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的成敗觀

編者按：

《三國演義》的成敗論，具體體現在對英雄人物功業成敗分析、戰爭原因揭示，以及對三國鼎立局面形成，漢朝和魏、蜀、吳興亡的描寫等方面。

成敗論的真諦在於，強調英雄人物自身品質、才能和個性條件的作用，漢末三國興亡歷史則是由政治演變、軍事較量所決定的。

注重法、術、勢對功業成敗和國家興亡的關鍵作用。

而有關天命論的解釋，只是其成敗論的一層神秘外衣。

成敗論的主導傾向是唯物的，具有歷史真實、藝術真實和巨大的認識價值。

//編輯：韓添//

一部《三國演義》，可以視為封建時代漢末三國時期的政治史、軍事戰爭史、外交鬥爭史，可以視為封建階級英雄人物功業成敗史。

其間反映的封建政權的興亡、戰爭的勝負、人物功業的成敗，無不含有深刻的意蘊，促人扼腕，令人深思。

官渡之戰前夕，曹操的謀士郭嘉分析袁紹和曹操的成敗有所謂「十勝十敗之說」，很可以反映《三國演義》中人物對功業成敗的看法。

郭嘉說：「今紹有十敗，公（曹操）有十勝，紹兵雖勝，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唯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

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

」（18回）郭嘉所言雖是分析曹操可能戰勝袁紹的條件，而且其言也有諛美曹操之處，但是其言也確實概括了曹、袁二人功業成敗的原因。

事態發展果如郭嘉所料，曹操利用袁紹弱點，嚴明法度，用人唯才，以少克眾，取得了官渡之戰的重大勝利，為統一中國北方奠定了基礎。

其後又審時度勢，延攬人才，重用智勇，乘時發展。

又挾天子令諸侯，爭取政治上的主動。

他戎馬生涯十年，果斷頑強，雖敗不餒，終使曹魏在三國角逐中居於強勢。

其成者賴於「十勝」，其敗者也因於「十敗」。

赤壁之戰，他驕矜自傲，指揮失當，終成敗局。

縱觀曹操一生，是以成為主，不失為人之傑，他對自己的功業成敗有較為清醒的認識。

孫權遣使上書勸他「早正大位」，他觀畢大笑，說這是「欲使吾居爐火上耶！」群臣勸他「早正大位」，他寧為「周文王」，也不即帝位。

臨終時，他總結自己一生說：「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群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

」他雖然留下了「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的褒貶，但他功業的成敗也讓後人嘆惋和深思。

劉備在引兵攻取西川之前，曾與龐統有一番議論：

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

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 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

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

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

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

」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

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序』，湯、武之道也。

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

主公幸熟思焉。

」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

（60回）

這次議論導致劉備作出了進取西川的戰略決策，蜀漢立國的大業與這一決策有著直接的關係。

這次談話把劉備的行政處事以寬、仁、忠、信為本的原則與謀士龐統的「天賜」之論、「權變」之說統一起來，解決了適應形勢發展與堅持政治原則的關係問題，於是劉備頓開茅塞，決策進兵西川，成就了一番事業。

劉備乘黃巾起義、群雄逐鹿之機，與關羽、張飛結為集團以謀大事，又標榜皇權帝胄的正統，與群雄角斗，爭取主動。

又以忠義為本，行仁厚愛民之政，延攬文武人才，頑強不屈，趁機發展，終得與魏、吳成鼎足之勢。

然此大業卻因彝陵之戰而傷損元氣。

彝陵之戰劉備不僅有策略失誤，更是戰略失誤。

吳殺關羽，破壞了吳蜀聯盟，但如果劉備不把結義兄弟的「小義」置於國家利益的「大義」之上，如果他能夠聽取群臣的諫阻，採納群臣的正確意見，採取恰當的戰略戰術，局面當不至於如此。

幾十年功業傷損於一戰之誤，這沉痛的教訓使劉備憂憤而死，以悲劇為結局。

忠義勇武的關羽，有斬顏良、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的業績，也有降曹操、敗麥城的經歷。

