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三國時期諸葛亮的真實為人！

　　被諸葛亮打得抬不起頭來的司馬懿，一生不曾在別人手中吃過敗仗，應該是對諸葛亮「恨之入骨」了。

這位司馬懿卻在蜀漢軍隊撤退以後，視察了一番諸葛亮的營壘布置，忍不住說出「天下奇才」四個字，表露了內心對諸葛亮的佩服。

　　諸葛亮不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

劉備在臨死的時候，一面對諸葛亮親口說：「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寫給後主與魯王、梁王等幾個兒子，說「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

……你們應該以(諸葛)丞相為師」。

字裡行間，劉備向兒子們稱許了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劉備左右的兩員虎將，具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關羽、張飛，膂力與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齡上也比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關羽也念過《左氏春秋》之類的書，張飛寫字也寫得出夠資格刻在石頭上作為碑銘的雄渾的字；這兩人雖然在劉備開始對諸葛亮禮遇之時，有點兒不以為然，過不了多久便完全了解諸葛亮確是劉備這條大魚所需要的水。

再到後來，劉備於拿下成都以後，提升諸葛亮為將軍級的軍師將軍(不再是中郎將級的軍師中郎將)，又賞賜給諸葛亮以相同於賞賜關、張二人的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萬。

關羽、張飛二人一點兒不覺得劉備做得過分，也絲毫不以變成了與諸葛亮於同等地位為恥。

　　而且，在關羽頗為以與馬超並列為恥之時(劉備自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只須諸葛亮一句安慰的話，便笑逐顏開。

諸葛亮寫信給關羽，說：「馬超是一時之傑，英布、彭越之流，可以與張飛比一比，哪裡趕得上你『鬍子』的『絕倫逸群』呢?」諸葛亮和關羽的交情，可見已經夠得上稱關羽為「鬍子」了(筆者曾經僥倖以後輩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賞識，卻從來不敢在於先生面前說出「鬍子」這兩個字。

雖則於先生正如關羽一樣，頗以自己的美髯為樂。

於先生的鬍子之美，為民國以來的第一人)。

　　張飛與諸葛亮也極好，從偕同入川打劉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證明。

倘若不是張飛、趙雲、諸葛亮三個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麼會席捲川北與川南呢?

　　趙雲的資格也比諸葛亮老得多，他在劉備死後隨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興七年——或建興六年年底——便去世了)。

　　黃忠去世得更早，在定軍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將另一位是馬超。

諸葛亮不是故意把馬超擱在一邊，而是想重用馬超也無法辦到：馬超在劉備的章武二年已經去世了!

　　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

他從「誠」字出發，對君上的忠是誠，真心真意地盡忠，這是忠誠。

對朋友、同僚與部屬和諧共事，守信用，這也是誠，誠信。

　　諸葛亮因為能誠，所以能公。

公是沒有私心。

能夠以誠心待人，忘記了小我，—切為對方著想，因此所有的表現，都昭昭然是一個公字。

陳壽稱讚他：「開誠心，布公道」，可謂十分正確。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

因為公，所以才能平。

公到了「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於是，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

有時候，使得因小過而被罰的人，知道了警惕而免於再犯更大的過；這在事實上是教訓了他。

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

」便是這個意思。

有些君王或長官，對臣民與部下完全放任，不賞不罰，造成了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

這才是不負責任，也是對臣民與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評諸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

「嚴」是事實。

他為了挽救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

「喜歡用重典」，卻不是事實。

凡是要罰二十下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自己復判了以後，才許執行，我們怎麼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或殺人呢?

　　我說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麼?是：他對得起劉備，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他的家人與朋友僚屬，也對得起他自己，無愧於生平的抱負。

　　他對得起劉備，人人皆知。

他對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證明。

在他去世的消息到達之時，各地的老百姓自動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進了四川，見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頭纏白布。

他們並不是穆斯林。

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祖先為諸葛亮戴孝戴久了，纏白布纏成習慣，不纏就會頭部受涼，因此而永遠纏下去，子孫相沿，直到今天)。

