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晉綏」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呂梁之習仲勛三次來呂梁

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同志，於1943年、1946年和1947年，先後三次來到呂梁，出色地完成了統籌後方、支援前線的任務，為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解放全中國，立下了不朽的勛。

毛澤東主席稱讚其為「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習仲勛任西北局書記期間

第一次來呂梁

1943年2月，習仲勛在擔任綏德分區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區政治委員期間，第一次來到呂梁。

綏德警備區所屬吳堡縣、葭縣與呂梁臨縣隔河相望，當時日軍已侵略臨縣，並在臨縣建立據點，設立了司令部，企圖西渡黃河，入侵陝甘寧邊區。

為了粉碎敵人的戰略圖謀，習仲勛來到了敵後抗日根據地臨縣，給黃河東岸臨南縣一小（現為臨縣叢羅峪村小學）的師生作報告，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用黨的政策方針教育幹部群眾做好抗日工作，做好支前工作。

第二次來呂梁

1946年11月上旬，胡宗南奉蔣介石之命，西渡黃河，準備偷襲延安。

為了進一步加強戰備工作，12月11日，黨中央毛澤東派遣彭德懷與習仲勛從延安起程東渡黃河，來到臨縣甘泉村，會見了陳賡將軍，共同研究如何配合作戰，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邊區。

16日，習仲勛出席了由彭德懷在離石縣高家溝村主持召開的陝甘寧邊區、晉綏軍區和晉冀魯豫太岳地區的高級軍事幹部會議，賀龍、陳賡、李井泉、羅貴波、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參加此次會議。

會議傳達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關於粉碎國民黨軍進攻陝甘寧邊區企圖，做好戰備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加強統一領導，黃河東西兩個解放區的聯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戰，開闢呂梁軍區等問題。

這次會議是一次遲滯胡宗南集團突襲延安計劃、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邊區的重要會議，在中國共產黨軍事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之後，先後取得了「呂梁戰役」「汾孝戰役」的輝煌勝利，和其他解放區共同戰鬥，一道實現了解放戰爭的歷史轉折，開闢了中國革命從困難走向希望，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廣闊前景。

第三次來呂梁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研究討論解放軍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戰略反攻的問題。

習仲勛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三軍配合、兩翼牽制、挺進中原的戰略部署。

為加強陝甘寧邊區的統一領導，會議決定晉綏軍區重新並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賀龍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

7月31日，中央軍委批准以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王震、劉景范5人組成西北野戰軍前委，彭德懷為書記。

同時任命彭德懷為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勛為副政委。

上圖為賀龍和習仲勛（右）在小河會議上合影

7月22日，彭德懷、賀龍、習仲勛及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西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賈拓夫等，圍繞陝甘寧、晉綏兩解放區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工作及土地改革、財政經濟、後勤供應分別作了發言。

習仲勛特別對邊區土改中出現的「左」傾問題談了自已的看法，提出對土改中損害中農和民族工商業利益、亂斗亂打、抓「化形地主」等「左」傾偏向應該糾正，否則對解放戰爭和發展經濟都不利。

習仲勛對把晉綏和陝甘寧邊區合在一起、統一後方，表示堅決擁護。

以至後來談起此事時還說:「不合，仗難打勝。

沒有這個會議，前方後方不能一體化。

會後就一體化了。

前方打仗，俘虜帶回來也有了地方。

兵員補充、糧食彈藥都靠晉綏。

沒有兩區統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經一年又一個月就收復延安的勝利。

」

8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為迷惑敵人，掩護西北野戰軍在榆林以東集結待機，指示賀龍、習仲勛立即部署在陝北的機關和人員迅速移往黃河以東，製造主力東渡的假象。

於是賀龍、習仲勛率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和聯防軍機關，冒著風雨，開始東行。

果然，胡宗南以為中共首腦機關正在「逃竄」，下令各部「迅速東進，勿失此千載良機」。

8月18日，賀龍、習仲勛率部剛渡過黃河，胡宗南的部隊就追到西岸，隔河打炮，激起陣陣水花。

彭德懷抓住這一機會，在沙家店地區指揮西北野戰軍殲滅了胡宗南集團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師，成為西北戰場轉人戰略反攻的轉折點。

