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抗戰思想的倫理解讀

The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en Duxiu's Anti-Japanese War Thought

作者簡介：金煥玲，北京建築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倫理學博士。

內容提要：陳獨秀肯定抗日戰爭的進步性和正義性。

他堅持民族利益至上的道德原則，號召廣大人民努力發揚積極、樂觀、不怕犧牲、盡己所能、富有創造性的民族精神，堅持抗戰到底，最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和人民的自由解放。

陳獨秀的抗戰思想對於鼓舞中國人民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他對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揚也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啟示。

一、從抗戰的性質看，陳獨秀強調抗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之戰」

一般來說，戰爭的性質是由戰爭的政治目的決定的，可以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兩類。

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本國壓迫者或外來侵略者的戰爭都是正義戰爭；一切鎮壓本國人民或掠奪別國的戰爭，以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相互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都是非正義戰爭。

關於抗戰的性質問題，當時中國各界觀點並不一致，甚至迥然有別。

陳獨秀深知，只有讓廣大民眾對戰爭的性質、意義等問題有了準確、客觀的把握，形成正確的道德認知之後，才能更好地鼓舞人民群眾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戰洪流中去。

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陳獨秀就作出了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殖民地化之序幕」的論斷，從而揭示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面目。

全面抗戰爆發後，「恐日病」、「亡國論」等悲觀論調隨之產生，種種關於戰爭性質的錯誤觀點不斷干擾著人們的抗日熱情。

陳獨秀出獄後所進行的多次演講和發表的多篇文章，全面深入分析了中日雙方的歷史和現狀，有力批駁了托派及其他派別關於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南京政府對東京政府的戰爭」等各種錯誤觀點，從而得出了此次抗日戰爭是「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1](P509)的正確結論。

首先，陳獨秀否定和批駁了中國托派關於此次戰爭是「蔣介石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的戰爭」、是「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等短淺狹隘的錯誤觀點。

抗戰爆發後，中國托派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他們不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出發，而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經驗出發，從而得出了關於抗戰性質的非常荒謬的結論。

他們認為「只有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

……誰要是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1](P639)。

他們荒謬地堅持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所以要「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為國民革命戰爭」。

陳獨秀對這一「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小集團」的觀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駁。

他指出，「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兩方面國家中社會主義者，都應該各自反對其本國的侵略戰爭，使之失敗，因為這種戰爭只有犧牲人民，而沒有進步意義；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被侵略國的人民，抬起頭來打倒掠奪他們的強盜，乃是人類一種進步的戰爭，侵略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應該起來反對其本國政府，而被侵略國的社會主義者，則應援助其本國政府，使之獲得勝利，此種勝利，不但使本國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並且使被侵略國的被壓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機會，因此，此次中國抗日戰爭，我們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東京政府的戰爭，而是被侵略的中國人民對於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1](P515)。

其次，陳獨秀否定了「抗戰是復仇」的看法。

為什麼這場戰爭不是復仇的戰爭？陳獨秀在漢口青年會演講時指出，因為此次抗戰的勝利不是要割取日本的土地，第一目的只要他交還侵略去的土地；我們也不要他賠款，「因為賠款是負擔在日本人民的身上。

我們不是侵略國，我們不要使帝國人民負擔加重，我們只要日本把在華侵略去的權利交還。

」這些權利包括租界、關稅協定、領判權、鐵路礦山權、內河航行權、在中國駐兵和開辦工廠等。

「我們這一次的戰爭，是要爭取民族工業的主權，要自己起來做主人。

所以，這一戰爭不是感情的，復仇的。

」[1](P519)從而進一步說明了此次抗日戰爭的正義性。

最後，陳獨秀通過對中國近代以來歷次改革與革命的發展過程的分析，明確指出抗日戰爭的進步性和正義性。

他說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繼李鴻章改革、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以來的第五次(也是最尖銳的一次)與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即民族解放運動。

所以，不應該僅僅從表面上把它看作是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閥政府之間的戰爭，「而應該看作是飽受侵略之苦的廣大中國勞苦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備受欺凌的弱小國家反抗奴役與壓迫的正義之戰」[2](P39)。

正因如此，陳獨秀號召廣大中國人民都應該傾其所有，盡最大力量援助抗戰。

二、從抗戰的精神動力看，陳獨秀認為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是取得抗戰勝利的關鍵因素

正因為陳獨秀對抗戰的性質、意義有較為準確的把握，即此次抗戰不是復仇，也不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戰爭，而是被壓迫的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所以，他極力主張應該實行全民抗戰，廣大民眾應積極發揚愛國主義和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在了解抗戰性質的道德認知基礎上，提升自覺參戰的道德覺悟，樹立抗戰到底的堅強道德意志，贏得抗戰的最終勝利。

