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40週年與「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先生 ...

馬英九總統今天下午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40週年與「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週年─「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間：以《自由中國》為中心」學術研討會，並應邀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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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今天適逢殷海光先生逝世40週年與「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週年，基金會舉辦「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間：以《自由中國》為中心」學術研討會，懷念這兩位自由主義巨擘，個人有幸應邀來參加，感到非常高興，更有點意外。

　　事實上今年三月雷震先生逝世30週年，我曾經到他的墓上致意，今天又來這裏，其實是有非常複雜的感受。

因為殷老師在台大教書的最後一年，我修劉老師的邏輯課程時，他推薦殷先生的思想與方法，對他有了粗淺的瞭解。

但對於在戒嚴的年代，38年代創立自由中國，需要很大的勇氣。

他在戒嚴時期還能夠提出自由反共運動，回歸民主憲政，追求自由的政治體制，並且後來發展成自由的反對黨，這些過程對台灣的民主發展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也啟發了好幾代的台灣青年在自由民主這條路上摸索前進。

所以今天的研討會具有特別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在「自由中國」時期，殷老師與雷先生兩人的風骨與學術著作，影響力比其他人巨大，記得殷先生在批評時政時候對於身處戒嚴時期有很嚴厲批評，他說他們能夠囚禁我的身體，但是不能囚禁我所傳播的道理，這樣的話在那個時代說出來，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

而他出生在五四運動發生的民國八年，精神上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傳統，而又比五四運動那時的人士晚了一輩，因此他所面對的時代又有所不同，1950到1960年代，那時大陸是共產黨統治、台灣則是國民黨統治，事實上自由都很難獲得保障，另一方面由於國共內戰，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灣之後，對大陸許多的熱、冷戰、鬥爭都使得我們憲法所保證的自由受到嚴厲的限制，在那時期，不光是有臨時條款，將中央政府組織作很大變動，戒嚴也把憲法第7至22條所保證的自由與權利限制得體無完膚，當然對於主張自由的知識份子就有很多的限制，乃至於打壓與迫害，那段時期使許多人都不堪回首。

　　在這裏又想到，殷先生過世後，殷師母就出國了，幾年後她回來了，有機會在一次聚會中碰到她，當時我是台北市長兼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坐在殷師母身旁，我特別站起來對她說，我不是國民黨主席，但是今天我要代表國民黨向殷師母鞠個躬，表示我最誠摯的歉意，以前我沒有身份講這個話，鞠躬也沒用，但是我現在又不一樣了，我是中華民國總統，我很希望藉這個機會也向殷師母以及所有當年曾經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先進表達我最誠摯的歉意。

　　我知道殷先生家人都是基督徒，殷師母那時跟我講，事情過去了，但是在我們來看，這段遭遇對殷先生來講是很不公平的，他承受很多委屈，而他所受的委屈無法依照戒嚴時期不當審判的補償條例，這些過程正好是反面教材，在我們開啟自由民主新時代時可以記住這些反面教訓。

也因為這樣，殷先生所住過的那棟宿舍，在我擔任市長時即指定為市定古蹟，通常古蹟應該有建築上的價值，那棟日式房子雖然古蹟意義不是很高，但是所有委員一致認為，住過的人對台灣的貢獻很大，從這個角度去介定保存的價值。

　　各位都知道我上任後，大力改善兩岸關係，一方面當然兩岸經濟已發展到必需有更靈活及宏觀思考的時候，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兩岸不要再有戰爭。

因為一旦內戰，任何不該做的事情都會被合理化，這點我感受很深刻。

很多時候到了戰爭發生時，會變成身不由主，有時明明知道不該做，但是又不得不做，西方有一句名諺：Allisfairinloveandwar.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說在這兩個領域中，任何事都是合理的。

消極來看就是要創造一個沒有戰爭的海峽兩岸，但是這絕不是意謂要犧牲台灣的尊嚴與中華民國主權，這是我們要誓死捍衛的，但是仍然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找到雙方達到和平的共同點。

　　但是光這樣消極的避免戰爭，仍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還有一點就是我在競選中提出來的第二階段的民主改革，我去年3月22日當選時，美國總統布希拍來賀電，除了稱讚台灣的民主選舉，也特別提到台灣是亞洲及世界的民主燈塔，我看了後幾乎熱淚奪眶而出，五十年代我們也是追求自由民主，但是離開台灣，相信的人不多，現在美國總統如此說，回首前程大家可說感慨萬千。