　　當時，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給諸葛亮建築一個廟。

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認為這不合於「禮秩」，不許老百姓如此做。

老百姓一面紛紛在路旁設祭，一面再度向後主直接要求，至少為諸葛亮立一個廟，立在成都。

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許。

　　有兩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乒校尉習隆，與中書郎向充，實在看不過去，就鼓起勇氣，向後主上了一個表，說：漢朝自從開始以來，功臣立廟的頗有前例。

諸葛亮「德范遐邇，勛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不應該讓他「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習隆與向充，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不在成都立廟，而在沔陽(漢中的沔水之陽)諸葛亮墳墓的附近立一個廟。

這一個辦法，總算被後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這些官僚與後主本人，在當時做夢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廟存在於成都的，不是劉備，不是後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記的官僚，而是我們所佩服的諸葛亮。

　　這個廟，我去瞻禮過。

老百姓稱它為「武侯祠」。

我到達以後，大吃一驚。

原來這「武侯祠』大門之上有一塊匾，匾上的三個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廟」(劉備的廟，劉備死後諡為「昭烈皇帝」)。

　　原來，將近兩千年來的劉備的廟，不被老百姓稱為劉備的廟，而成了家喻戶曉的「武侯祠」。

早在唐朝的時候，昭烈廟就已經變成了武侯祠了。

杜甫有一首詩說：「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諸葛亮之「出師未捷身先死」，認為這是「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詩里，把諸葛亮比成伊尹、呂尚，與蕭何、曹參：「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諸葛亮自己在青年時代，不過是自比於管仲、樂毅而已)。

　　他確是一位「文武兼資」的人物。

陳壽卻只肯推許他的「理民之干」，不甚欽佩他的「將略」。

他是否真的不會打仗呢?是司馬懿打勝了他，還是他打勝了司馬懿?陳壽的批評，有很多人認為是曲筆(陳壽在晉朝做官，而晉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馬懿。

陳壽可能懼怕惹禍，而不敢太稱讚諸葛亮的軍事才能)。

　　不過，陳壽也未嘗不替諸葛亮說公道話。

陳壽以為諸葛亮之所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實在是因為；(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司馬懿)。

(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傳說，司馬懿有兵三十萬，而諸葛亮僅有十萬。

究竟是各有多少，難考；魏方在陝西、甘肅的兵，多於諸葛亮在漢中的兵，卻是很顯然的)；魏方以數量較多的兵取守勢，諸葛亮以數量較少的兵取攻勢，當然是諸葛亮的處境較苦了。

(三)蕭何有韓信可以推薦，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薦。

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韓信與王子城父的名將，因此而「未能有克」。

　　諸葛亮所能指揮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吳懿、吳班，與年輕的姜維。

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難以和韓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獲得諸葛亮准許，以一萬人經子午谷直趨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說不定能夠襲取洛陽，立下不世之勛，功名超過韓信。

然而這是歷史上的若干所謂if’s(假定)之一，誰也不能預言結果一定會怎麼樣。

　　諸葛亮應該不應該接受魏延的建議?這也是一個所謂idlequestion(浪費時間的問題)。

　　魏延的建議，諸葛亮有權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當時是諸葛亮，也有權利接受或不接受。

這是各人的戰略構想的問題。

魏延畫像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賭博性質。

勝負之數，所系的因子太多。

兵多、將廣、糧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說，敗了捲土重來；正如賭本雄厚的賭徒，可以千金一擲，輸了面不改色。

反過來說，兵比魏方少，將沒有魏方多，糧食更是成問題的諸葛亮的一方，實在是雖則明知有勝利可能，而仍舊不宜於輕易冒險的。

　　何以說魏延的「子午谷計劃」是冒險呢?因為，長安是一個大城，堅城，魏延帶去五千名作戰之兵與五千名背糧之兵，未必能夠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難免敵人不從洛陽及各地來援，對魏延部隊來一個反包圍。

　　長安的守將夏侯懋，是魏國的駙馬，是紈挎子弟，是一個「不知兵」的人。

誠然，誰能斷定，在夏侯懋的左右與麾下，沒有一兩位知兵的、能征慣戰的將領呢?

