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記者記錄中國抗戰歲月 中國成為他們永遠的家

外國記者與中國抗戰【下】

抗戰時期，不少外國記者滿懷對正義和真理的渴求趕赴戰火紛飛的中國，親歷、記錄中國人民艱苦奮戰的崢嶸歲月。

他們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中國也成為他們永遠的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向世界傳播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王永娟

「與其咒罵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用一生詮釋了這一箴言。

作為一名進步記者和作家，斯特朗一生都在追求革命，蘇聯、中國、墨西哥、西班牙、瓜地馬拉……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斯特朗共訪問中國6次，並在中國度過了一生中最後一段時間，因為「中國才是我願意度過後半生的地方」。

1925年，斯特朗首次訪華，正值大革命時期。

兩年後，大革命受到殘酷鎮壓，斯特朗又一次趕到中國，滿懷悲憤地寫下《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書，向全世界報導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國革命的叛變和鎮壓。

1937年底，斯特朗決定回到中國，因為「中國人民終於聯合起來抗擊日本了，而這是對人類前途最重要的革命鬥爭」。

1938年1月，經過艱難的旅行之後，斯特朗到達了山西五台山一個在任何地圖上都沒有標記的村落，這裡駐紮著八路軍總部。

她在八路軍總部住了10天，寫成了《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向全世界人民預告：中國抗戰必勝！

1946年6月，抗戰勝利後，斯特朗第五次訪華。

這時，她已是61歲的老人。

她此行的目的地是革命聖地——延安。

她遍訪了各個解放區，並在延安住了幾個月。

她和解放區的戰士們一起吃小米飯、一樣住窯洞，並多次會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

因為這次訪問，斯特朗還獲得了「紙老虎女士」的綽號，一切皆因當年8月，毛主席和斯特朗談話，發表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並由斯特朗迅速向世界傳播了這一名言。

9月11日，斯特朗離開延安到華北、東北進行採訪。

她每天都向美國發去新聞電訊稿，在幾十家美國報刊發表。

1947年初，斯特朗乘美國最後一架飛機離開延安。

1958年，經歷幾番周折，衝破重重阻力，斯特朗終於在73歲時第六次訪華。

當時她患有帕格特後遺症，只得藉助拐杖行走。

這一次，她留在了中國。

在此後的12年中，斯特朗恢復了健康，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最遠到達海南島和西藏，創作了《中國為糧食而戰》《西藏見聞》《西藏農奴站起來》等書，並滿懷激情地編寫了《中國通訊》69篇。

她說：「我認為中國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人類應走的道路。

」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她的一生，1/3在美國，1/3在蘇聯，1/3在她稱為「理想的歸宿地」的中國。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斯特朗的墓碑上銘刻著：「中國人民的朋友、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

【哈里森·福爾曼】

相信人民是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何佳璽

埃德加·斯諾和他的著作《西行漫記》早已被人們所熟知，但被譽為其姐妹篇的《北行漫記》（原名《紅色中國報導》）及其作者哈里森·福爾曼，知道的人並不多。

1930年，福爾曼作為一家航空公司的代表首次來到中國，那時他已決心投身於新聞事業。

受斯諾的影響，福爾曼對「紅星高照」的根據地極為嚮往。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他第一次抵達陝北蘇區，採訪了正準備奔赴抗日前線的中國紅軍。

他讚賞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滿懷崇敬之情。

1940年，福爾曼作為《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再次來到中國。

1944年5月，福爾曼跟隨中外記者團進入陝甘寧邊區。

在邊區採訪期間，福爾曼冒險東渡黃河，進入晉綏抗日根據地採訪，在多個戰場上近距離觀察八路軍的戰鬥。

在隨軍採訪中，福爾曼還主動拿起武器，親身抗擊日本侵略軍。

從1944年5月31日進入邊區，到同年10月下旬離開延安返回重慶，在這5個月中，福爾曼撰寫了《北行漫記》一書，把他在邊區數月的見聞和八路軍對日本侵略者作戰的事跡寫成故事。

福爾曼將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軍戰士、少先隊員和兒童團員，通過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用筆、相機反映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及深刻的政治變革。

1944年至1945年之交，《北行漫記》一書出版。

一位美國評論家指出，《北行漫記》打破了長達數年的「裝甲封鎖」，把延安和敵後根據地的新面貌如實地介紹給了世界。

福爾曼在《北行漫記》中寫道：「八路軍及新四軍合起來約占全中國對日兵力的1/15，不過共產黨軍隊卻和45.9%的在華日軍作戰。

在戰爭的7年中，共產黨打了9.2萬次以上的仗。

他們曾斃傷了110萬的日軍，俘虜了15萬的敵人。

在同一時期， 共產黨死傷超過40萬以上，其中包括535名上校職位以上的軍官。

」

《北行漫記》一書也處處傳遞著「人民群眾是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力量」這樣一種信念。

那些「大娘給八路軍送水」「村民自發組成隊伍，將傷員從前線抬往醫院」的照片展示了兵民攜手、互相信任、相互支持的軍民魚水深情。

1944年8月到10月，福爾曼採訪了晉綏邊區，記錄下了那時中國軍隊和人民共同抗戰的歷程。

他將這些照片編輯成書，出版了《西行漫影》畫冊。

我們在畫冊中看到了民兵如何自制地雷的照片，見到了身形佝僂卻還背刀扛槍的大爺臉上燦爛的微笑，當然還有福爾曼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珍貴合影，以及他們在根據地的生活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