另一方面，我也覺得有點汗顏，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的民主真的成熟了嗎？我們是不是還需要很多進一步的努力。

　　我提出第二階段民主改革，儘管我們在之前已經完成了解除戒嚴、開放組黨，然後解除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以及兩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移轉，在許多先進國家看來難能可貴。

美國的作家寫了一本書叫做自由的未來，他提出自由主義的民主，以及非自由主義的民主，他說全世界120幾個國家都定期舉辦選舉，但並非每一個國家都合乎自由主義民主的標準，他在書末講了一句頗富哲理的話，他說在20世紀初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過，Letsmaketheworldsafefordemocracy，現在我們要說Letsmakedemocracysafefortheworld。

也就是說太多形式的民主而沒有實質的民主，不但危險，而且也是種災難。

他舉出一些國家靠行政命令治國、靠種族主義壓迫異己，一樣地號稱民主國家，但是他覺得有許多檢討空間，甚至於他對他所在的美國也有類似的批評。

這點給我感覺到很大的衝擊，也就是要如何真正落實我們的憲政民主。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們的法治與人權保障，包括自由在內，這部份要獲得更多的保障，否則我們只有轉型，不見得具有正義，所以轉型正義喊得震天價響，不見得後來能達到真正的目的。

　　我在就職演說中再三地提醒大家，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難道不是我們應該經常牢記在心的嗎？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在人權的保障、自由的確保等方面，加上憲政主義，讓我們的民主有更深刻的發展。

例如我在就職演說中強調絕對不容許有任何非法的監聽、不容許政治干預司法與新聞自由，我上任之後也特別去注意，因為以前我們常聽說調查局監聽，所以我要求所有有權監聽的單位徹底檢討，至少在調查局及其他單位向法院申請監聽票比起過去已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其他單位如果還有這個權限，我們也要求不斷地檢討。

我們相信這樣的努力一定會有些效果。

　　另外，像最近這一年來我們有些司法的大案，我自己是國民黨員，很多國民黨的鄉親都希望我能辦快一點，但是我在怎樣的壓力下都不會輕易放棄我不干預司法的態度，這些方面也許有人會認為沒有魄力，連這個都不敢做，但是對不起，我真的不敢做，因為做了後就是不知伊於壺底，所以不能有第一次，這是我個人基本的信念。

　　我們也希望一方面能夠建立一個乾淨的政府，同時也鼓勵民間社會蓬勃的發展。

我在今年五月十四日簽署了1966年兩個聯合國人權保障公約，一個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個是「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兩個公約我們政府都在1967年就簽署了，可是一直未批准，四年後中華民國就失去了聯合國代表權，這麽多年來都沒有人去想到，到了民進黨執政時提到院會來，當時我是台北市長，看了很高興，認為我們必須趕快通過，總統批准再送到聯合國存放，依聯合國規定存放三個月後就生效，當然我們要求存放聯合國也不一定會接受，最近我們試過了，聯合國也未接受。

但是不要緊，我們在立法院通過時，就已經成為中華民國國內法，我也要求法務部在兩年之內，檢討所有的現行法規，讓它符合這兩個公約的標準，希望法務部在今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時能提出檢討報告，這也是我剛講的第二階段民主改革的意義，也就是說不僅有民主的型式，有選舉、投票、國會，但是否做到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還需要更進一步努力。

我也希望在我擔任總統時能儘量來落實，建立一個可大可久的宏規，讓這些理念在法律裏找到根，就是因為這樣我才很積極進行，對很多人來講這可能是不急之務，為何在金融海嘯之際還著眼人權，可是愈是這樣，我覺得愈要重視這件事情，讓它可以在我們社會上生根。

　　今天在台灣，真的很感謝台灣海峽，讓我們有這樣的環境可以好好發展自己的制度，炎黃子孫五千年來還沒有出現一個自由主義的民主，也許在這個島上有這個機會，而如果我們在此成功的話，對整個華人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巨大的，這點也是我擔任總統之前就一直有的想法。

　　我們真的要做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是如果不從現在開始起步，我們永遠走不到。

我們也許要花很多年，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開始起步，就有機會看到我們走在這條路上。

謝謝主辦單位的努力，來舉辦啟迪很多後進的研討會，希望在21世紀的台灣，可以揮別五、六十年代的威權，邁向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我真的很希望我們下一代，當我們說我們來自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時，每一個人都會點頭，而不是訕笑，這是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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