　　我這些話，也並非「定論」。

倘若魏延被諸葛亮准許帶一萬人經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舉而攻下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也不是全無可能的。

　　話說回來，問題在於諸葛亮本錢少，而冒不起這個險。

　　另一種關於諸葛亮軍事才能的批評，是說他打來打去，不敢直接向長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陽打，而故意「捨近求遠」，打到了甘肅去，最後的一次也只是在長安西邊相當遠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說這種話的人，也是忽視了諸葛亮的實力與魏方的實力不成對比。

諸葛亮只能夠「捨近求遠」，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陰平等郡(他在建興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獲得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官吏人民的響應。

他在建興七年，又叫陳式攻下了武都與陰平)。

　　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漢的防守線做鞏固了再說(陰平的重要性，從其後鄧艾經由陰平而偷襲江油城的一點上，獲得證明)。

諸葛亮把遠在今日甘肅的幾個郡先拿下來，是為了慢慢地擴充實力，同時解除了後顧之憂。

　　自從三國時代以來，中國人在事功上與道德上，及得上諸葛亮的很少，而批評諸葛亮的人極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難，批評別人極容易)。

最常見的批評，是說諸葛亮忽略了分層負責與培養人材，以至於不得不事必躬親，與身後無人繼承他的事業。

　　這兩點批評，我想，倘若諸葛亮自己聽到了，也會承認批評得對。

他的確是不該「親校簿書」，不該親自復判處罰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

他的確也忽略了辦一個軍官學校，以造就堪比於姜維，或能力超過姜維的將才。

　　諸葛亮除了虛心接受類此的批評以外，可能要加上一兩句訴苦的話。

他倘若不「親校簿書」，則簿書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錯誤，大到關係前方將士的生命。

至於復判刑事法案件，也不過是略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

至於辦軍官學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養人才，他也知道這工作很緊要，只恨有心無力，抽不出時間來做(他把能省下的一點工夫，都用在教導姜維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我們批評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們的動機，不是為了專找出他們的缺點，而是為了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

責備賢者，是可以的，倘若我們志在做一個比他們更賢的人。

否則，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無出息而對極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鳴得意，「無諸己而先求諸人」，不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

　　我個人佩服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幾次勝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績，如「野無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夠意思。

　　我在前面已經交代過，他對得起劉備，也對得起李嚴。

對於也反對過他的廖立與彭榮，他也是十分對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劉備自稱荊州牧之時，做了「從事」，升為長沙郡太守；轉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劉備自稱漢中王，他做了「侍中」。

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一切，把廖立調任為「長水校尉」。

廖立很不高興，就在言語之中對劉備、關羽、丞相長史向朗、文恭、後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評得很厲害。

蔣琬與李郃，把他的話報告給諸葛亮，諸葛亮上表給後主，說廖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好比亂群之羊，建議把他削職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縣、茂縣一帶)。

　　諸葛亮成全他，不請後主治廖立以死罪，而從輕發落，僅僅免去他的官職，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

這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頗知好歹，心裡對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終有一天仍被諸葛亮重用或准許回成都的希望。

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傳到汶山，廖立大哭。

廖立說：「我永遠也不能回到華夏的文明之鄉，而要老死在這個不毛之地，與『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

　　過了若干年，姜維有一次行軍，經過汶山，特地去拜訪了廖立一次，姜維在事後告訴人說，廖立親自率領妻子兒女耕田，身體很好，「意氣不衰，言論自若。

」廖立也確是一位「可人兒」，老脾氣沒有改。

所好，汶山較為偏僻，又沒有蔣琬之輩在旁邊搜集小報告的資料，他儘管在不毛之地對邊疆同胞用漢語大發牢騷，也不會再發生吃官司的事了。

廖立畫像

　　另一名被諸葛亮治罪，而心中並不怨恨諸葛亮的人，是彭羕。

彭羕是廣漢郡的一個書佐，地位極低，因龐統、法正的推薦而獲得劉備破格錄用，當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從事」(與今日的總務處處長或秘書處處長相類似)。

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諸葛亮向劉備建議，把他外調為江陽郡的太守(江陽郡的首縣，在今日的瀘州)。

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氣憤得很，竟然圖謀不軌，想唆使馬超與他一起造反。

他向馬超說：「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

」馬超被他得說不出話來；事後，不敢不告發他。

他立刻被官廳逮捕下獄，判了死刑。

死前，他寫信給諸葛亮，承認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說諸葛亮是「當世伊呂」，希望諸葛亮好好地輔佐劉備，共成大事。

