地的那几十年内，剩余时间政府的收税能力就取决于官僚的自主权了，然而官僚的自主权总会与皇权的稳定程度反比，因此王朝越到后期越无法收税，盘剥越酷烈，民变也就越多，直到控制力瓦解被取而代之。

在这个过程中，汉人的经济和技术都在持续增长，衰朽的只是皇帝和王朝的组织力与战斗力，若无外敌干涉，此类“轮回”将持续到建立起地方自治和士绅议会为止，这就是王朝更替的秘密。

可以认为汉人王朝的本质是“有专制无贵族的非极权政府”。

皇帝对江南岭南的控制力可能都比不上英国的殖民地总督，搭配“无代表不纳税”的天然合理性，明朝后期江南士绅频频抗税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可以认为，如果1700年以后在位的是某个汉人王朝，汉人皇帝对有效的税收制度的渴望程度将不亚于同期的英王，绝对无法抗拒江南士绅们的如下要求：他们会从自治开始，进一步用定额纳税换取议会的成立，最后获取确定纳税额的自由。

同样，没有基本盘的皇帝也控制不住军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吞金巨兽向江南的财富低头，倒向日渐壮大的士绅和商人阶级。

军队会对皇帝仅仅维持着礼节性的效忠，最终在燧发枪总动员的时代大背景下，彻底成为隶属于全体国民的军队。

在公权力对社会缺乏控制力的情况下，改革的难度并不高。

如果我们把儒家那套“尧舜禹的大同之治”看作民族第一阶段的氏族部落时期，彼时的公权力只是民族社会民意的执行者和代理人，整个部落都是民主的；将“三代之治”视为民族第二阶段的贵族分封时期，彼时的公权力尚且受到贵族们的制约，那么十八世纪重夺自治权的汉人士绅大概会把地方议会当作“国人议政”与“天下为公”的再现，并随之产生“一切问题都可以由论语解决，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旧制度窠臼”的思想。

他们丝毫不会意识到，这本质上只是近代社会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后，随之产生了以市民、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强大公民社会，民族再次像第一阶段那样摆脱了公权力的束缚，反过来控制住了公权力而已。

士绅们将更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文化重新阐释近现代带来的变革，并将儒家抬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

按照如此推演，正常发展路线下的汉人都将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可能会认为当下的一切制度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复古，是旧制度的合理化，而并非外来之物，就算有，也会直接用“礼失求诸野”来辩护。

考虑到历史上黄宗羲提出的那套自治制度尚欠缺一些实践性，汉人士绅更有可能是在交通更加便利的1700年以后践行拿来主义，直接照抄现成的议会制度。

但无论是独立自主，还是师夷长技，只要未陷入殖民统治，任何汉人王朝都不可能阻挡近代化的到来，汉民族社会也大概率会产生浓厚的保守主义，乃至于在十九到二十世纪期间成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君主将显得日益无用，议会的士绅们很快就会开始琢磨：既然军队、财政乃至地方人事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何还要延续先前“用议会参议权换税收”的约定呢？把君主剩余的权力都收归议会，岂不美哉！当然考虑到汉民族社会体量极其庞大，彼时的汉人皇帝在议会面前会显得更为更为无能和无用，或许士绅们更乐意直接废除这个傀儡。

这便是汉人正常发展时，保守主义诞生的具体流程，任何自发进步的民族社会，其知识分子们都会基于“旧制度无法阻碍新制度的诞生”这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实进行归纳，从而产生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但社会能否如愿地从蝌蚪变成青蛙，实则与旧制度的具体内容息息相关。

不同民族的“传统”各异，作为正面典型的盎萨人因为种种原因有社会自治的传统，因此他们近代涌现出异常强大的市民、士绅和商人阶层，这为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更有利的是，他们的公权力因为种种机缘巧合突然变得非常“脆弱”。

斯图亚特王朝垮台后，贵族们的议会便在市民、士绅和商人的支持下成功限制了王权。

此时的英国虽有贵族但无专制君主，贵族又在由市民、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强大公民阶层监督下无法诞生出“人民的皇帝”，像拿破仑、罗马与希腊的奥古斯都和僭主们那样，成为消灭贵族阶层的“人民的”独裁者。

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由于盎撒贵族与平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中间层”的士绅和富裕商人们在模糊二者边界的同时，也在引导权力不断下沉，最终到达民族社会所有人手中。

