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害了大唐，卻保護了漢人

作者：冷兵器吧函人

提到大唐的衰亡，藩鎮割據總是被當成首要原因。

藩鎮作為唐王朝特有的行政體制，給中唐以後的朝廷帶來了無窮的麻煩和災難。

令如日中天的大唐王朝走向衰微的起點，正是臭名昭著的安史之亂。

之後的四鎮之亂，也曾將唐朝皇帝（唐僖宗）再次趕出長安。

各鎮節度使手握軍、財、政三項大權，在追求大一統的中國式政治審美看來，簡直醜陋到慘不忍睹。

這種審美當然也影響了當代國人對唐王朝的評價——藩鎮實乃大唐王朝的惡疾。

但有趣的是，從中唐到晚唐，唐王朝在藩鎮割據之下又苟延殘喘了一百多年。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唐王朝在藩鎮割據的負面作用下又堅持了這麼長時間呢？

【安史之亂】

藩鎮林立是怎樣形成的

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在爆發了安史之亂這種禍害了大半個天下的叛亂後，唐朝反而又在繼續增設藩鎮。

如唐玄宗在逃亡中，下令設置山南東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黔中、淮南等節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掛印。

太子李亨即位後，在長安東部又設置了同、華節度使，長安西部設置了京畿、鳳翔、邠寧等藩鎮。

在戰況膠著時期，又在河南設置了宣武、鄭陳、豫許、東畿等藩鎮，安祿山南侵江淮時期，又在山南東道等設置藩鎮。

永王李璘企圖割據自立，又在淮南，淮西設置藩鎮。

整個戰亂時期，唐朝前後設置了40多個藩鎮。

如果藩鎮真如大眾認同的是一種惡疾，唐王朝此舉豈不是自掘墳墓？

藩鎮的設立，在唐睿宗時期已經開始。

景雲元年，命薛衲為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隋唐五代史綱》）。

到了天寶年間，北方邊鎮已有十大節度使。

除了南方的劍南及嶺南五府經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盧、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安西、北庭都兵強馬壯。

到安史之亂前，已經形成了安祿山統領的幽州、平盧、河東，哥舒翰統領的河西、隴右這東西兩大軍事集團。

安史之亂，正是一起由幽州以及部分平盧、河東軍隊發起的大規模軍事叛亂。

面對來自東北軍團的叛亂，唐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的哥舒翰集團來抵禦，於是西部集團奉詔守潼關。

但安祿山能征善戰，哥舒翰的軍隊在靈寶之役中遭遇慘敗，哥舒翰本人也兵敗被俘，西部勢力幾乎遭到毀滅。

這樣一來，玄宗之後與叛軍對抗的肅、代兩位君主除了仰仗回紇的軍隊外，只能依靠這些邊境節鎮和新增設節度加強對各地的管理,以適應軍事鬥爭的需要。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這種行徑豈不是飲鴆止渴？唐朝用一味毒藥壓制另一味毒藥，大設藩鎮削弱自身統治力、助長地方割據，早晚不得把自己給毒死的？

但事實恰好相反。

如果我們將戰後的各大藩鎮與之前的大軍區藩鎮相對比，會明顯看出一種勢態：經過八年的安史之亂，這些邊境大軍團的實力，無論是來自叛軍方面的東北節鎮，還是阻擊叛軍的西北節鎮，都已經大為削弱。

而且，由於廣設藩鎮，東西兩大軍事集團被打散。

即使反叛，也無法重現安史的規模。

此外，唐朝中央也著力打造一支直屬軍隊，即神策軍。

神策軍專門用以鎮壓桀驁的藩鎮，使得唐朝的中心由原來的邊鎮重新回歸到了中央。

【神策軍是唐朝中央可以直接調動的武裝力量】

藩鎮依舊維繫著唐朝的統治

藩鎮的出現，與盛唐時期國土的急劇擴張有關。

經過南征北討，唐王朝一方面讓自己的領土達到了漢族王朝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規模。

而另一方面，沉重的統治成本也令中央財政難以為繼。

在此種情況下，下放軍權、行政、財政大權，能夠更高效的決策管理領土內的各項事宜。

在常人的觀念中，一個人同時掌握軍權、行政、財稅，豈不就是自立為王了？然而事實上，唐先後設立的藩鎮有八十九個，參與割據、叛亂的只有十一個且多被討平。

長期割據的只有河朔三鎮（即安史之亂餘部），大多數藩鎮並未參與割據，而且基本都聽從唐朝中央的指揮，執行中央政令。

他們或為唐朝戍邊，或者為唐王朝提供錢糧，仍有序地維持著整個唐王朝國家機器的運行。

這段相對和諧的歷史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

藩鎮對於唐朝的軍事職能：

藩鎮作為軍事職能，最突出的功績莫過於平定了安史之亂。

郭子儀、李光弼被譽為「再造王室，勛高一代」。

魯靈守南陽，保全了南方。

高適、來琪消滅李磷，保衛了東南。

叛亂的雖然是藩鎮，但平叛的主力卻也是藩鎮。

【再造唐朝的郭子儀】

戰後，唐朝中央在河朔三鎮部署了河東、河寧、宜武、忠武、武寧, 河陽、義城、天平、昭義、橫海、淄青、義武等鎮，「盡宿厚兵,以塞虜沖（《樊川文集》）」，防遏河朔這股割據叛亂禍水向全國漫延。

