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眼中的三個美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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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春元
毛澤東一生接受過不少外國記者的採訪,其中數得出名字的美國記者就不下8人,但在毛澤東眼中位置最重要、關係最密切的是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這三位美國記者。
他們之間的友誼長達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許多秘密信息,竟是通過他們的筆傳達給世界的。
在毛澤東的眼中,這三位美國記者能比較客觀公允地介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人可以信賴的朋友。
所以,他對這三位記者也能敞開心扉談自己的經歷和家庭,談中國革命的歷程和未來。
正是借這三位美國記者的筆,毛澤東最早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狀況,特別是他本人的經歷、生平和思想介紹給了世界,從而使世界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等中國現代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了初步的比較客觀的了解,消除了一些政黨、組織和個人對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的誤讀。
毛澤東眼中的斯諾——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把我們這裡的事公布於世……我們將永遠記住,他確為中國做了許多好事。
他是第一個為了建立統一戰線而作引線人和鋪路人的,我們是不忘記這一點的。
」
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走進毛澤東視野的西方記者,也是第一個與毛澤東近距離接觸的美國記者。
毛澤東對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埃德加·斯諾(1905—1972年),美國新聞記者、作家,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坎薩斯城一個出版印刷業主之家,就讀於密蘇里大學新聞系。
斯諾1928年離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來到中國,在上海任《密勒支評論報》助理主編,以後又任《芝加哥論壇報》、倫敦《每日先驅報》駐東南亞記者。
他踏遍中國大地進行採訪報導,九一八事變後曾訪問東北和上海,發表報告通訊集《遠東戰線》。
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導,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1936年6月,斯諾由北平出發,經由西安,闖過重重險阻和層層關卡的白區,進入陝甘寧邊區。
◆毛澤東與斯諾在一起。
斯諾到達陝北保安的當天,周恩來就把斯諾到達的具體經過、時間和來根據地的目的,報告給毛澤東。
當時周恩來問毛澤東要不要為斯諾舉行一個歡迎會。
毛澤東當即回答:一定要舉行一個歡迎會,讓美國人,讓全世界人民曉得我們共產黨人並非他蔣某人所說的那樣,這樣,什麼「土匪」啦,是「共產共妻」啦,統統會不攻自破。
7月14日,紅都保安舉行了歡迎斯諾和醫學博士馬海德(即喬治·海德斯,美籍黎巴嫩人,馬海德是到陝北後取的中國名字——引者注)的歡迎會,毛澤東出席了歡迎會,並即席講話。
毛澤東給斯諾的第一印象,正如斯諾在書中所說:「那時候,他頗為清癯,身材比一般中國人高,稍顯佝僂,他目光炯炯,嘴唇寬厚,眉毛高聳,結實的下巴上長著一顆明顯的黑痣,勻稱的腦袋上留著長長、濃密的黑髮——蔣介石曾為這個腦袋懸賞25萬元,死的活的都成。
」
歡迎會快要結束時,斯諾對毛澤東說:「毛先生,我想採訪你,把你們的真實情況向全世界報導。
不知道你接受我的邀請嗎?」
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在自己住的窯洞接受了斯諾的採訪。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與外國記者近距離接觸,也是他第一次向外國人敞開自己心懷。
按照斯諾的採訪提綱,毛澤東談了關於蘇維埃對外政策的問題。
斯諾一邊點頭一邊快速記錄著毛澤東的話。
毛澤東在回答了斯諾的這個提問後,還向斯諾問了問當時美國的情況,主要是美國在世界經濟危機時是如何應對的。
斯諾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
毛澤東因為有其他事情需要處理,便結束了與斯諾的第一次談話。
7月16日,斯諾對毛澤東進行了長達5個小時的採訪,從晚上9點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2點,主要是回答斯諾提出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方針問題。
在這個點上,毛澤東談得很詳細,不僅有對中國社會和抗戰形勢的分析,而且還聯繫世界的形勢來闡釋。