他沒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只求諸葛亮了解他的「本心」井非「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只不過一時酒醉，說出了不應該說的話而已。

　　諸葛亮不曾因為彭羕寫了這麼一封悔過的信，而免他一死。

原因是，唆使軍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毀謗之罪，或李嚴謊報軍糧不足之罪可比。

彭羕畫像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於諸葛亮的堅決主張。

這個人就是劉封。

劉封原是(湖南省湘陰縣東北的)羅國封君(羅侯)的兒子，姓寇，母親姓劉。

劉備在徐州丟了妻子兒女；到了荊州，就收養了這位寇封，叫他改姓劉，成為劉封。

那時候，劉封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大孩子了。

他長成了以後，竟然膂力過人，而且學得了一身武藝，隨同張飛、趙雲等人進益州，很立了一點功勞，被劉備任命為「副軍中郎將」。

其後，劉備叫他帶兵由漢中，沿著漢水，順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會同孟達，夾攻劉璋的太守申耽，給了他以節制孟達部隊的全權。

申耽投降以後，劉備升他為「副軍將軍」，駐紮在(陝西省安康縣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在襄陽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劉封與孟達出兵相助；這兩個人竟然藉口「山郡未附」，說是抽不出兵來。

後來，關羽因呂蒙偷襲江陵後方而失敗，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虜，被斬。

劉備因此而十分痛恨劉封。

　　不久以後，孟達降了魏方，劉封不接受孟達的勸誘。

西城郡的太守申儀，也降了魏方，擊破劉封的部隊。

劉封隻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稱為魏興郡，仍叫申儀做太守，駐紮洵口，洵口在洵陽縣)。

　　劉封到達了成都以後，諸葛亮向劉備說，此人不可不除。

據陳壽在《劉封傳》中所寫，似乎諸葛亮是為了防免劉備百歲歸天以後的後患，而不是為了治劉封不救關羽之罪。

所謂後患，指的是：劉封生性「剛猛」，又比阿斗劉禪年長(大了幾歲，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來的；他的母親是劉備的姨太太甘夫人)。

雖則劉禪已被立為太子，難保劉封不與劉禪爭奪繼承之權。

劉封畫像

　　陳壽所記的，是不是事實?倘若諸葛亮是基於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劉封於死地，這是不足以服當世之人與後世之人的。

劉封還不曾有過一絲一毫想爭繼承之權的言論或行動。

大膽假定某人將來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殺了這個人以防免他將來犯罪，這是最不講道理、最野蠻而殘忍的事。

我不知道諸葛亮曾否做出這種事；我希望陳壽寫錯。

倘若陳壽沒有寫錯，那我就不得不改變我對諸葛亮的欽佩了。

　　也許，劉封之所以被賜死，只是因為他不救關羽，又先後與孟達及申儀處得不好，使得劉備失了荊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與西城郡。

倘若諸葛亮真是為了「防患未然」而冤殺了劉封，那他就未免太對不起劉封了。

以我所知，除了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諸葛亮並不曾做過對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為人忠厚。

一個人是否忠厚，從他對家中的人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對黃氏夫人很好，且無論黃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對養子諸葛喬與親生子諸葛瞻，一視同仁，很細心地教育他們。

諸葛喬是諸葛瑾的第二個兒子，於諸葛亮還沒有親生的兒子以前，過繼了給他。

其後，諸葛瞻出世。

諸葛亮仍舊以諸葛喬為嫡子、武鄉侯爵位的繼承人。

這便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諸葛瑾與諸葛喬之處。

他不肯更改諸葛喬這個「養子」的繼承人地位，怎麼會像陳壽所寫，使出殺人辣手去幹掉劉備的養子劉封呢?

