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的魔咒：大宋王朝的經濟學家王安石和他的政敵們的恩怨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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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東京汴梁，行人如織，摩肩接踵，勾欄瓦肆之間客商雲集，歌女們吟唱著蘇東坡、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團錦簇的文明昌盛，讓歷史學家陳寅恪不禁感嘆：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
然而就在這個時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與49歲的王安石，卻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錦的大宋帝國，為什麼要進行改革，它的背後難道隱藏著什麼秘密嗎？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為什麼不顧重臣的阻攔，支持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王安石和他的親密好友司馬光最後為什麼會形同水火發生決裂？縱觀歷史，人們對王安石本人及其變法的評價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呢？
公元960年，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在這裡黃袍加身做了皇帝，趙匡胤曾是前朝的禁軍總指揮，軍權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後，他也不禁開始擔心手下將帥們哪天也會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江山，趙匡胤日思夜想，最後定下了抑制武將，振興文教的國策，他要後世帝王優待士大夫，從此宋朝走向了廣開科舉的道路。
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設計卻給宋朝的官僚機構帶來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員數量增加了十倍之多，從而導致了政府分權制度錯綜複雜，冗官冗立充斥於政壇之上，宋代歷史學家葉適曾說，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統治者採取養兵政策，每當一個地方矛盾激化時，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會上的流亡人士收攬為士兵，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就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到北宋中期這種情況逐漸惡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說過，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
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後他發現了這樣一個現實，窮吾國者，兵也。
不僅如此，加上龐大的政府官祿開支宋朝的財政已經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費，這正是文化巔峰背後那個脆弱帝國的真正面目。
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雖然士兵眾多但北宋卻頻頻遭受外敵騷擾，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之外，甚至連南方的交趾都敢頻頻犯境。
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現在隱藏著許多深刻的危機，而當時與士大夫一起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原則，宋神宗便開始不停地尋覓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國，強兵裕民的治世良臣。
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鎖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學士司馬光身上，司馬光公元1019年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是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司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稱，道德學問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開始對他寄予重望，司馬光卻大談修心之要，教導宋神宗要寬仁、明智、英武，他說的道理雖然沒錯，卻失之空洞抽象，自然會讓務實的宋神宗覺得，都是些老生常談，難得要領。
隨後宋神宗又找來了主持慶曆新政的大臣富弼，請教邊防事宜，得到的卻是一盆當頭冷水。
陛下登基不久應當廣施恩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此時的富弼已經垂垂老矣，變得十分老於世故，跟慶曆年間那位勇於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兩人。
面對朝臣們千篇一律的保守陳舊，宋神宗失望之極，如何解決北宋王朝積攢了百餘年的難題，他必須找到一個大刀闊斧的辦法，這時候宋神宗突然想起自己當藩王時候的機要秘書韓維。
由於韓維經常在宋神宗身邊提到王安石及其變法主張，使年輕的宋神宗對王安石充滿了敬意，最終他將注意力鎖定在當時已經極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正是他尋覓已久的天賜能臣。
面對自己偉大的抱負，得不到賞識，王安石選擇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統治者能夠認同他的變法理論，從而使整個大宋帝國，走上變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辭赴任，也使他的聲望一次次提升，最後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們，無不渴望見識一下王安石的真實面目。
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國的才能宋神宗開始為王安石鋪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為江寧府知府。
公元1067年九月宋神宗再次下詔，任命王安石為翰林學士。