在談到中國如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時,毛澤東略停了一會兒,若有所思地說: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
這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最主要的。
7月17日,因為連續兩天的採訪,使毛澤東有點應付不過來,所以,休息了一天後,於18、19日,又連續兩個晚上接受斯諾的採訪,主要是談蘇維埃的對內政策問題。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再次強調了堅持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
7月23日,毛澤東又接受了斯諾的採訪,重點是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以消除外界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對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的誤讀。
他說: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
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替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
同時,毛澤東在這次採訪中,還回答了斯諾提出的紅軍為什麼能夠勝利、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國內的主要任務等問題。
採訪結束時,毛澤東對斯諾說:「斯諾先生,你這次到陝北很不容易,希望你能到根據地的其他地方走走,看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是不是西方有些人說的那樣是『洪水猛獸』。
」
斯諾仍堅持說:「毛先生,我還是想就你個人經歷及家庭的一些問題做個專訪,因為外面對這些問題更感興趣。
」
毛澤東聽後,略沉思了一會兒說:「斯諾先生,我答應你,等你從其他根據地採訪回來後我一定滿足你這個要求。
」
不久,斯諾按照有關部門的安排,到根據地許多地方做了採訪,見到了眾多的具有傳奇經歷的紅軍將領和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並採訪了他們。
兩個多月後,已經是陝北的初冬,天氣開始轉冷。
斯諾回到保安後,再次提出採訪毛澤東。
毛澤東兌現了他的承諾,在10月初,連續用了幾個晚上的時間來應對斯諾的「糾纏」。
這次的全部談話,後來都被斯諾寫進了《毛澤東自傳》、《中國紅軍的長征》、《紅星照耀中國》等書中。
10月12日,斯諾離開陝北,回到北平,他把自己在陝甘寧邊區所聽、所看、所記的事情寫成了《現代中國》、《中國紅軍的長征》、《毛澤東自傳》、《毛澤東印象記》等書和多篇通訊,首先在英美報刊發表。
《毛澤東自傳》就是在當時一家英文雜誌《亞西亞》上連載發表的。
後來,多家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斯諾寫的《毛澤東自傳》,這就是那本聞名世界的《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
對於斯諾的這次採訪,毛澤東後來曾對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斯諾纏了我4個夜晚,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談自己的什麼了。
」
可見,斯諾這次對毛澤東的採訪談話記錄,從史料這個角度看,顯得更加彌足珍貴了。
也正是這次採訪,毛澤東與斯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就連別的記者採訪他,也忘不了給斯諾寄上一份。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會見了美國作家、記者史沫特萊,回答了她就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
會見結束後,毛澤東立即把這次同史沫特萊的談話稿送交埃德加·斯諾,並給斯諾寫了一封信:「自你別去後,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我同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託人寄上一份,請收閱,並為宣播。
我們都感謝你的。
」
此後,斯諾又於1939年、1964年、1970年三次採訪毛澤東,雙方的友誼發展到無話不談的地步。
毛澤東終生難忘的是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就在1970年斯諾最後到中國那次,他還對斯諾說:「你那本《西行漫記》是出名的。
」他在一次談話中還曾深情地說:「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把我們這裡的事公布於世……我們將永遠記住,他確為中國做了許多好事。
他是第一個為了建立統一戰線而作引線人和鋪路人的,我們是不忘記這一點的。
」
1971年,正在瑞士的埃德加·斯諾,獲悉美國總統尼克森即將訪問中國信息後,極想再次赴中國採訪,卻不幸患重症病倒在床。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得知此消息後,立即派斯諾的好朋友馬海德醫學博士帶醫療組去接斯諾到北京治療。