雖有玉白竹節之操，但觀其成敗與其勇而無謀、傲而少智是頗有關涉的。

賢相智聖的諸葛亮，身遇明主，慘澹經營，鞠躬盡瘁，全身心奉獻於蜀漢劉備，功業初有所成，然終不能實現「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統一大業，不僅因為諸葛亮本人智力畢竟有限，更因蜀漢政治狀況的惡化，以及三國競爭的過分激烈。

他為劉備、劉禪經營的事業，並不以他個人意志為轉移。

他本人可為道德完人，而事業卻未能最終成就，他自己最後勞累而卒。

至於雄姿英發的周瑜因目光短淺、心胸窄狹而被氣死。

討董卓、統帥關東軍的袁紹，曾不可一世，然卒敗在曹操手下等，《三國演義》都有頗為生動的描繪，他們功業成敗的經驗教訓都瀝瀝在目，令讀者深思。

總觀《三國演義》關於三國英雄人物功業成敗的描寫，比較強調這些人物自身品質、才能、個性的條件，傾向於得人心、行仁政、重人才、有智謀、行忠義者成，反之則敗。

書中也注重功業成敗的社會環境和機遇的交待，英雄人物功業的成敗不僅與他們自身條件相關，也受機遇的影響，受時局和社會大環境的制約，功業成敗是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不同表現。

《三國演義》特別注意揭示戰爭勝負的原因。

官渡之戰，袁紹「不納直言」，對謀士「言不聽，計不從」；「外寬而內忌」，臨戰躊躇不決，加之「重斂於民」失去民心；致使貽誤戰機，失去主動，雖糧足兵眾，仍以失敗告終。

而兵寡糧缺的曹操，卻能納荀彧之言，用許攸之計，劫燒袁紹糧草，乘機果斷出擊，設奇計，竟以7萬眾破袁紹百萬兵。

赤壁之戰，曹操計點馬步水軍共83萬，詐稱百萬，水陸並進，揮戈南下，勢不可擋。

但曹操卻犯了「兵家之忌」，「久於南征」而未及「北土未平」的後患；「舍鞍馬，仗舟揖」，忽略了「北軍不熟水戰」的弱點，失去作戰的主動權，是揚短失長；加之「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中國士卒」「不服水土，多生疾病」，諸多兵家之忌註定了曹操「雖多必敗」的結局。

而蜀、吳一方，克服嫌隙，批駁了投降主張，統一了抗曹目標，形成了政治結盟。

又上下一致，內外呼應，策略得當，因之戰爭態勢發展逐漸有利於蜀、吳，而不利於曹，最終火燒戰船，使曹操大敗虧輸，天下遂成鼎足之勢。

赤壁之戰揭示了重大戰役的勝負往往並不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軍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等各種因素相互配合，制約和影響了戰爭的結局，甚至思想道德觀念也在起影響，關羽義釋曹操，即可見其一端。

彝陵一戰，劉備舉兵東下，首先戰略上破壞了蜀吳聯合；次之不聽勸阻，失去政治主動；再次之戰術應用不當，于山林茂盛、近溪傍澗之地紮營，種種失誤伏下禍根；而東吳則用人得當，起用陸遜，採用以逸待勞、據高守險之策，並抓住有利時機火燒連營，使劉備慘遭失敗。

彝陵之戰，蜀吳相戕，又為魏提供了取吳的可乘之機。

《三國演義》對重大戰爭的描寫往往鋪排弘闊，前因後果及中間過程交待清楚，把戰爭描寫與政治鬥爭、外交鬥爭描寫相結合，把戰爭描寫與人物性格刻畫相結合，使戰爭描寫不僅有戰史戰例冷靜的分析，而且具有英雄史詩高昂的格調。

不僅顯示了政治鬥爭、外交鬥爭對戰爭勝負的影響，而且，特別突出地顯示了戰爭決策人員的戰略戰術運用對戰爭勝負的影響。

作者以嚴謹的筆法客觀描寫戰爭，又以軍事家和歷史家的眼光對戰爭勝負雙方進行深刻的分析，從中總結出經驗教訓，很有軍事意義和歷史價值。

《三國演義》集中描寫了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和結束的過程。

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可從諸葛亮與劉備「定三分隆中決策」（38回）一席談加以分析。