浮雲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
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此時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機會終於要來了，從他這首《出金陵》的字裡行間就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次奉召入京的心情是歡愉和輕快的。
此時的他剛滿46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知道他將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圖。
神宗見到王安石單刀直入的問，治理國家首先要抓什麼，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選擇方法，神宗又追問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應當效法堯舜，何必說唐太宗呢。
堯舜的方法，非常簡單，非常關鍵，非常容易，只是後來的學者不能理解，就以為高不可測了。
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見王安石兩人的對話，從這些記錄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看出神宗對於變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
的自信。
對於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認為國家的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而同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馬光，卻持有反對意見。
你所說的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頭上的捐稅而已，王安石卻說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而使國庫充盈。
王安石所說的治國方法是：以憑藉全天下的力量，來謀取天下的財富，用取得的天下財務，來供給天下的所用作為原則，從理財入手來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無論王安石的方法是調整地主、國家與農民的關係，還是發展生產乃至於抑制大官僚地主，強化統治力量，這種以富國為目的的理財主張和變法宗旨，正與宋神宗希望改變大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的目的不謀而合。
一個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個是胸有成竹的老練能臣，王安石的話引起了宋神宗的強烈共鳴，最後宋神宗認為用王安石來輔佐自己是在合適不過的。
王安石首先將改革的重點，放在了解決財政問題上，而在理財方面王安石認為最好的方法是促進農業生產，農業生產的收貨增多了稅源自然就會充裕。
鄞縣，是王安石最早從政時的一塊試驗田，他很早就發現在一年當中農民最難熬的就是春天，那個時候農民家中的秋糧已經差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糧尚未收割，正所謂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於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錢借糧給普通的農民，王安石上任後將官府糧倉的糧食借給農民，到了秋收以後再由農民把糧食還給官府，並支付少量利息，這樣一來就能夠解決農民缺糧的問題。
同時還能使官倉里的糧食得到更新，這次小範圍的實驗，給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
這種方法正是王安石變法的首先從國計民生角度出發推出的新法青苗法。
青苗法靈活地將國家代替富戶，把糧倉儲糧折算為本錢，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貸給農民以緩和民間高利貸現象，這項新法是王安石變法歷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法令，然而王安石這個最得意手筆卻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對王安石的這個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馬光
可以看出司馬光反對聚斂，稱國家不能與民爭利 ，這與王安石以富國為目的的主張恰恰相反。
青苗法頒布後，司馬光就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提醒這位昔日的好友，所謂青苗法根本就是變相斂財的苛政，宰輔之臣千萬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財利上，但是面對這種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買帳，反而當眾大罵司馬光的書信是以文邀名。
青苗法從變法動機來看是好的，況且這項新法在王安石擔任地方官的時候大獲成功，贏得百姓們的稱讚，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法鋪展到全國卻產生了不一樣的後果。
推行青苗法後，各地官員為了邀功請賞，不僅擅自提高利息錢，還將這種自願貸款變成了強制分配。
這樣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貸，國家成為最大的債主，最後不但使下等農戶還不起貸款，也讓上等農戶無端承受息錢負擔，由於富戶還要為窮戶貸款提供擔保，一旦窮戶還不起，他們的負擔就更重了。
甚至變賣家產去還貸，窮戶更窮，富戶也變窮，社會反而更加不穩定。
青苗法的本意在於減輕農民負擔，但這個政策實施時卻走向了反面，反而使農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許多貪官污吏使用變法私下做盡壞事，一時間變法大失民心，百姓怨聲載道。
最後司馬光對王安石做出了回應，一日不罷黜新法，一日不在朝為官，冰炭豈能同爐。
但與此同時朝廷的財富卻因為實行新法迅速積累了起來。
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號為元豐，意蘊國庫豐足。
無論是青苗法，還是之後推行的農田水利法等等，這些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針對當時朝廷上積貧的問題而主張的變法，而為了增加政府稅收與緩和社會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壓抑豪強地主的新政策。
公元1071年，一個醞釀已久的新法免役法正式施行。
