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文化可以說相當牛逼了！

三國文化

學術思想

漢晉之際的學術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動，主要受傳統思想的變化與政治鬥爭有關，前者成份居大。

由尚交遊、重品藻，反動而變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

因尚名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直，歸於老莊。

由於東漢晚期政治敗壞，局勢混亂。

曹操與諸葛亮採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來恢復社會秩序。

曹操提倡信賞必罰，主張法治。

提出「用人唯才」的觀念打破以門第或名教的標準。

諸葛亮也提倡法治觀念，入蜀後修明法制，執法公平。

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的主張以任才適用。

他也重視軍法，如街亭之戰馬謖違反軍令而被斬，他也自貶三等。

漢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為此後魏晉玄學思潮提供了基礎，使名士基於政治黑暗將焦點由名法的具體問題轉向玄學的抽象思辨 。

經學方面，漢末鄭玄之經學已甚受推崇。

然而在魏晉之世，王肅繼承父學而注經，其對經學的見解與鄭玄不同，遂有鄭、王兩派互相駁難。

曹魏末年，司馬氏篡魏為晉。

當時政治黑暗，知識份子之思想趨向反動、消沉而無出路。

傾向曹氏者多是失勢士子，採取清談方式批評政治，主張自然。

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使儒家作風漸起分化。

因晉武帝為王肅外孫，遂被立為官學，一時黜鄭申王，使王學成為宗主。

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

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

玄學家好談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流行於魏晉時期。

在240－248年的醞釀期，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

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後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見的表象「末」，進而提倡「以本統末」的理論。

又視「本」為「道」，類比為沒有形體的「無」（原理、趨勢），視「末」為實際現象的「有」，並認為「萬物皆產生於無」。

之後到司馬炎篡魏建晉為止。

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把焦點由思想理論轉移到人生問題上。

當時政治黑暗，司馬氏壓抑士大夫，並以崇尚名教自飾。

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張儒教的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

他們帶頭實現這個理論，形成一股解放個性的風氣。

到了西晉之後，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

裴頠對「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

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

文學著作

三國文學中以曹魏文學最盛，分為前期的建安文學及後期正始文學，其中建安文學反對靡弱詩風，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

這是因為自曹操等人熱愛文學，各地文士紛紛吸附 。

建安文學代表人物為「三曹」及「建安七子」。

其他的文學家還有邯鄲淳、蔡琰、繁欽、路粹、丁儀、楊修、荀緯等。

曹操具有沉雄豪邁的氣概，古樸蒼涼的風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讓縣自明本志令》等文。

曹丕及曹植才華洋溢，曹丕著有文學評論《典論》，導致文學開始自覺發展。

曹植具浪漫氣質，著有《洛神賦》等文。

建安七子與蔡琰、楊修等人關心現實，面向人生。

他們的作品反映了漢末以來的社會變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學時期，由於當時政治形勢受司馬氏操控，文人備受壓抑，難以直接面對現實。

當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賢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

正始作家大都通老莊，好玄學，對於社會現實，不如建安作家那樣執著，持比較沖淡的態度。

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尚繼承「建安風骨」，敢於面對司馬氏政權，其文學都有鮮明的特色。

《文心雕龍》提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

何晏之徒，率多浮淺。

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說明了阮籍和嵇康皆為正始文學的代表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