賀龍、習仲勛率部渡過黃河後，西北局、聯防軍和邊區政府機關就近駐在山西臨縣沙垣、南屹垛村一帶。

當時，賀龍住在沙垣村，習仲勛住在南屹垛村。

以葉劍英、楊尚昆為領導的中央後委機關也住在臨縣。

臨縣有良好的革命基礎，是晉綏邊區的中心地帶，又與陝北隔河相望，住在這裡既便於與中央後委機關相配合，又便於與陝北相呼應。

賀龍、習仲勛剛到臨縣，毛澤東便發來電報:請你們迅速分赴各縣大力動員糧食，只要有7000至1萬石糧食，即可保障作戰計劃之完成。

8月27日，中央軍委又發來急電:野戰軍南下，已無糧攜帶，著從速令綏(德)延(安)兩地區沿途籌糧。

9月20日，中央軍委又指示賀龍、習仲勛在20天內動員2萬石糧食及棉衣、鞋襪送達陝北。

同時要求一個半月內，為西北野戰軍南下準備所需軍費。

糧食、物資成為西北戰場能否勝利的關鍵。

當時，西北野戰軍約6萬人，中央機關和陝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約2萬人。

這8萬人每月至少需糧1.6萬石。

這一年，恰遇晉綏地區遭災，糧食不能自足，晉綏軍區部隊和中央後委機關都很困難。

在此情況下，籌糧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

他們首先著手解決財經工作問題。

在小河會議上，由於當時部隊的軍服和口糧都很緊缺，人們對原來陝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提出了尖銳批評。

為了全力支援前線，賀龍、習仲勛、林伯渠、王維舟、賈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領導共同研究，迅速實行了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財政經濟的統一，成立了統一的西北農民銀行和西北貿易公司。

在軍隊供給上實行統籌統支。

財務部門和供給部門合併，做到財供統一。

9月下旬，西北局在臨縣沙垣村召開了財經會議，認真總結了半年來邊區財經工作的經驗教訓，為解決邊區的財政經濟困難提出了新的對策。

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習仲勛同賀龍、林伯渠來到晉綏邊區的首府駐地蔡家崖村，舉行了陝甘寧、晉綏兩區領導人聯席會議，具體研究兩邊區的財政經濟問題。

邊區卓有成效的財經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前線，為全國各解放區作出了表率。

賀龍與習仲勛領導各級人民政府通過動員，組織起了由部隊戰士、農民、學生組成的龐大的支前隊伍，從晉西北、晉中、晉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區調運了大批糧食到陝北。

1948年5月31日，賀龍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報告說:「河東的抗勤任務，超過了抗日戰爭的總和。

在榆林戰鬥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區都動員群眾背糧。

僅臨縣3個鄉就動員了69萬人次，其中 婦女32萬人次。

」當時的籌糧、送糧，確實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

呂梁人民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習仲勛曾經說過：「廣大群眾寧肯吃糠咽菜，也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送給自己的軍隊」。

上圖為習仲勛在臨縣南圪坨工作時的住處舊址

習仲勛在緊張地籌集糧款、物資支援前線的同時，還在密切關注著邊區的土改工作。

1947年10月10日，《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

10月13日，晉綏邊區機關十部在興縣北坡村集會，慶祝西北人民解放軍反攻勝利及《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習仲勛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一場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群眾運動很快開展起來。

但是，在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中，許多地方發生了擴大打擊面的「左」的偏向。

習仲勛對邊區的土改工作做了認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邊區土改中「左」的做法，令他憂心忡忡。

當時，康生、陳伯達在晉綏搞土改，採取斗「化形地主」、挖浮財、查三代、「貧僱農坐天下」等過激做法，影響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但由於戰事緊張，支前任務繁重，習仲勛沒有能夠立即向中央報告。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召開擴大會議，在討論土地改革工作時，習仲勛如實向毛澤東匯報了邊區土改中存在的問題和自已的看法。

十二月會議之後，中共中央重新發布了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兩個文件:《怎樣分析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定》。

1948年1月4日和1月19日習仲勛又在進一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兩次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提交調研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毛澤東將習仲勛寫的《關於土改中一些問題的報告》轉發給各解放區，並特別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的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需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

」此後，晉綏及陝甘寧各解放區的土改工作，逐步糾正了「左」的做法，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筆者在高家溝高級軍事會議紀念館參觀學習

習仲勛在呂梁期間，頻繁地奔波於臨縣、興縣、離石等地，參加各種軍事會議和地方工作會議。

他平易近人的態度和深人群眾的作風在當地留下了很深的影響。

在臨縣南屹垛、沙垣一帶居住期間，習仲勛的夫人齊心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從不給村民增添麻煩，而且還經常幫助村民挑水、掃院、干農活。

毛澤東曾誇獎習仲勛，說「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習仲勛在呂梁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其革命風範卻讓老區人民永遠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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