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為何開篇要寫天道循環？因為作者怕寫了遭報應！但是...

《水滸》一書明明寫的是北宋末年的事情，為什麼開篇講了趙匡胤一條杆棒打天下之後，話風一轉就扯到宋仁宗呢？

原來這裡面是暗藏玄機的：

書中聲言宋仁宗是上界赤腳大仙轉世，許多野史也是這樣寫的。

真實的宋仁宗是個這也不會、那也不會、就連生個兒子也不會，只會做皇帝的傢伙（百事不會、只會作天子，而且一作就是四十多年）。

為政最忌折騰，好在仁宗知道自己水平高低，踏踏實實地做了枚橡皮圖章，在位期間從諫如流，倒也是個合格的守成之君。

書中說嘉祐三年（1058），天下瘟疫橫行，因此引出洪信前往龍虎山請張天師出山祈禳，意外放跑妖魔的事情。

立即就有專家考證稱，嘉祐三年沒有瘟疫發生。

對於這種把文學作品當信史看的學者，只能佩服其治學嚴謹了。

翻檢史料，嘉祐三年的新年第一天，開封城瑞雪紛飛，整整一個春天並無瘟疫發生。

北宋京畿、兩浙、江南東、西路等地屬於瘟疫高發區，這是因為上述地區人口密度大、經濟發達，瘟疫的防控宋代統治者十分重視。

在嘉祐二年夏天時候，京師確實有大飢疾疫發生（據《歐陽修書簡》卷八記載）。

多少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名臣范仲淹卒於皇祐四年（1052年），嘉祐三年出現在朝堂上，只能是活見鬼了！《水滸》不是穿越小說，作者這樣寫大有深意：嘉祐三年發生了一件影響北宋歷史進程的大事，名臣王安石洋洋洒洒寫了一封萬餘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目光如炬的王安石發現了表面上歌舞昇平的帝國已經痼疾纏身，必須在疾在肌膚之時施以針砭。

在上書中王安石指出，如今政事已經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為使大宋帝國長治久安，針對這些問題，王安石相應的提出了為帝國培養人才和理財的政治主張。

哪知仁宗皇帝看了，認為文章條理分明、一氣呵成，果然有大家風範，誇過之後就丟在了一旁。

直到事隔十多年，宋神宗繼位，王安石才有機會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

只是史稱「熙寧變法」的宋帝國自我救贖，在南宋初年就成為北宋覆亡的主要原因，王安石也成了千古罪人。

宋神宗的出生也帶有濃郁的迷信色彩，史書載「祥光照室，群鼠吐五氣成雲」。

將一心富國強兵的皇帝埋汰成鼠輩，史官真牛。

拿去世多年的范仲淹說事，只是隱諱的攻擊神宗與王安石的變法。

在仁宗在位期間，范仲淹就主持過「慶曆新政」的變革。

嚴格講來，王安石主持的變法不過是在完成范仲淹未竟的事業而已。

二人的區別是范仲淹改革重點是人事，王安石則主要是財政。

一個是動了既得利益者的權柄，一個是動了人的錢袋子，下場如何不問可知。

從《水滸》作者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創作主旨來分析，顯然，他將北宋覆亡是歸咎於王安石的。

因此，隱諱的寫嘉祐三年全國大瘟疫，所謂天下盛行的瘟疫，不過是譏諷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流毒而已。

《水滸》作者的意思是：梁山好漢播亂山東，其種子在六十年前就已經播下了。

北宋的覆亡，完全是政治腐敗、軍政不修的緣故，如果沒有王安石的變法，它的覆亡可能更早。

北宋後的腐儒、學者囿於封建時代的專制不敢批評、指摘最高統治者，卻爭相將污水潑在改革家的頭上。

如果不思辨，就會為《水滸》作者所誤導。

直到今天，《水滸》作者究竟是哪個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作者學雷鋒做好事不留名，而是事出有因——

元末明初寫白話小說，是見光死的行為。

文人正當的工作是寫詩著文，而寫小說充其量是一種業餘愛好。

寫小說是作孽，寫諱淫諱盜的《水滸》更是要遭報應的：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記載，羅貫中編撰《水滸》，「其子孫三代皆啞」，是因為 「天道還好之報」；清人鐵珊在《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中道：施耐庵作《水滸》，子孫三代皆啞；金聖嘆沒有寫《水滸》，只是點評了一下，與名著沾了個邊，就身陷大辟（指其因「哭廟案」而被殺事），且絕嗣。

寫個小說居然有如此嚴重的後果。

搞到後來，許多明清小說不署名就成了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