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五次公開稱讚習仲勛

習仲勛是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在戰爭和新中國的建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毛澤東對其讚揚有加。

從有記載的史料看，毛澤東曾先後五次公開稱讚習仲勛。

第一次親筆為其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1935年，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根據地，在幾處村落牆壁和大樹上，看見張貼時日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習仲勛」。

後來，他在瓦窯堡，從被「左」傾分子關押中釋放出來的同志里，面識習仲勛後，毛澤東感到十分驚訝：「這麼年輕。

」

當時才23歲的習仲勛是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兼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陝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多次領導軍隊反擊國民黨軍「圍剿」。

習仲勛早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參加了進步學生團體。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8年春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當局關押，在獄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初，受黨組織委派到國民黨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任中共營委書記。

1932年3月，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

同年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

1933年2月，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從事武裝鬥爭、農民運動和青年工作。

同年3月後，與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照金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

歷任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務。

1934年11月，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5年春，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5年9月，他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幹部在錯誤肅反中被王明路線的執行者關押。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陝北後，他們才得以釋放平反。

1936年1月，習仲勛同志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

同年6月，隨紅軍西征，先後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

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守衛陝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

先後擔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分區專員、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執委、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

6年間，習仲勛同志組織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鬥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

1943年1月，毛澤東同志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

第二次贊其：「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一批幹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開闢東北解放區。

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

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

是年，習仲勛33歲。

習仲勛自從投身革命後，經受的是全面的鍛鍊。

在血與火的鬥爭中，習仲勛在指揮軍事方面，也有很強的才能。

他曾協助劉志丹在陝北軍事鬥爭中，多次謀劃軍事方略，也曾擔任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職務。

毛澤東對習仲勛這一點非常看重，他也有意讓習仲勛擔任大兵團的軍事領導職務，熟悉對大兵團作戰的指揮。

解放戰爭開始不久，毛澤東就提議，讓習仲勛擔任野戰軍大兵團的領導職務。

中央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不斷對習仲勛委以軍事方面的重任。

從1947年起，習仲勛歷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

習仲勛在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期間，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組織策動了國民黨陝北保安團隊起義，接應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圍返回延安，參與指揮了西華池戰鬥。

1947年3月中旬後，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協同彭德懷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陝甘寧邊區的戰役，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鬥的勝利。

他作為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同志，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後方支前，戰勝了十倍於我的國民黨軍隊，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習仲勛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為建設陝甘寧邊區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努力。

尤其是在陝甘寧邊區土改中，他提出的區別老區、半老區、新區不同情況制定政策和糾正「左」的偏向的意見，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肯定，並轉發全國各解放區。

第三次贊其：「已爐火純青」。

據薄一波回憶：建國之初的一天，薄一波去毛澤東處，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報告———《關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

這個報告包括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等，內容豐富，論述精闢，為中央領導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社會複雜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項工作提供出一個藍本。

毛澤東欣悅異常，於是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麼樣?」

「年輕有為。

」薄一波講。

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讚譽過習仲勛。

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第四次向人介紹：「他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建國之初，劉少奇考慮到國家進入建設時期，向毛澤東建議將各中央局的書記抽調進京，調整、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部分機構。

毛澤東和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

於是，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進京擔任中宣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

對於習仲勛當中宣部長，毛澤東與有關人士專門有一次談話。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喬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閒，看見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們將船劃攏岸邊，向毛主席問好。

毛主席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

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

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

第五次贊其比諸葛亮還厲害。

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代表。

當時，項謙結合馬步芳一○○師師長譚呈祥、騎兵十四旅旅長馬成賢等反革命武裝，組織所謂「反共救國軍」第二軍，發動叛亂。

習仲勛親自領導了爭取項謙的歸順工作。

他多次指出：「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決。

對於項謙必須採取反覆爭取，特別寬大政策。

」

針對有些人急於軍事進剿的情緒，習仲勛電告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後，才能考慮軍事進剿。

」

1950年8月，項謙歸順，來到西寧，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卻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對項謙第八次政治爭取失敗後，人們義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會議上，代表們提議，堅決要求政府出兵昂拉進剿。

習仲勛當即復電勸阻：爭取和平解決昂拉問題，於我政治上有利，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徵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

過去歷次所做爭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適當，也可以稍加總結，以便政治爭取工作做得更好。

我們顧慮的是對廣大藏區的影響問題，如果我們功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竄所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許多不好的影響，給以後增加許多困難。

如果我們政治方面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的準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

1952年5月1日發起的平叛戰鬥於5月3日結束後，項謙隱匿在同仁縣南乎加該森林。

有些人認為爭取項謙可能性不大，沒有什麼價值。

習仲勛即電省委書記張仲良：只要將昂拉地區工作做好，不犯錯誤，爭取項謙歸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儘速派出項謙信任的漢藏人員向項謙誠懇表示，只要他歸順政府，則對他負責到底；項謙若回來試探，不管真誠與否，我們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項謙在蘭州負疚抱悔地握著習仲勛的手，躬身認罪地向習仲勛獻上潔白哈達，喜淚盈眶地向習仲勛舉杯謝恩。

一場民族糾紛事件得以漂亮地解決。

事情妥當處理之後，毛澤東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