前人早就发现，只要贵族有了选举权，士绅的选举权就不远了，平民则将在士绅之后分享权力，社会迟早会出现全民普选权。

今日英国的普选权和现代民主，与过去贵族、士绅们的议会民主并无本质区别，只有范围的差异。

即使贵族暂时权势滔天，可大家都是王公贵族，发生冲突后也不能单靠权力说话，仍得交由议会根据法律和规则定夺裁决。

只要公权力无法干涉社会的自治和自然进步，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旧制度的自然演变”轻松解决的保守主义迟早会登堂入室。

既然如此，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一些民族产生了旧制度“必须通过革命解决”的绝望情绪？笔者在上文先后提到了盎萨人（严格来说是三岛的盎萨人，不过美国盎撒人的情况相差不多，也是在摧毁了英国“殖民者的威权统治”后，由新大陆绅士们的民主扩散为普选权的）和汉人最可能的发展路线，在这两个例子中，前者有贵族无专制，没有极权统治的潜在主体，后者有专制无贵族，威权君主无力靠个人对社会实行极权统治，最终殊途同归，自然走上自治——自由——民主的道路。

可若专制与贵族并存，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正如笔者在过往章节所说，这种君主、贵族和平民共存的社会，可以像满清那套满人皇帝、八旗满人和汉人的殖民体系那样，形成稳定的极权三角构架，平民作为三角的右侧，同时是君主和贵族的奴隶，贵族作为三角的左侧，虽相比于平民拥有特权，也仍是君主的奴隶。

高高在上的君主一边严格控制贵族，一边利用他们作为统治的代理人，轻松解决让普通专制君主头疼的税收问题，贵族为了自身特权也乐于“兼任税吏”。

这和殖民统治并无本质区别，满清皇帝就如同分封一般授予满汉官僚大量自主权，并允许贪污，以此作为交换从百姓身上搜刮税源的，满汉之间天然的民族界限阻止了军队与地方官僚合流，满清皇帝（酋长）可以严格控制以满人为主的军队，通过他们防止官僚造反。

类似的制度让法俄两国的公权力获得了贵族基本盘，可以对全社会进行彻底的奴役，且这种控制力强大到了足以抹消一切改革可能性的地步。

他们的君主还很喜欢玩“圣君奸臣”的小把戏，躲在制度身后攫取一切利益，但“抛头露脸”得罪人之事皆假手于贵族，自己只需时不时跳出来惩处几个民愤较大的贵族，就可以享有“人民保护者”、“沙皇小爸爸”的美名，继续安居幕后大快朵颐。

这套制度下的贵族与民众都只是君主的奴才，且互相之间被君主离间锁死，任何针对平民的改革都将因触动贵族利益胎死腹中，贵族们若想逼迫君主服从，又会遭到被君主挑动起来的平民的威吓，这种除了君主个人谁都不满意，但又完全无法改革的社会，当然只能走向革命的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法俄之类本民族的专制政府和满清这样的殖民统治者仍有不同。

殖民统治下的满人深知，若满人皇帝与整个体制彻底瓦解，自己必将遭到汉人的清算，因此会竭尽所能地保护整套体制，绝不会跟着孙中山革自己的命。

本民族的贵族们则不然，他们并不会安于已经到手的特权。

而且，他们越认为此类特权来得正当，越仇恨自己实际上身为君主奴隶的身份，极度渴望将君主拉下马。

若能在推翻君主后建立起贵族共和国，那自然很好；即便退一步，最终建立的只是全民的共和国，他们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民族社会的一员，继续凭借着现有的财富在新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并不会像满人那样遭到彻底清算。

若有天赋异禀者可以直接取代君主，然后把整个贵族阶层变成同样的“编户齐民”，一跃成为人民的皇帝，更是稳赚不赔。

自然此类专制政府内部的贵族们往往是造反的急先锋，豢养启蒙思想家的法国贵族与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们皆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阻碍汉人社会进步的只有公权力。

汉人古代从来没有受困于经济和技术积累不足，而无论是启蒙思想还是近代自然科学，都是可以在交通条件足够后轻而易举学习的东西，公权力本身才是关键所在。

但是正常汉人王朝的公权力向来无法阻碍汉人学习，甚至无法阻碍汉人将它转变成近代的王朝。

因此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满清殖民者。

真正能够危害社会阻碍改革的专制君主必然拥有基本盘，殖民统治者天然拥有本民族这个基本盘，而本民族君主的贵族“基本盘”（严格来说基本盘一词并不恰当，贵族往往和苏共官员一样不惜造反也要抛弃这个令人厌恶的身份）却不会凭空而来。