免役法將原來按戶等輪流服差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繳納一定數額的錢，它的最大特點是由民戶出錢代替服役，這樣做既解決了大家不願出差役的死結，又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可以說是一個利國利民的新法，而這項免役法的實施過程也十分慎重，從醞釀討論到推行全國，前前後後歷時將近三年時間，而這樣一個新法卻又遭到了司馬光等人的強烈反對。
司馬光認為徭役輕重不一，各地戶等也頗為懸殊，而國家統一制定役法政策很顯然是行不通的。
富人僅僅支付有限的免役錢就能將破產之厄運轉嫁與下等戶，而得以逍遙役法外，另一方面廣大下戶農民成為勒索財富的對象，被逼的拆屋賣妻、家破人亡，而國庫、府庫及官吏私囊則充斥財富。
最後有人還上書宋神宗列舉了免役法的十大弊端。
作為改革變法的領袖，王安石成為了反對派首選的攻擊目標。
朝野之中反對王安石的浪潮也越來越猛烈。
然而對於王安石來說只要能夠推進改革變法運動，任何困難都難不倒他。
因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期間就列舉了一些史事，像蕭規曹隨等因為沿用前代的政策而致國富民強。
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七十年間以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治國，這也是國力迅速恢復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馬光用蕭規曹隨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國不僅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但宋神宗始終不為所動，在他看來守舊勢力反對變法，在政治上是無所作為的，在變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給了王安石無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於在後人的心目中，他們成為了古代君臣一體的典範。
但是皇帝還是沒有經受住反對派一波又一波的輪番攻擊，就在改革變法的關鍵時刻，北宋大部分地區爆發了長達十個月的旱災，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而有一幅圖畫動搖了宋神宗的立場。
他實在是想不通到底變法運動錯在哪裡。
《流民圖》驚動了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請求罷黜新法罷免王安石的奏摺像雪花一樣朝宋神宗飛來，無比信任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在天災面前，在反對派的質疑下，開始變得猶豫不決。
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
改革變法是為了富國強民，但卻給百姓帶來了如此的災難，此時宋神宗認真地考慮了反對派的意見，不僅如此為了朝廷內實力均衡，他不能顧此而失彼。
其實在王安石的新法推行的過程中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農田水利法實施之後，各地興修的水利工程多達到一萬多處，大量農田得到灌溉。
而青苗法不僅幫助了農戶度過了青黃不接的困難時刻，並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現象繼續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的農業生產，各種新法制度對增加官府的財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視的。
從後世看來，王安石對經濟的理解已經接近於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經濟信貸刺激金融發展，而且還試圖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一整套制度，我們不得不說王安石變法是有前瞻性的。
但是他可能實在過於超前，遠遠超出了當時社會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術手段作為支撐。
無論是政策本身的原因，還是執行當中出現疏漏，乃至於用人方面的失誤，在變法遭到重重責難的時候王安石還依然採取強力推行變法運動的措施，對於變法依然不折不撓。
誰不推行變法誰就走人，大肆調離、打壓反對變法的官員。
但實際上，變法改革已經深刻地觸及到社會上各個方面的利益。
雖然宋神宗之後又重新任命王安石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務方面已明顯表現的力不從心，變法運動也是時斷時續，新舊黨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新黨權利內部的鬥爭也愈演愈烈。
其實整個變法運動發展至此，已經在實踐上失敗了。
但是不論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他們的個人品質，用當時的道德標準來衡量都是非常傑出的，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很可能是歷史上唯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壓排斥反對派是理所當然的，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從不編造罪名陷害對方，甚至罷相之後對於身陷烏台詩案，處境危在旦夕的政敵蘇東坡依舊挺身上書皇帝，直言聖明的天子哪有殺才俊的道理。
司馬光也有著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雖然他極力反對王安石的政策，但反倒說王安石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王安石去世後，臥病在床的司馬光更建議朝廷後加贈恤。
王安石沒什麼不好，就是有點執拗，王安石去世時舊黨得勢，蘇東坡在為朝廷擬寫的制詞中能夠秉承良知，對王安石做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評價：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偉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敵對的雙方如此相處，不僅僅是道德的高尚，而且是政治的文明。
東漢的黨錮之禍，唐朝的牛李黨爭都是刀光劍影，似乎只有宋朝才能做到這一點，但終究道德的高尚並不意味著行動的正確，他們似乎太忠實於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信念，以致由政見分歧而引發的紛爭，便不可挽回的再次陷入君子、小人之爭的歷史魔咒。
於是無論是政治寬容，還是必要的妥協全部消失了。
歷史是複雜的，對歷史的評價也是經常變化的，當我們今天再次回望九百多年以來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價，究竟應該得到一個怎樣的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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