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世之英，非常之雄—司馬懿

歷史上的魏、蜀、吳三國時期，是一個生存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智者恃謀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夠脫穎而出、名垂青史的，非魏國的司馬懿莫屬。

司馬懿是三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

如果沒有他，三國紛爭的歷史大概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也許還會再演繹數十年；如果沒有他，大晉王朝順應民心的統一大業，也不可能那麼水到渠成、來得輕輕巧巧。

是他，上承魏之強盛，下啟晉之統一，成就了秦皇漢帝那樣的豐功偉業，將天下萬民從亂世爭戰之中解救出來。

所以，他堪稱「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處。

《晉書》上稱司馬懿「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

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

在筆者看來，最能凸現司馬懿善於規劃自己人生的，便在「聰明多大略」五個字上。

古人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

在封建社會，一個人事業上的建樹，主要在政治、軍事方面；而在政治、軍事方面有所建樹，則全憑個人與上級的關係如何。

所以，根據司馬懿輔佐的四個君主，可以大致將他的人生規劃分為四個階段：魏武帝時期、魏文帝時期、魏明帝時期、魏少帝曹芳時期。

一、魏武帝時期

首先，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個性特色與為政風格。

史書上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同時又「持法峻刻，諸將有計謀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

」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導向上存在著嚴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雙重性。

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實力，但又不允許部下的才能與實力超出他和他的後人的可駕馭範圍。

《三國志》上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例：荊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異才，聰明敏達，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當。

曹操愛子曹沖，亦有過人之智，可與周不疑相比。

後曹沖病死，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

曹丕以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

」遂遣刺客殺之。

這一事例，完全證明了曹操用人路線的「雙重取向」。

司馬懿對曹操這種用人導向是認識得很深刻的。

當年他出山任職時因不滿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的叛臣行徑，「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羅到帳下時，他假扮患「風痹」之症作為推辭的理由，並且還以「堅臥不動」的高超演技騙過了曹操派來刺探虛實的人。

但騙得了一時，騙不過一世。

曹操當了丞相之後，再次敦請司馬懿出仕，而且明確地發出了「若復盤桓，便收之」的威脅。

這時候的司馬懿，自知不足以與權勢顯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懼而就職」。

君己無禮於先，臣又怎能忠事於後？！顯而易見，在這種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司馬懿雖已加入到曹操陣營之中，卻很難馬上發揮其過人的抱負與謀略。

即便進了丞相府，司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

《晉書》上記載：「魏武察帝（指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

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

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可見，曹操對他的猜忌之深，達到了「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地步。

司馬懿這時的人生規劃第一個重點便是「韜光養晦，瞻前顧後，明哲保身」。

他決定用自己的務實和苦幹換取曹操的信任，「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是啊，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這樣公而忘私、廢寢忘食、盡心盡力的臣子為自己效忠，又怎會產生叵測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後終於接受了司馬懿的效忠，並對他進行了提升，所以他能從當初剛入丞相府的「文學掾」（文牘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秘書長）。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時，司馬懿絲毫也沒有放鬆對自己的歷練。

這是他這段時期人生規劃的第二個重點。

他在當時的丞相府中找到了兩個榜樣——荀彧和曹操。

應該說，在丞相府的歷練過程中，他時時處處都在學習這兩個榜樣的長處。

但司馬懿注意到了這一點：荀彧作為高明的謀略家，他的長處僅僅局限於運籌帷幄之中，發展的空間太狹窄，始終只能隱在幕後，而無法馳騁疆場，登上歷史的大舞台。

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個「能謀能戰」的大梟雄，他的發展空間就比荀彧更廣闊。

從注意到這一點開始，素懷「治國平天下」大志的司馬懿學會了有計劃、有步驟的自我鍛鍊，使自己逐步完善成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長於一體的「文武雙全、出將入相」的真正強者。

最後，我們來談司馬懿在魏武帝時期人生規劃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筆了——扶助曹丕成為太子。

《晉書》上講他：「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

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

」儒家學說里講：「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達而先達人」，司馬懿為了擺脫處於中層官僚的命運，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將在奪嫡之爭中處於劣勢的曹丕推上太子寶座，他就可以成為輔佐元勛而進入魏國最高統治階層。

於是，他想了種種策略，挫敗了曹丕的政敵——曹植一黨的攻擊，終於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

而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響了司馬懿的一生。

從此，他逐漸邁近了魏國的最高統治階層。

這一時期，從司馬懿初入丞相府時的二十九歲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時他滿四十歲為止，他為了「一躍而起、一飛沖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一年的時間。

在這十一年裡，可以看出司馬懿的人生規劃完全遵循儒家立身處世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司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環節——「修身」。