1.民族精神是激發民眾道德意志實現民族解放的重要精神力量

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識的最高層面，它是民族成員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反映本民族整體利益和基本價值目標的價值觀念和民族意識。

它集中體現為某種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心理特徵。

中華民族經歷幾千年的興衰榮辱，在特殊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民族精神。

在抗日戰爭的特殊歷史階段，陳獨秀根據對歷史的考察和對西方文化的借鑑，圍繞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一主要歷史任務，提出了中華民族精神應該具備的幾個方面的內涵。

第一，團結一致、抵禦外侮的反抗精神。

在抗戰的初期階段，陳獨秀指出：「我們可以打勝敵人的，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來，不做奴隸的偉大精神。

」[1](P547)

第二，不怕挫折、積極迎敵的樂觀精神。

陳獨秀認為，要想最終完成國家的獨立與統一，就必須堅持抗戰到底，抗戰過程中「也許某一時慘敗不堪，甚至某一時政府議和，我們也不可因之氣餒。

在強大的敵人之前，要想一戰成功，這是不可能的。

任何革命運動，中途挫折和一時停頓，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緊的是打定主意，終於非達到國家獨立之目的不已」[1](P561)。

對於持抗戰「必亡論」的悲觀論者，陳獨秀指出，投降派唯一的理論及事實的根據是中國政府手中的軍力和財力之弱點，其實，這些都「可以由全國民眾之奮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國家革命的民眾(日本的民眾也在內)之援助來補充的」[1](P516)。

「我們不但現在要援助政府對日戰爭獲得勝利，即令將來政府軍一敗塗地，我們還是要繼續抗戰，不應該因戰敗而灰心喪氣。

」[2](P91)

第三，不畏強敵、敢於拼搏的犧牲精神。

「我們三四萬萬有歷史而且有文化歷史革命歷史的中國人，能說沒有力量嗎？除開少數賣國的軍閥、官僚、奸商和豪紳等寄生蟲；還有多數愛國的民眾，只有近視的寄生蟲們，只看見槍炮軍艦飛機的力量，而不看見民眾熱潮的力量。

」[1](P400-401)「我們相信，民眾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只有拿這一力量來湮滅帝國主義的凶焰，湮滅它一切的敵人。

」[1](P401)1938年7月14日，陳獨秀在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演指出，我們之所以要實行持久消耗戰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敵人能戰而不能拼，我們不能戰而能拼」。

「自開戰以至今日，我們始終不曾幻想在軍事上能夠得到若何顯赫的勝利，我們所有的把握，只是一個『拼』。

我們地大人眾，我們是農業國而非工業國，我們拼著喪師，拼著犧牲工廠，拼著傷亡滿地，甚至拼著一片焦土」，「我們的出路，只有忍受這不堪忍受的犧牲與痛苦，給敵人一點小小教訓，使他知道我們也不甚容易欺負」[1](P617-618)。

第四，知行合一、盡己所能的踐行精神。

「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說大話，而要有具體的事實表現，這種具體的事實表現，就是除了漢奸以外的全中國人民『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在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領導之下，對敵人作戰，這是我們勝利之最大的保障。

」[1](P547)所以，「凡是中國人，無論國內國外，都應該盡他所能盡的力量，援助這一戰爭」[1](P605)。

第五，「偉大、向上、有志氣」的創造精神。

陳獨秀認為西方之所以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比中國先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有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

他將這種精神稱為「民族野心」，他認為，「我們民族現在種種不長進，受人侮辱，正因為缺少野心。

為什麼缺少野心？……有人說，因為孔、孟、老、莊、佛教、宋儒等禮讓退嬰的學說，衰老了中國民族精神上的血液。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會產生和培養這些敗壞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學說？剝夫以求，便不得不歸根於社會經濟的原因了」[1](P597)。

中國正是由於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導致民族野心的缺乏和不足，也給抗戰帶來了許多消極影響。

「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在隔岸觀火，商人大做其經濟的漢奸；買辦和銀行家(中國現在的銀行，仍舊是商業的，而非工業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國家機關，來投機外匯，或壟斷國產，阻礙出口貿易，以大飽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紳紛紛充當漢奸。

」[1](P599)所以，他主張要發展「民族野心」、更新再造中華民族精神，就需要一方面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大力吸納西方文化。

2.發揚民族精神必須堅持民族利益至上的道德原則

首先，陳獨秀堅持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反對「教派精神」。

當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挑起事端開始，陳獨秀就已經敏銳地感覺到民族矛盾的尖銳化。

