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長征中，中共中央為啥召開了這麼多次會議？

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專家談」系列文章⑨長征為什麼有這麼多會議

翟清華

長征是中國革命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段歷史。

黨和紅軍處境之險，轉變之巨，犧牲之大，決策之難都是空前的。

21日，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他強調：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是我們黨和革命事業轉危為安、不斷打開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證。

長征中的各種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實施正確領導的科學方法，是重大決策的需要，是統一思想、凝聚意志和強大力量的需要。

一

會議決定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內容。

長征中，黨加強了民主集中制建設，充分發揮了黨的集體領導作用，這是長征勝利的重要保證。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它的領導方式是區別於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和軍閥等利益集團的。

它不是個人或少數人專斷，而是通過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來實現的，是通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來實施的，是集體領導。

這個集體領導的表現形式就是黨的會議。

長征中的絕大部分重要會議，都是黨的會議性質。

黨實行集體領導的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

湘江戰役後，為克服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擅權妄為，猴場會議就明確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

」遵義會議後，黨逐漸恢復了被破壞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明確要求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集體領導作用。

中央還就這一問題致電中央分局和紅二、紅六軍團，要他們建立軍事集體領導，重要的軍事問題都要經軍委分會討論。

中央紅軍各部隊也逐步在團以上單位恢復黨的集體領導制度，通過集思廣益，民主集中，會議決定，克服了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不正常現象，實現了集體決策的常態化，保證了黨的決策的正確性和時效性。

二

長征中，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召開了很多次重要會議，制定重大戰略決策，實施重大戰略行動，維護黨的重要原則，指導長征走向勝利。

長征中，處處是險境，步步關生死。

「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

在黨內，教條主義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張國燾擁兵自重，挑戰「黨指揮槍」的原則。

國內形勢日益嚴峻，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

怎樣使黨和紅軍化險為夷？怎樣保證黨的正確領導？怎樣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怎樣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諸多重大問題需要面對，需要回答。

危難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會議，做出許多戰略決策和部署。

遵義會議會議室。

湘江戰役後，黨和紅軍面臨生死抉擇，黨通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實現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方向的初步調整，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

遵義會議及其以後召開的扎西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苟壩會議（三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理會議等，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者對中共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逐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

這是黨和紅軍能夠取得長征勝利的重要保證。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及其後來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確立並堅持了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

1935年7月卓克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則是通過了《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綱領》，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適應了新形勢和新任務。

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中央政治局會議，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黨中央還明確規定把這個《決定》控制在中共中央委員的範圍內，從而為張國燾的轉圜留了餘地。

中央紅軍主力先行北上後，落腳點成為中央領導人考慮的關鍵內容。

哈達鋪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榜羅鎮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最終確定紅軍落腳陝北，這就將紅軍長征的戰略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有機地結合起來。

沈堯伊創作的油畫《瓦窯堡會議》。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了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總政策，在新的歷史時期即將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1936年9月召開的保安中央政治局會議，敦促張國燾放棄西進計劃，要求他繼續實施三軍會師計劃。

強調「我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占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最終使紅四方面軍繼續北上，中國革命進入一個嶄新階段。

長征當中，中共中央召開了數十次重要會議，每一次會議都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占有著重要地位。

長征中，雖然各路紅軍所處地域不同，但在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由會議決定重大戰略決策的集體領導制度則是基本一致的。

1935年11月，紅二、紅六軍團在桑植縣劉家坪召開中共湘鄂川黔邊省委和軍委分會聯席會議，確立了戰略轉移的方針；1936年1月石阡軍委分會會議，做出了在貴州西部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決策。

1934年11月，花山寨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會議，決定紅二十五軍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實施戰略轉移；庾家河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會議，決定在鄂豫陝邊創建新的根據地；1935年7月長安灃峪口緊急會議，決定紅二十五軍西征北上。