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實、做得好，「治國平天下」的大志才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修身」這一課題，在司馬懿看來，又可具體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八個字，也就是「識時務」：根據時勢的需要，密切聯繫實際情況，以治國平天下之大志為導向，紮實鍛鍊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隨時準備接受命運的考驗與挑戰。

他最高明的一點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脫穎而出，他一向對此算計得十分精確。

所以，司馬懿能在魏武帝時期悄然無聲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雲，也真正印證了《荀子》里那段名言：「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二、魏文帝時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時期，司馬懿才真正迎來了他順風順水的人生階段。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司馬懿當時四十歲，漢丞相、魏王曹操於洛陽病逝。

當時魏王府外有前來奪權的曹彰問罪之師，內有諸路兵馬暴亂之跡，而漢室遺臣們也有蠢蠢欲動之相。

史書上講：「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

司馬懿在這個時候毅然挺身而出，「綱紀喪事，內外肅然」，用自己的卓異才識鎮了岌岌可危的時局，穩定了人心，並說服漢獻帝正式冊立曹丕為丞相、魏王。

他這初顯身手之舉，更是進一步贏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

當曹丕一立為魏王，立即封他為封津亭侯，並轉任丞相長史，成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這時，司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時處處受到壓制的威脅，可以直抒胸臆大顯身手。

他先是策劃了以魏代漢受禪的「大略」，後又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許昌，內鎮百姓，外供軍資」，並被魏文帝稱為「蕭何」之材。

魏文帝病重時，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陳群為顧命輔政大臣，並詔太子曹睿 ：「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顯而易見，司馬懿已躋身於曹魏政權最高決策者的行列。

現在我們可以來分析司馬懿這段時期的人生規劃：首先，曹丕能當太子、能當魏帝，出力最多、功勞最大的，應屬司馬懿（史書上雖沒有清楚地描繪司馬懿的種種謀略，這更顯出了他的「陰」和「深」）。

而曹丕本人對司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馬懿用不著再畏懼君主的猜忌了。

加之，曹丕給了他寬鬆的發展環境和廣闊的歷史舞台，這對他「成大器、勝大任」來說，是一種極佳的鋪墊。

但曹丕一向喜歡耀武揚威、好大喜功，自己並無軍事才能，又愛征戰殺伐。

於是，在武事方面，司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實學，任由這個虛榮心極強的君主去大出風頭。

但他卻是埋下頭來，扎紮實實擔負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樹。

這時候的司馬懿還不想鋒芒畢露，顯得有些低調，這是有原因的：雖說曹丕對他極為信任，但在軍事大政方面，他還是偏向於倚重自己的曹氏宗親。

而司馬懿也沒有必要急於顯出掌握兵權的意圖——「先安內，後取外」，畢竟丞相之職，對司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錯的平台。

司馬懿立身行事的特長，我們這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目光遠大，計謀深沉，遇事主動，辦事縝密，滴水不漏，毫無瑕疵。

所以，他能在曹丕時期穩打穩紮地真正崛起，而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曹丕死時，他年齡為四十七歲。

在曹丕為帝的這七年里，司馬懿迎來了嶄露頭角的輝煌時期。

但這七年里，他的舞台還不夠廣闊，他只是默默地在後方夯實著魏室的基業。

但司馬懿已不甘於隱在幕後了，他準備著走上歷史前台大展身手。

而這一機遇很快就要到來。

三、魏明帝時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兒子曹睿登基為明帝。

他給了司馬懿表現軍事才能的機會。

當時，東吳孫權率領數萬雄師圍睏了魏國的江夏城，並派大將諸葛瑾、張霸攻打襄陽城。

司馬懿立刻率軍出擊，大敗吳寇，諸葛瑾逃走，張霸被斬。

司馬懿這一赫赫戰功，立刻得到了回報，他被任命為驃騎大將軍。

至此，司馬懿可以開府治事——有了自己的辦事機構和統歸自己指揮的軍隊，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作為曹丕「東宮四友」之一的老臣吳質也在曹睿面前稱讚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

司馬懿的威望，日漸隆盛。

隨著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馬懿開始在魏國軍政界獨領風騷。

魏明帝對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於他文韜武略的進一步發揮。

在魏明帝時期，他從一個謀臣順利轉型為一個充滿了戲劇色彩的武將。

他深藏不露的軍事才能得到了進一步淋漓盡致的發揮。

他在明帝當政的十三年里，南平叛臣孟達，西拒諸葛亮，北摧公孫淵，招招見血封喉、凌厲之極，連吳國國主孫 權也不得不為之懼服：「司馬懿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

司馬懿這時人生規劃的重點是：用顯赫的軍事業績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利用「養寇以自重」的策略來慢慢蠶食魏室的軍政基業。