但斯諾已經不行了,他請求馬海德:「一定想辦法讓我活到尼克森訪華那一天……我希望能夠親眼看見他們的手終於握到一起,我為此差不多整整奮鬥了一生。
」
但斯諾未能如願以償,就在尼克森訪華的前三天,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後來,中國政府根據他的遺願,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國他曾執教過的燕京大學——今北大校園的未名湖畔。
毛澤東眼中的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女士是舉世皆知的東方革命聖母瑪麗亞,怎麼說成是資產階級臭小姐咧?」「史沫特萊女士,我考慮了很久,覺得從您的身份和職業來說,留在黨外起的作用會更大,不知您的意見如何?」
在毛澤東眼中,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聰明、漂亮而富有魅力。
毛澤東對她的評價之高,在他接觸的西方記者中是比較鮮見的。
其實,史沫特萊對於毛澤東的這一評價是當之無愧的,因為較早進入毛澤東視野的西方記者中,史沫特萊在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創造了五個第一的記錄。
——第一個向全世界報導了九一八事變真相,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
——第一個在美國《新群眾》雜誌上,發表了《中國作家致全世界的呼籲書》,在國民黨的罐頭盒上開了個「天窗」,向全世界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對「左聯」文化運動的迫害。
——第一個向全世界披露了西安事變的真相,以探險家的勇氣,隻身潛往西安,及時戳穿了國民黨的欺騙宣傳。
——第一個進入延安的西方女記者,並採訪了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一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把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根據地客觀公正地傳達給全世界。
——第一個敢於挑戰傳統思想,在延安這個紅色的革命大本營里,教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人跳舞……
基於此,毛澤東稱之為「東方革命的聖母瑪麗亞」。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新聞記者、作家,1892年2月23日誕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年輕時,她就讀於聖迭戈師範學校,參加過革命活動,曾任社會黨《召喚報》記者,美國印度自由之友協會執行秘書,訪問過蘇聯。
1928年,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到了中國。
一到中國東北,她便著手調查日本對華經濟侵略、軍事占領的情況,並寫成稿件寄回報社,九一八事變後得以陸續刊出,由此成為第一個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事實的美國女記者。
1929年5月初,史沫特萊抵達上海。
在上海,她廣泛地結交各類人物,與宋慶齡、茅盾、魯迅等人建立了親密友誼,並協助「左聯」開展活動。
她參加了宋慶齡等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工作;她先後參與創辦和編輯了英文刊物《中國論壇》和《中國呼聲》,把中國介紹給世界人民。
1933年,她出版了第一本關於中國的書——《中國人的命運》。
這是外國人寫的第一本描寫中國農民運動的真實報導,它深深地刺痛了國民黨政府,結果,史沫特萊因此被國民黨列入「共產黨」的危險人物名單之中。
同年5月,史沫特萊前往蘇聯治病,並完成了第二部關於中國的著作——《中國紅軍在前進》。
次年10月22日,她再次來到上海,作為自由撰稿人,曾為剛創刊的反日英文雜誌《中國之聲》撰稿,並從事為中國紅軍爭取國際醫藥援助的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正在西安採訪的史沫特萊,立即迅速通過電台廣播,第一個向世界報導了事件的真相。
1937年1月12日,她應邀離開西安前往延安,採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八路軍的高級將領,並與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結下了深情厚誼。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文藝協會和新中華社聯合歡迎女作家史沫特萊到延安訪問的集會。
毛澤東特地做了簡短演說,歡迎史沫特萊到延安採訪。
當天下午,身材高大、藍眼睛、高鼻樑、年近半百的史沫特萊來到毛澤東鳳凰山住處採訪。
正在窯洞裡伏案工作的毛澤東聞訊,熱情地迎出窯洞,握住史沫特萊的手,風趣地說:「尊敬的史沫特萊女士,早聞大名,而且早就拜讀了您的大作《魯迅是一把劍》,真是一語中的,魯迅先生的文章的確是一把把插進敵人心窩的匕首呵!」
賓主落座後,便直接進入正題,毛澤東就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等問題回答了史沫特萊的提問。