劉備雖有「伸大義於天下」的雄心壯志，但因「智術淺短」，終未取得主動，得遇諸葛亮，正是補足了自己的不足。

諸葛亮雖隱居隆中，實則仍關心天下大勢，得遇劉備，也遂了「思得明君」之願。

兩人相合，恰似如魚得水。

諸葛亮對漢末的政治形勢作了深刻分析，對敵、我、友三方的特點和各自的優勢作了精闢的論斷，為劉備制定了據蜀、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

又分析了劉備「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等政治上的主動地位，分析了荊州、益州的地利之便，為劉備規劃了爭取與曹、孫鼎足而立的發展藍圖和作戰計劃，故使劉備「頓開茅塞」。

《三國演義》展示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過程與諸葛亮的預料完全一致。

說明劉蜀集團事業的成功發展首先是依靠了對於漢末政治形勢作了正確分析，並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發展藍圖和作戰計劃。

諸葛亮在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方各自的優勢時，提出了「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決定功業成敗的關鍵因素，他雖然建議「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而讓劉備「占人和」，但在實際的分析中，他是把「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綜合考慮的，把三者綜合作為「成霸業」的基本條件。

事實證明，劉備的成功也恰恰依賴於這三個條件。

同樣，曹操、孫權各自的發展，也都程度不同地依賴於這三個條件。

諸葛亮「定三分隆中決策」是為劉備「成霸業」出謀劃策。

當時形勢的發展決定，諸葛亮還不能為劉備作出統一全國的戰略設想。

諸葛亮的「決策」，還只是「割據論」，而非「統一論」，這一戰略構想還有明顯的局限性，故在漢末大局中，劉蜀僅能取得一席立足之地，而且三國之中相比之下，劉蜀還處於偏弱的境況中。

劉蜀的不能進一步發展是受到漢末各派政治對比發展形勢制約的。

加之劉蜀後期戰略戰術上屢次失誤，而政治狀況也日漸腐敗，優勢漸失，其失敗的結局也就成為早晚之事了。

《三國演義》描寫了漢朝和魏、蜀、吳三國滅亡的情形。

漢朝的衰敗和最終滅亡是政治腐敗的結果。

「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靈帝即位」，「中涓自此愈橫」，因之「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導致了黃巾起義的爆發和封建割據局面的形成。

《三國演義》雖有漢為正統的思想，但對漢末政治腐敗的批評是尖銳的，客觀揭示了漢朝敗亡的原因。

蜀漢的敗亡，首先是因為劉備將兄弟「小義」置於國家利益「大義」之上，破壞了蜀、吳聯合抗曹的戰略方針，造成了彝陵戰敗，國力傷損；次則因為後主劉禪昏庸，「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歡樂」，政治腐敗；再次是諸葛亮、姜維屢次用兵，累欲征伐，不恤軍士，造成國勢衰危，所以魏軍一到，後主劉禪即降，蜀國一觸即潰。

吳主孫皓也因荒淫殘暴、政治腐敗而失去民心，當司馬炎的軍隊一到，孫皓便率臣投降。

蜀、吳的敗亡皆因內失於政，外敗於軍。

魏是因魏主勢弱，而臣勢強大，被迫「禪位」而亡的。

蜀後主劉禪、吳主孫皓、魏主曹奐都是暗弱的昏君，他們都沒有其先人創業時的遠大志向和奮鬥精神，沒有其先人的政治眼光和策略手段，因此，他們都敗在新興的政治勢力的代表者司馬炎的手下。

司馬炎是通過軍事的和政治的手段，實現了統一全中國的目標的。

《三國演義》曾引後人詩云：「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以天命觀對漢末三國的歷史發展作了唯心的解釋。

但在書中實際的描寫中，漢末三國興亡歷史則是由政治演變、軍事較量所決定的。

《三國演義》很重視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經驗教訓，但實際的描寫則更注重法、術、勢對功業成敗、國家興亡等的關鍵作用。

這種客觀的描寫，才是《三國演義》成敗論真諦之所在，而有關「天命」的解釋只不過是其成敗論的一層神秘的外衣而已。

《三國演義》的成敗論的主導傾向是唯物的，不僅具有歷史的真實，而且具有藝術的真實，給後人以深刻的啟示，具有巨大的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