對外族戰爭中，唐朝也依靠藩鎮取得了多次大勝。

張仲武、李載義、劉濟還數次擊敗契丹、奚。

唐朝滅亡前，劉仁恭還曾令契丹獻馬乞盟。

郭子儀、崔寧、李晟、韋皋、史敬奉等也率領藩鎮多次重創吐蕃軍；九世紀中期，吐蕃內訌，唐朝重占秦、原、安樂、維、扶、河、渭等州，張議潮占北庭（西域東部）、河西、隴右，歸附於唐朝。

從唐德宗開始，回鶻再次開始稱臣於唐朝。

九世紀中期，黠戛斯擊破回鶻，黠戛斯入貢於唐朝；部分回鶻西遷，大量回鶻南遷。

南遷的回鶻與唐朝發生衝突，唐朝張仲武、劉沔、石雄等數次擊破回鶻，俘獲大批回鶻王室貴族。

唐朝與南詔戰爭的最後階段，唐朝宋威、高駢等數次大破南詔軍，南詔到了「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屢覆眾，國耗虛」的地步，唐將高駢的數次大勝，令「南詔氣奪」，不敢再戰，驃信（南詔首領）送子入朝為質。

藩鎮對唐朝也履行上繳賦稅的義務：江南一帶的藩鎮，雖然沒有邊疆藩鎮的驍勇，但其富庶繁華卻無他地可比，「軍國費用，取資江淮（《韓昌黎文集》卷四）」。

江南藩鎮雄厚的財力，負擔了中央的內務、軍費等開支。

例如，貞元初年，關中大飢。

幸賴江東韓滉「遭挽資儲,千里相繼」（《冊府元龜》）,府無虛日地將糧食進至長安,解救了德宗的燃眉之急。

當唐德宗聽說資米已經入陝西，激動得大呼「吾父子得生矣（《資治通鑑》卷二三二）」。

元和年間，唐憲宗決意掃平割據已久的河朔三鎮。

因軍隊調用過多，費用不足，淮南李鄘先後貢獻了年絹六萬疋，金五百兩，銀三千兩，後又把「一年所蓄之外,咸貢於朝廷」。

其他各藩鎮也積極捐款，僅元和十二年,唐廷就從東南諸鎮得錢一百八十萬貫。

宣歙王遂更進助軍錢三萬四千貫,羨餘糧一百萬石。

當時官軍征討李師道，年需軍糧三百萬石，王遂一次進奉就解決了三分之一的開銷。

荊南王潛亦進錢七十萬貫。

因為各節度使的捐獻，「自是王師無匱乏之憂（《新唐書》卷一五八）」。

【河朔三鎮是安史之亂留下的產物，安史之亂後名義上歸順朝廷，實際上並不服從中央】

藩鎮推動了社會進步

藩鎮的割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央集權的衰落，高層的手並不能直接管理百姓，但對於民間百姓來說，也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我們從中唐時期的社會面貌中也可以看到，社會並未陷於殘破衰敗，反而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王素在《略論安史之亂》中指出:魏晉至唐初,是中國封建社會農奴制時代,封建政府為了防止豪強兼并,貧富分化以及人口流散,運用強制手段,把廣大農業勞動者緊緊地束縛在國家土地上,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使他們淪為國家的農奴。

初唐時期的均田制（土地國有，個人耕種一定年限後國家收回土地）就是如此。

人民沒有永業田（屬於自己的土地），幾乎變成了國家的農奴。

藩鎮化後，這類需要由中央集權強制推行的政令失效。

為了維持正常的財政收入,780年,唐政府推行了「兩稅法」。

兩稅法的精髓在於「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資產為差」。

變相承認了人口遷徙的自由和土地買賣的自由，使得百姓不再束縛於土地中，可以自由來去。

藩鎮化時期，唐朝的商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中央集權時期，各王朝往往會貫徹實行「重農抑商」的決策。

當統一的中央集權存在時,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總能堅決地執行抑商。

而中央衰弱的唐朝中後期，卻給商業的發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

如當時廣陵的銅鏡、家具，丹陽的錦、綾、細糹寧，會稽的越羅、絳紗，豫章的名瓷、酒器名揚天下。

這些手工業品集中到揚州，經大運河運往各地，揚州也由此成為全國最大的商業都會。

我們如今對唐朝藩鎮的偏見，比如認為它是「盛唐」的掘墓人，實為大一統情懷作祟，忽視了藩鎮的正面作用。

中晚唐雖然因藩鎮割據而內亂不止，但對外戰爭卻遠未像宋明兩代那樣經常出現軍隊不戰而潰的情況。

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藩鎮制度對軍隊的管理相對高效，不像中央集權那樣因為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而導致軍政貪腐以至於兵無鬥志，上了戰場後一觸即潰。

從這個角度來說，藩鎮在相當時間裡阻擋了正在興起的北方勢力，保護了中原千萬百姓。

【唐朝皇宮——大明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