這次的會談結束後,史沫特萊將與毛澤東的談話寫成專訪,在3月16日至4月3日的《新中華報》上全文發表。
毛澤東十分重視這篇談話稿,曾想通過美國記者斯諾和《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在國內外廣為宣傳。
在毛澤東的眼中,史沫特萊還是一位敢於向傳統挑戰的西方女性。
她在延安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做了一件令毛澤東驚訝,讓延安轟動的事,那就是教會了毛澤東、彭德懷這些「土包子」跳西方的交際舞,把交際舞帶進了延安這個紅色的革命大本營。
為了讓交際舞在延安流行起來,史沫特萊還在周末辦起了舞會。
這在當時延安引起了轟動。
後來,這位美國記者每周周末都舉辦舞會,而且規模越來越大,邀請的人數越來越多,諸如周恩來、賀龍、徐海東、張聞天、林彪、左權、博古、凱豐,還有鄧穎超、康克清、蔡暢等都被邀請參加過她們的舞會,連彭大將軍也趕來看過熱鬧。
在那段時間的晚上,楊家嶺充滿了歡聲笑語,一派歡怡景象。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是史沫特萊到延安後不久,就出人意料地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人們沒有想到的要求,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了這件事,毛澤東特地將史沫特萊請到吳家窯洞,充滿信任地對她說:「史沫特萊女士,我考慮了很久,覺得從您的身份和職業來說,您留在黨外起的作用會更大,不知您的意見如何?」
史沫特萊沉吟良久,爽快地說:「主席認為我留在黨外好,那我只好收回申請了,不過,你們可不能把我當外人看。
」
◆1937年春毛澤東、朱德和訪問延安的美國進步作家、記者史沫特萊在一起。
毛澤東與史沫特萊在延安相處的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卻結下了真摯的戰友情、同志情。
不久,史沫特萊離開延安,輾轉到了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擔任一名隨軍外國記者。
同時,為了尋求印度對中國抗戰的醫療援助,在她的努力下,中共和印度甘地·尼赫魯等國大黨領導人之間第一次有了正式接觸。
她於同年11月23日寫信給早已熟悉的尼赫魯,請求他援助中國。
26日,朱德也給尼赫魯寫了類似的信。
尼赫魯迅速作出了反應,向中國派出了一支由柯棣華等5名印度醫生組成的醫療隊。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萊到了武漢,成為中國紅十字會志願人員,救護受傷戰士,積極募捐,支持醫護工作,她向世界呼籲國際醫療援助。
這年夏天,她受聘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報導中國抗戰。
1938年,她完成了第三本書——《中國在反擊:一個美國女人和八路軍在一起》(美國紐約出版),詳細報導了八路軍在華北抗日的情況,給人們以巨大的鼓舞作用。
武漢淪陷之後,史沫特萊立即走向抗戰前線,活躍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戰場,「成為外國記者在中國戰區訪問時間持續最長的一個」。
她常常在敵機轟炸時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受傷的軍民。
為此,她被日本人列在政治死敵的黑名單上。
一次,在新四軍駐地,敵機突然襲來,司令部下令要她緊急疏散,但在她的住地卻找不著她,後在戰地醫院發現她像門神一樣怒氣衝天地站在門口,堅決不肯離開,一定要等把每一個傷病員轉移出院,把應準備的一切物品搬走之後才肯離開。
1941年5月,史沫特萊因病回到美國。
在美國,她仍然表現出對中國抗戰事業的赤誠。
她到處講演,撰寫文章,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為中國的抗戰募捐。
回到美國後的史沫特萊,處境非常艱難。
她被美國當局以「間謀」罪加以控制。
她想再次來中國,可美國政府不發給她護照。
她只好取道英國來華,但途中因胃癌惡化,於1950年5月6日在倫敦病逝。
臨終時,史沫特萊留下了這樣的遺言:「由於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
1951年5月6日,按照史沫特萊的遺願,她的骨灰歸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鐫刻著朱德題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
毛澤東眼中的斯特朗——
「現在你必須火速離開延安,就坐明天早上起飛的飛機,如果你再逗留,就可能長期同外面失去聯繫。
等到我們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觸的時候,你可以再來。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們為你——一個美國朋友過生日,是很有意義的。
」
在中國內戰即將開打的危急關頭,毛澤東關切地提醒老朋友斯特朗離開戰火紛飛的大西北,這最能體現毛澤東對這位西方記者的關心。
有人說斯特朗是毛澤東的政治朋友,這話一點不假,因為毛澤東的一些重大思想和理論觀點就是通過這位記者朋友的筆傳達出去的。