紅四方面軍黨的集體領導制度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譬如1936年9月16日至18日，岷州三十里舖中共西北局會議，做出了繼續北進的決定，否決了張國燾的西進計劃。

雖然由於張國燾畏敵如虎，出爾反爾，這個計劃一度被推翻，但對他的分裂行為還是有一定牽製作用的。

長征中，中共中央召開的留下重要會議記錄的就有三十多次，尚有許多會議沒有算在內；各路紅軍召開的重要會議也有數十次之多，解決了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所遭遇的重大戰略問題，將長徵引向勝利。

三

長征中，黨和紅軍各級各單位多次召開會議，統一思想，凝聚意志和力量，執行黨的各項決策，實現黨的戰略目標。

在二十多萬長征的隊伍里，有年近花甲的老同志，有稚嫩可愛的紅小鬼，有孔武有力的男青年，有柔弱剛強的女戰士。

他們知道為誰扛槍，為誰打仗。

他們是為理想信念而奮鬥。

但長征錯綜複雜的形勢，艱巨繁重的任務，嚴酷惡劣的環境，都需要黨的決策來指導。

黨和紅軍召開各級會議，使官兵們形成了統一的思想，不屈的意志，無堅不摧的力量，保證了黨的戰略決策和方針計劃的貫徹落實。

試舉幾例：遵義會議後，1935年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在扎西召開的中央軍委縱隊黨的幹部會上，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報告；2月16日，中央軍委縱隊各分隊在白砂駐地，傳達張聞天的報告精神。

毛澤東於2月18日到達馬壩，出席紅一軍團直屬隊排以上幹部會議，報告遵義會議決議精神；2月20日，毛澤東出席紅三軍團幹部會議，並作動員講話。

陳雲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繼參加紅五軍團、紅九軍團幹部會議，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統一黨和紅軍的思想，消除廣大指戰員的疑慮和不滿，從而使全軍人心振奮。

榜羅鎮會議確立了落腳點。

為做好指戰員們的思想工作，陝甘支隊召開了紅軍連以上幹部大會，毛澤東站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指出中華民族危機嚴重，提出陝北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和政治條件。

彭德懷、張聞天、林彪先後在會上講話，陝北蘇區領導人賈拓夫也向大家介紹了陝北根據地的基本情況，使同志們深刻認識到陝北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

會後，各單位召開會議，進行進入陝北前的政治動員和物資準備，並提出整頓軍容風紀，加強群眾工作，擴大新戰士等具體要求。

瓦窯堡會議後，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述瓦窯堡會議精神，強調反對狹隘的關門主義，要求「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推動了中央戰略決策的貫徹執行。

這些僅是黨和紅軍召開的各級會議的一個縮影。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示意圖。

長征中，黨和紅軍面臨的情況層出不窮，任務千變萬化，所以，召開會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把握新政策，落實新部署，是紅軍各軍團，各師、團、營、連，甚至是班和黨小組等各級組織的緊迫任務。

紅軍還在長征的不同時期，開展各種集會，舉行各種大會。

譬如，長征當中，紅軍有多次會師：懋功會師、甘孜會師、會寧會師、將台堡會師等等，每一次會師都會舉行會師大會，振奮精神，鼓舞鬥志，共同憧憬美好的未來。

在會寧會師的慶祝大會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為三大主力會師發來了賀電，指出：「我們要在這個新階段中，樹立全國人民的模範，樹立抗日戰線的模範」。

紅軍的各種集會，都發揮了教育和激勵官兵，動員和組織群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縱橫十餘省，長驅數萬里的長征，黨和紅軍召開了很多次會議，制定了適合實際情況的戰略決策，解決了面臨的各種緊迫情況，糾正了教條主義錯誤，克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保證了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

黨和紅軍的各種會議是長征勝利的重要保證。

作者簡介

翟清華，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紅軍戰史研究，編著有《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全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一卷》《張雲逸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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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曲延濤

作者：翟清華

編輯：火藝卉

編審：毛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