應該說，這時候的司馬懿目光並沒有局限於維護魏室的一國之安，他早已開始著手實施「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與大略。

他少年時代便「慨然有憂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時才終於獲得了「為天下解憂，為萬民解困」的機遇和條件。

這個歷程，讓他苦心經營了整整三十七年！

首先來看司馬懿軍事上精彩的第一筆——旬月之間擒滅叛臣孟達。

他是精於使用急行軍和潛行軍的大師，當他陡然從天而降兵臨上庸城下時，孟達還在做他的春秋大夢呢！於是，可憐的孟達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掃平了，乾淨利落，毫不拖泥帶水。

這可以看出司馬懿的用兵特色：靜則隱於九地之下，令人無從發覺；動則發於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

而從他與明帝論兵時自言：「凡攻敵，必先扼其喉而搗其心」，更見他善於集中優勢兵力直攻敵之要害。

所以，他往往是不發則已，一發必中，殄敵於鬼神莫測之際。

但為什麼到了與諸葛亮對陣時，他又怎麼不採用這種敏捷、果決、剛猛的戰術呢？這正是筆者要講的——他人生規劃的重點並不是一味炫耀軍事才能，他要著手實施他「掃平三國，一統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們來仔細分析諸葛亮和司馬懿的祁山之戰。

這是一場持久戰，司馬懿從四十九歲打到五十五歲，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盛譽，也打出了司馬懿「掃平三國、統一天下」的雄厚資本。

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影響，人們總以為司馬懿軍事才能不如諸葛亮，處處被諸葛亮牽著鼻子走。

然而根據史書記載來看，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要弄清他倆在祁山之戰的真正目的。

諸葛亮的戰略目的很簡單：攻下中原，消滅曹魏，光復漢室。

司馬懿的戰略目的就複雜多了：一、挫敗蜀軍進攻；二、積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養兵千日，伺機統一天下。

這多重性質的戰略目的，讓司馬懿在表面上顯得似乎有些被動。

但根據自己的戰略目的，他第一步做到了維持現狀的平衡戰略：一方面防止諸葛亮獲得大的優勢，對魏國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脅；另一方面又不能擊潰諸葛亮，還要保持諸葛亮的攻擊力。

「空城計」如果是真的史實，就驗證了司馬懿的這個平衡戰略——所以，他寧可被部下稱為「畏蜀如虎」，也不願衝進西城小縣抓住諸葛亮。

真要是抓住了諸葛亮，司馬懿就只能重複歷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戲劇性命運了。

第二步，司馬懿實施了「偷天換日」的篡位戰略。

在祁山之戰期間，他慢慢樹立了自己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並肅清了軍中的異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於自己的將領，夯實了自己的軍權基礎。

我們可以通過後來的歷史來驗證，當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叛魏之時，魏國大臣很少有站出來反抗的，甚至史書上都是寥寥幾筆帶過。

曹氏政權如同紙屋一般一下就崩潰了，這個量的積累可不是司馬師、司馬昭當時所能造就的，應該是司馬懿從掌握軍政實權開始就著手為兒子們做好的鋪墊。

第三步，司馬懿已在祁山之戰中開始積蓄「掃平吳蜀、統一天下」的資本了。

他指揮大軍與諸葛亮對峙，大戰必避，小戰必迎，以實戰練軍士，以實戰養軍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為將來消滅吳蜀、統一天下作好了軍事上的準備。

而魏國後期抗吳滅蜀的大將郭淮、王昶、鄧艾等人才，就是司馬懿那時在祁山之戰中一手培養和提拔起來的。

第四步，司馬懿已著手歷練自己事業的繼承者——他的兒子司馬師與司馬昭。

他將兩個兒子帶到祁山之戰中，接受血與火、生與死的鍛鍊，為他倆將來順利繼承自己「一統天下」的事業做好了充足的素質準備。

這四步高招，是司馬懿在祁山對峙中真正的事業，也是他這段時期人生規劃中的神來之筆。

雖然，他在和諸葛亮的對抗中，似乎沒有取得表面上的勝利，但他的所有戰略目的都達到了。

這便是他的最大勝利——更何況他還拖死了積勞成疾的諸葛亮。

諸葛亮死後沒多久，司馬懿剛一返回朝廷，又被曹睿派往遼東攻打公孫淵。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遠征戰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馬懿只率四萬人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便徹底掃平了公孫淵，鞏固了魏國的後方。

而這時曹睿已身患篤疾，一場朝廷權力交接戰又拉開了帷幕。

司馬懿煞費苦心安插在明帝身側的「內應」——魏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拚死力爭，將遠在萬里之外得勝歸來的司馬懿再一次推上了顧命輔政之位。