其中最明顯的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科學論斷,正是通過斯特朗的筆公布於世,並傳遍全世界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國布拉加斯加州紳蘭德城的一個牧師家庭。
1925年,她來到處於革命高潮的中國,客觀地報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
1928年她寫出《中國千百萬大眾》一書。
1946年8月,經宋慶齡牽線,斯特朗搭乘美軍觀察組的飛機到達延安。
8月6日,斯特朗在延安棗園見到了穿著補丁褲子的毛澤東。
這是她首次和毛澤東交往。
斯特朗坐在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中國共產黨領袖面前,仔細觀察著毛澤東。
斯特朗後來是這樣描寫毛澤東的:
「毛澤東身材魁梧,毫無拘束;舉止像美國中西部的農民,行動緩慢而從容。
他那略帶扁平的圓臉上,有一種平靜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來變得生動而幽默。
在亂蓬蓬的濃黑頭髮的下面,高大的前額和敏銳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的活躍,富有洞察力,沒有什麼能逃過他的注意。
」
毛澤東首先向斯特朗詢問了有關美國的情況,結果使斯特朗十分驚詫,對於美國所發生的事,毛澤東知道的比她還詳細。
她不得不佩服毛澤東對世界大事和世界知識掌握得十分完備。
斯特朗在盡力之所及地回答了美國的問題之後,首先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毛先生,你認為會不會發生美蘇戰爭?第三次世界會不會打起來?
毛澤東不假思索地回答斯特朗:反動派目前的反蘇宣傳,主要是用以掩蓋當前美帝國主義所直接面對著的許多實際矛盾的煙幕。
美國壟斷資本確實想消滅蘇聯,但是這還不是他們的最直接的目的。
它們必須首先削弱美國人民的反戰情緒,然後他們還得控制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因為要和蘇聯打仗,必須通過其他國家的領土,通過英國、法國和中國。
所以,美國和蘇聯是打不起來的!
說到這裡時,毛澤東一面笑著一面擺弄桌上的茶杯和小白酒杯來說明他的論點。
他說:用這把茶壺代表蘇聯,那個大杯子代表美國反動派,這大茶杯周圍的小酒杯代表美國人民,這些杯子和火柴盒擺在一起的彎彎曲曲的線代表其他國家的話,那麼,美國反動派終有一天將會發現他們自己是處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和包圍中。
只要充分喚醒人民,使人民團結起來,這樣,就有力量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說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必須喚醒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世界大戰。
接著,斯特朗問毛澤東:「你覺得中國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有政治解決、和平解決的希望沒有?」
毛澤東答:「這要看美國政府的態度。
如果美國人民拖住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美國反動派的手的話,和平是有希望的。
」
「如果美國說明此後不再給蔣介石以什麼幫助了呢?」斯特朗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
毛澤東回答說:「在現時還沒有什麼跡象表示美國有這樣的願望。
」
「共產黨能支持多久?」斯特朗問。
毛澤東堅定地說:「就我們自己的願望說,我們連一天也不願意打。
但是如果形勢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的話,我們是能夠一直打到底的。
」
「如果美國人民問到共產黨為什麼作戰,我該怎樣回答呢?」斯特朗又問。
毛澤東說:「因為蔣介石要屠殺中國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須自衛。
這是美國人民所能夠理解的。
」
斯特朗突然提出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如果美國使用原子炸彈呢?」
毛澤東略一思索,以堅定的口氣回答:「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
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
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
提起美國帝國主義,人們似乎覺得它是強大得不得了的,中國的反動派正在拿美國的『強大』來嚇唬中國人民。
但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並沒有什麼力量。
在美國,另有一類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這就是美國人民。
」
毛澤東見斯特朗有些驚異,便解釋說:「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
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
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