在正常的君主专制中，对贵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君主，应当在建立起贵族分封制度后就开始着手降低贵族的地位，将其下降为和民众一样的编户齐民，等到军阀邦国阶段结束，民族社会彻底统一以后，再以类似科举的制度彻底消灭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看，贵族能够“坚持”到近代社会，本身就是专制政府建立得不彻底的产物，以至于贵族在农业社会后期社会极度复杂后已经尾大难掉无法消灭了，君主只能将之纳入统治力量的一环。

可以说，“贵族能够存续到近代社会”这个现象，只是富有西欧特色的个例，若非各先发民族因区位等问题皆陷入殖民统治，错过了近代社会，本不该发生这种类殖民统治的、君主能奴役贵族却不能消灭贵族的特殊情况。

如果认为民族和民主是所有民族的终点——民族指的是民族社会的统一，民主则指公权力成为民族社会的代理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那么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才是正途。

各民族革命者们的唯一分歧，不应围绕新社会应当如何如何，而是在于如何实现新社会。

所谓“长期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只是在各自不同的“旧制度”下的应激反应罢了。

汉人和盎萨人的旧制度有改良的可能，因此知识分子会投向保守主义；法国和俄国的旧制度难以动摇，所以他们的知识分子会认为非革命不能建立新社会。

本质上来说他们都对，也都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结果和终点也完全相同，只是各自背负的制度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道路。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的诞生需要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和自然而然的自发过渡，保护了社会的“凝结核”和完整性，使社会可以团结在较为统一的精英阶层中，不至于因长期的意识形态争端撕裂民族共同体，进而导致内战和反复的流血革命。

笔者认为这一点不无道理。

但这终究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十七世纪中叶神州陆沉，汉人王朝因连续的小概率事件灭亡于满清后，当时世界上也只有西方各民族有这样的机会了。

而从剩余候选人的状况来看，能够满足“贵族不存在或君主无法重现专制统治，社会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渐进前行，自然而然从旧制度过渡到新社会”条件者更是寥寥无几。

起码法国无法承担起这个责任，尼德兰的可能性相对更大一些。

但无论如何，尼德兰也大体符合“无专制君主但有贵族的社会”，如果英格兰发生了巨大的变故，现实中引领时代潮流的很可能就是尼德兰。

总而言之，并不是“天不生盎萨，万古如长夜”，也不是他们先知先觉，从大宪章开始就注定走上正确的道路，而是他们在成功走上了这条大路后，大宪章之类限制王权的东西才被赋予了神圣性。

如果最终德意志可以统一并走完流程，金玺诏书大概也会被吹上天。

盎萨人的“秘诀”在于他们足够幸运，可以在蛮族横行的农业社会中后期得到专制君主和英吉利海峡的保护，等到蛮族的威胁被时代抹消后，又连续碰上好几任“弱势”君主，最终稀里糊涂地走完了全流程。

汉人则是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时，陷入了满清的殖民统治，不仅经济和技术积累近乎停滞，极权统治导致的掠夺式经济，更是破坏了士绅们尊重彼此产权的市场逻辑。

饶是如此，19世纪时汉人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仍和日本幕府相当。

此时世界仍处于近代，只要消灭满清，破除公权力的阻碍，上位的汉人政权定然无法继续这套极权制度，信息和思想瞬间就会传遍全国，近代将唾手可得。

等到汉人推翻满清，跨过近代化的最后一个门槛时，世界已进入工业总体战时代，人多枪多不再有用，工业和资本才是衡量社会最重要的指标。

汉人错过整个近代，未能积累起足够的工业和资本，自然难以和日本抗衡。

可知识分子们不懂这些，他们不理解彼时汉人的艰辛纯粹是因为“规则变了”——如果汉人在人多枪多就是一切的近代和日本作战，国民党仅靠壮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淹没亚洲。

他们也不理解满人对汉人实行殖民统治，非得假装满清是一个正常的汉人王朝，假装汉人是沉迷于享乐而堕落，不是满清的极权统治造成了“勿谈国事”的局面，他们假装看不见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还认为自己的行为非常“爱国”，是在增加“领土合法性”。

这种自欺欺人的逻辑，当然会导向“汉人天生低劣”，“制度无法自然的演化和进步”之类的奇谈怪论，最终走向呼唤哲人王和先锋队“拯救”社会。

胜利者并不一定正义，也不一定符合民族的利益，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可犬儒之辈再怎么趋炎附势，再绞尽脑汁地用历史必然性为胜利者辩护，也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新的胜利者——无论是贵族还是张献忠，定会以“人民”之名，将他们和他们理论丢进垃圾桶。

编辑于2020-09-1801:11民族现代保守主义​赞同45​​1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