當時作為托派領袖的陳獨秀以民族大義為重，反對「教派精神」，及時提出與共產黨等黨派「共同行動」、一致反蔣抗日的主張。

他警告托派部分成員說，如果「誰還固執教派精神，拒絕合作，他將會在革命之前鑄成莫大的罪惡」[5](P71)。

全面抗戰爆發後，他一改曾經的反蔣抗日主張，認為國共合作是正確的，各黨派都應該承認「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

可見，陳獨秀在處理民族利益與黨派利益的關係問題上立場是非常鮮明的。

其次，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在日本全面侵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剛剛被國民黨無條件釋放的陳獨秀很快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之中，在南京、武漢等地多次發表演講、撰寫文章號召各界群眾站在民族國家立場上發揚民族精神，積極參與抗戰救國運動。

他明確表示「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6](P67)。

他還曾對朋友們說：「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共產黨主張抗戰並不是為了幫助國民黨政權，而是為了拯救中華民族，並在抗戰過程中壯大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人民的政權。

我擁護黨的政策，並積極參加抗戰工作。

」[3]

最後，堅持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則並不是放棄無產階級的立場。

陳獨秀「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觀點遭到了托派極左勢力的激烈批判，他們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

陳獨秀憤慨地指出：「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

」[1](P395)針對托派提出的「工人無祖國」的極左觀點，陳獨秀指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

」這都說明在如何處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關係的問題上陳獨秀的立場是正確的，與毛澤東的思想也是比較一致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只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

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

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

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4](P520-521)。

3.發揚民族精神需要充分發揮民眾在抗戰中的道德自覺性

道德自覺性，是指人們對一定的道德原則、規範和道德理想的出自內心的自覺，即道德覺悟。

民族精神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形態，只有在實踐中真正成為人們對民族利益至上這一原則的內在自覺才能真正發揮其巨大的道德力量。

陳獨秀對這一點有比較深入的洞察。

他認為，對於農村和城市的壯丁要想使其自覺地為抗戰出力，「第一，必須使他們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情緒，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著來強迫服役。

……經過廣大的群眾宣傳而招募的兵，比有名無實的徵兵要好得多。

第二，壯丁必須使之成為有政治教育有自動活力的群眾組織」。

[1](P548-549)因為「民眾是有高度意識和意志的人類，不像牛馬可以隨著鞭子的聲影，叫他們行就行，叫他們止就止，更不是無意識的木石或粉團，人們要把他們做成什麼東西就成為什麼東西」，如果忽視這一點不注重調動人們抗戰的積極性，那麼「無論政府的命令或政黨的空口宣傳，都同樣沒有發動民眾的萬能」[1](P553)。

關於如何提高民眾自覺抗戰的積極性？陳獨秀提出了四個方面的主張：一是經濟上，應該實行減租減稅、減少勞動時間等來解除民眾自身的痛苦。

廣大農民受著貪官污吏、地主、保甲長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怎樣會有抗日的情緒」。

二是組織上，必須讓人民有經常的組織，建立工會、學生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等穩定的組織。

「官辦的招牌的沒有民眾的民眾團體，在抗戰中，除了稟承上官命令發幾個通電外，是不會有任何力量的。

」[1](P554)三是政治上，必須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

因為只有「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與國家休戚相關」，他們才會「起來為國家民族利益積極的對日抗戰」[1](P554)。

四是教育方面，應該對民眾進行直接教育，使他們形成基本的道德認知，認識到抗戰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只有這樣才能使民眾自覺行動起來。

人們只有「深刻地了解抗戰之真實意義，才會有始終堅決不饒的意志」[1](P516)。

陳獨秀也曾試圖派人到軍隊中對士兵進行直接教育，但因某種原因而未實施。

三、從抗戰的前途和目標看，陳獨秀認為抗戰具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倫理意義

首先，政治倫理目標：實現國家獨立與統一。

陳獨秀根據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進程指出，抗日戰爭就是要完成辛亥革命本該完成而又未完成的歷史使命，即實現中華民族的永久獨立和徹底解放。

他指出，辛亥革命「在本質上，是對內推翻滿族的統治，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宰割」，「後者尤重於前者」，可是不幸的是，它「僅僅推翻了滿族的統治，絲毫沒有侵犯到帝國主義在華的權利，因此沒有解決中華民國立國的根本問題之一：國家獨立與統一」。

所以，「此次抗日戰爭，其對象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而其涵義及歷史發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1](P509)。

針對「抗戰到底」雖然已經成為人們熟知的口號，但很多人對「抗戰到底」的「底」指的是什麼並不很清晰的情況，陳獨秀明確指出，這個「底」應該就是「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日本及他國損害中國主權的一切特權利益都要收回，僅僅日本撤兵和收復失地，還不算是『底』」[1](P561)。