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毛澤東的話富於哲理,內容豐富生動,通俗易懂。
使首次聆聽毛澤東談話的斯特朗忘掉了一切,談話結束已是午夜。
斯特朗後來回憶說,毛澤東一針見血的話語,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像力,成為她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1947年3月之初,毛澤東再次接受了斯特朗的採訪。
這次採訪是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中進行的,毛主席一邊談,一邊為斯特朗「餞行」。
毛主席向斯特朗介紹了延安地區形勢,並且告訴這位友人:「美國反動派背著沉重的負擔。
他要豢養全世界的反動派。
假如他不豢養他們,他們就會像沒有柱子的房子一樣倒坍。
然而,就像歷史上一切反動派一樣,美國反動派最後也會證明不過是紙老虎。
強大的是美國人民,他們是真正有力量的。
」
最後,毛澤東不無擔心地對斯特朗說,現在你必須火速離開延安,就坐明天早上起飛的飛機,如果你再逗留,就可能長期同外面失去聯繫。
等到我們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觸的時候,你可以再來。
第二天,斯特朗乘飛機離開延安飛往北平。
1948年底,斯特朗經由法國巴黎回到美國。
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有過關係的人都受到監控和盤查,斯特朗不但為美國主流社會所排斥,而且還遭受反動分子的迫害,處境十分孤立,極端困難,直到1958年,年逾古稀的斯特朗才衝破重重阻力,毅然來到新中國,從此便在中國定居。
◆195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武漢會見美國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右)和美國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中國定居的12年中,毛澤東又三次與斯特朗會談。
他們繼續談世界形勢,談延安時期的精神。
特別讓斯特朗感動的是1965年那次,當時,正好是斯特朗81歲壽誕,毛澤東請了斯特朗在中國的美國朋友為她祝壽,請她們吃飯。
毛澤東對斯特朗說:「現在,當華盛頓的戰爭販子進行戰爭升級、並對我們進行原子彈威脅的時候,請注意帝國主義戰爭販子與美國人民民間的不同。
對美國人民,我們是必須與之為友的。
」
斯特朗又一次請毛澤東談談對世界形勢的看法。
這次毛澤東卻把話叉開了,笑著對參加斯特朗生日宴的朋友說,還是發揚民主吧,大家都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生日宴上,毛澤東一再給斯特朗讓菜,他說:「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們為你——一個美國朋友過生日,是很有意義的。
」
對這次生日宴的談話,斯特朗曾回憶說:在將近兩小時的談話和其後的進餐過程中,毛看起來完全是一個沒有緊張、沒有憂慮和沒有繁重職責的人,儘管他實際上三者都有。
他在嚴肅的評論和玩笑中表現出來的活潑、生動,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靈戲劇,其基礎則是對於過去、現在及將來、從生物出海尚未進化成人時,直到人和地球像我們所知的那樣終結之時的人類的潮流和其歷史的深知。
他對人類的將來和革命鬥爭的勝利,明顯地是十分樂觀的,不管暴風雨在任何時候,多麼黑暗,他的方法是那種使人產生思想並投身於思想的創造以及從討論中學習的哲學家和教師的方法。
他沉浸於一個基本的哲學,即他願意與別人分享最後將得到證明的信心,而不強加於任何人。
後來變得很清楚,毛說出了遠比我當時的理解多得多的東西。
他沒有談對世界的總的看法,但卻說出了一些使我們其後幾個月一直思考的一些觀點。
晚年的斯特朗,更加熱愛中國,並為新中國而非常勤奮地工作。
在她生命最後的歲月里仍以高昂的熱情向世界讀者報導了中國人民的鬥爭和成就,寫了《中國為糧食而戰》、《西藏見聞》、《西藏農奴站起來》等書。
從1962年開始,她還應各國讀者的要求,定期編寫《中國通訊》。
1970年3月29日晚上,她因心臟病久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84歲。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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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潑斯坦:貢獻於中國從而貢獻於世界
國際先驅導報7月1日報導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中國籍波蘭人。1915年4月生於華沙一個猶太家庭,兩歲時隨父母移居中國。15歲時在《京津泰晤士報》開始他的新聞生涯,抗...
毛主席的三位美國朋友都怎樣評價他?有一位說:無與倫比
毛主席有三位美國朋友。三位是在上世紀初來到中國或者是多次訪問中國的記者。他們的名字,我想大家應該是比較熟悉的,是: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三位美國記者都曾經親眼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