至此，身為「三朝元老」的司馬懿重返魏國政壇，新的征程在他腳下延伸開來。

雖然這時司馬懿已年滿六旬，但他雄心不減當年，積極準備著繼往開來、再創輝煌。

吳國、蜀國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馬懿的巨大威脅，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們國中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與司馬懿對敵了。

四、魏少帝曹芳時期

魏少帝曹芳時，司馬懿已站到了權力的頂峰。

這個時候能夠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應該沒有了。

他挾「四朝元老」之威望，負「伊尹、周公」之才德，誰也不敢和他的遠見卓識相抗。

他在魏國軍政大事上的每一次決策和行動，都是完美無缺的。

但另一個顧命輔政大臣曹爽卻害怕司馬家族終有一天會壟斷朝政。

於是他用了「欲抑先揚」之術，敬事司馬懿如父，推舉他為「太傅」，外示尊崇，而實則奪了他的軍政大權。

司馬懿處空名而無實權，一晃就是十年。

在這十年里，他處處示弱，隱忍不發，靜觀其變。

果然，曹爽志得意滿之後走向了狂悖與淫慢。

他作威作福，穢政橫行，以致大臣離心、物議沸騰，魏國國勢也漸趨衰弱。

這是司馬懿無法忍受的。

他可以忍受曹爽奪權，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為，但他絕不能忍受曹爽毀掉他辛辛苦苦為魏國夯實的「一統天下」的大業根基。

他為自己「達則兼濟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奮鬥了近四十年，怎麼可能讓無知小兒曹爽來阻斷！

於是，「高平陵事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曹爽一派被司馬懿用雷霆手段一舉摧滅。

司馬懿在最後處置曹爽時，用了「斬草除根」之法，將曹氏宗親翦滅殆盡。

這一舉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蔣濟的反對。

但他必須這麼做。

只有不留後患，才能保證朝局的穩定啊！況且，司馬懿已走上了一條與曹魏政權決裂的不歸之路。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司馬懿已七十二歲了。

他在除掉最後一個政敵王凌後，病死於洛陽，真可謂「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司馬懿臨終前，把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叫到榻前說：「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

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

對於司馬懿所言的「慎之」，也許有兩層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讓二子善理國政，不可以心生異志；其二是讓二子善保國政，不可輕易託付他人。

但是無論司馬懿本人有沒有異志，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過他的不懈經營和艱苦努力，已經為後人的事業創造了最佳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條件。

司馬懿死後，司馬師和司馬昭分別被封為大將軍和驃騎上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

從此對於曹魏而言，皇帝之勢微而國家之勢強，軍政大權，盡歸司馬氏專斷。

「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

」繼司馬懿之後，呈現在司馬昭、司馬炎面前的天下大勢，可謂「居高視下，勢如劈竹」。

他們所要做的，只是順流而下，去完成歷史所賦予的某種必然。

公元262年，魏將鄧艾偷渡陰平、奇襲成都得手。

次年，蜀後主劉禪降魏，至此，蜀漢政權歷二帝，前後42年，終於宣告結束。

公元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逼魏主曹奐禪位，司馬炎登基，改國號為晉；公元280年，司馬炎進討吳國，吳主孫皓降晉，吳國滅亡。

從而結束了魏蜀吳三國之間長達七十二年的混戰局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分歸晉」。

總 結

司馬懿是一個集政治家、軍事家、權謀家於一身的儒家奇才。

當然，這是他成功之後，人們給他定的性質。

人們會說，儒家以「忠孝」為本。

司馬懿本就不是魏之純臣，也不盡忠於曹氏，怎麼還能說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實，儒學的根基是一個「仁」字。

司馬懿除魏之苛政、撫民於安樂，這不是「仁」嗎？司馬懿消亂世之紛爭，統一天下，拯萬民於戰火之中，這不是「仁」嗎？——「仁」比「忠」更大呀！這才是真正的儒者應持的觀點。

因為仁者無敵，所以司馬懿無敵。

司馬懿從一個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個內政軍事名滿天下的奇才，再到一個治國平天下的英雄。

這完全應歸功於他的人生規劃做得完美無缺。

在他人生的每一個重要機遇期里，他總能把握住最佳時機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碩果纍纍，這是難能可貴的。

更可貴的，是他能忍：

面對曹操的歧視和壓制，他能忍；

面對同僚的排擠和陷害，他能忍；

面對諸葛亮的「巾幗之辱，」他能忍；

面對小輩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

他人生規劃中最璀燦的亮點，就是他的「忍」——堅百忍以圖功業之終成。

一個「忍」字貫穿了司馬懿的整個人生規劃；一個「忍」字，造就了千古一相司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