其次，經濟倫理目標：實現民族工業的自由發展。

陳獨秀認為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步驟：「戰爭之歷史的意義，乃是脫離帝國主義之壓迫與束縛，以完成中國獨立與統一，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

」[1](P514)他根據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先通過戰爭勝利然後循外交途徑收回主權的經驗指出，如果抗戰勝利，「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束縛，並且使別的工業先進國亦不能夠再繼續強迫中國人做他們的農奴」[1](P515)。

針對日本首相廣田所說的「中國是農業國，日本是工業國，兩國間各以所有易其所無，攜手合作、共存共榮，豈不甚好，中國何必要反日」的挑釁言論，陳獨秀嚴正地指出：「我們所以反日，正因為也要做工業國，不甘心做別國的農奴，專為他們生產原料。

今日日軍之大炮飛機向我們轟炸，也正是要屈服我們做他們的農奴。

」[1](P514)從而一語道破了敵人的侵略圖謀。

最後，社會倫理目標：實現人民自由和解放。

陳獨秀認為民族國家的獨立與人民的解放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對於廣大的中國人民而言，「如果此次戰敗，只有亡國為奴。

所以此次戰爭，乃是中國人或為自由民或為奴隸之關鍵」[1](P516)。

他認識到這次戰爭不僅是要從日本的鐵蹄和踐踏中掙脫出來，而且要從所有壓迫我們的列強腳下解放出來，這次戰爭關係著每一個炎黃子孫或為奴或自由，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有「不願意做奴隸而要做主人的決心」。

針對婦女的解放，陳獨秀專門以「民族解決與婦女解放」為題在漢口市立女中做了演講。

他說，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之一，它必須跟著大的運動來解決的。

「婦女現在所得到的一點解放，是以前幾次社會大的運動之後果，不是從單獨的婦女運動所能夠得來的。

將來也是如此。

所以婦女即為了本身問題，也應該努力參加此次抗日戰爭的工作，努力使戰爭勝利，努力在抗戰運動中，雙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

」[1](P567)

四、對陳獨秀抗戰思想的倫理評析

首先，陳獨秀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堅持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個人利益的道德原則，是符合當時國情也是今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堅持的基本倫理準則。

當時托派一些成員把堅持共產主義的思想信仰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精神對立起來，反對國共合作，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客觀上起了十分消極的作用。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有些人打著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的旗號，宣揚普世價值，認為民族國家已經過時了，愛國主義也不應該再提倡了。

這種觀點也都反映出當前人們在對待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關係方面存在認識誤區，重溫陳獨秀當年對所謂「大同主義」、「不要祖國」等觀點的批判，對我們正確理解堅持國家民族利益第一的原則的重要意義有積極影響。

其次，抗日戰爭中陳獨秀大力弘揚愛國主義、民族精神，號召人們積極行動起來，把消極頹廢視為「消極的無形的漢奸」[1](P516)，對於人們積極參加抗戰具有重要激勵作用。

他反對抱著僥倖態度與敵人談和，他說：「戰勝而言和，乃停止軍事行動而收得戰勝之果實；不勝而言和，這不是和，而是妥協、屈服、投降!敵軍一天在我國領土之內，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說是漢奸賣國行為!」[1](P528)在當時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國家需要的是毫不妥協、堅決抗戰到底的犧牲精神，試圖以迂迴的方式換取侵略者的同情是不現實的。

而今天一些人試圖為汪精衛等進行辯護的看法則是新時期錯誤價值觀和漢奸文化的新體現。

漢奸文化的出現是是非不分、善惡不明、道德虛無、歷史虛無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應該特別予以澄清。

不過，陳獨秀把民族的創新精神稱之為「民族野心」的提法，一方面反映了陳獨秀在空前的民族危機面前表現出的強烈的愛國情感，同時也說明他在借鑑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感性化傾向。

最後，陳獨秀提出的「正義之戰」、「持久消耗戰」、「民族熱潮」、「打倒消極先生」等思想都是符合歷史和時代發展潮流的，反映了一個偉大的愛國者的民族情懷。

但是，由於當時陳獨秀並未像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那樣直接參與對全民族抗戰的領導，缺乏直接廣泛的實踐基礎，重鼓動輕實踐，所以使其思想多停留在宣傳方面，其所發揮的作用也是比較有限的。

同時，由於陳獨秀堅持城市中心論，把發動民眾的工作主要寄希望於國民政府，對中共領導的游擊戰進行了不恰當的批評，對待唯武器論態度模糊等，從而也使得其民眾抗戰的思想存在自身不能克服的理論局限。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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