　　諸葛喬於諸葛亮北伐之時，隨軍到漢中，被指定帶了五六百兵，幫助轉運軍糧，與其他達官貴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諸葛喬在建興六年病故，年紀只有二十五歲，他留下了一個兒子，諸葛攀。

諸葛攀其後做了「行護軍、翊軍將軍」。

諸葛攀於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在東吳倒楣，遭受滅族之禍以後，轉回東吳，做了「諸葛瑾之後」，延續諸葛瑾的「香火』，作為祭祀諸葛瑾的人(武鄉侯的爵位，已經改由諸葛亮的親生兒子請葛瞻繼承)。

　　諸葛瞻繼承武鄉侯的爵位時才兩歲。

十五個年頭以後，諸葛瞻娶了後主的女兒，成為駙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將」，其後歷升至侍中、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共)平尚書事(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見到諸葛瞻的成長與成就。

諸葛亮去世之時，諸葛瞻的年紀尚幼)。

諸葛瞻於三十七歲的時候，和自己的長子諸葛尚一起在綿竹對鄧艾的軍隊作戰，壯烈犧牲。

　　諸葛瞻的小兒子諸葛京，因為年紀太小，不夠資格參加作戰，幸免於難。

這是天佑吉人，使得諸葛亮不致絕後。

諸葛京其後長大成人，在晉朝做了郿縣的縣令，調升東宮舍人，最後做到了廣州刺史。

　　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經說過，於諸葛恪滅族之後，因諸葛攀由益州回了東吳，也免於絕後。

　　諸葛瑾與諸葛亮是同胞兄弟，諸葛亮是弟。

另一位弟弟是諸葛均，跟隨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長水校尉」。

　　他們的父親是諸葛珪，在東漢末年做過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

諸葛珪早死，他們跟隨叔父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後到荊州南陽郡。

　　諸葛玄在豫章郡為太守，時間很短。

他是袁術所派的人；漢朝在長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個朱皓來(朱皓其後死在笮融之手；笮融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劉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華歆為太守。

孫策帶兵打來，華歆投降，隨孫策回江東，當孫策的上賓；過了相當時期以後，華歆去了許縣，轉入曹操的門下)。

　　話說回來，諸葛玄在荊州南陽郡鄧縣，把諸葛瑾、諸葛亮、諸葛均，以及諸葛亮的「小姊」養大成人，把這位小姊嫁給了襄陽縣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當時的鄧縣縣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陽縣之北)。

　　諸葛瑾於孫權在遼東繼承了孫策以後，拜別叔父諸葛玄，奉了繼母(諸葛珪的後妻)，離開鄧縣，轉往江東，經孫權的姐夫弘咨推薦，作了孫權的部下。

從此，諸葛瑾一輩子忠心於孫權，不存「跳槽」、換老闆的念頭。

　　諸葛亮與諸葛均，由於命運的安排，先後作了劉備的部下，與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

他們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場」不同而有改變，依然是休戚相關的同胞。

同時，他們電絕不因為是同胞兄弟，而試圖互相勾引，使對方不忠於其主。

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們做到了。

　　晉武帝司馬炎，叫陳壽編訂諸葛亮的文集，編成之後，陳壽呈獻給晉武帝，附上了一篇「表」。

陳壽在這一篇「表」里，暢論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強調了他死後梁、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對他懷念，「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晉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離諸葛亮去世的一年(後主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已經有了四十個年頭。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諸葛亮不僅被懷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經被懷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們的今天；不僅被梁、益兩州的人民懷念，也被全中國的人懷念(東漢與蜀漢只設益州，沒有梁州。

梁州是魏國朝廷，把漢中即陝南等地，從益州分出來設置的)。

　　陳壽在「表」里說，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

他不僅榮膺劉備的三顧，也深受孫權的「敬重」。

到了劉備死後，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軍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辦到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抬遺，強不侵弱」。

　　這幾句「論定」諸葛亮的治績的話，是當時一般人的「公論」，陳壽並未「過甚其辭」。

事實上，出於陳壽之口，更為客觀。

陳壽的父親，曾經是馬謖的參軍，於馬謖戰敗以後連帶地被諸葛亮處罰。

陳壽本人，也曾經為了某一件事，被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處罰過。

　　後代的史論家，卻頗有批評陳壽不夠客觀，責備陳壽，說陳壽為了「私怨」而在「表」里寫了下列幾句話：「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

　　陳壽的批評是否恰當，為另一問題。

他確是並沒有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評：他不曾為了父親的被罰，而說同時被治罪的馬謖好；也不曾為了自己被罰，而說諸葛瞻不好。

　　陳壽不曾否認諸葛亮有「治戎」之長，所批評的只是諸葛亮短於「奇謀」、「將略」。

　　陳壽而且找出三個理由，來解釋諸葛亮何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第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晉武帝的祖父司馬懿)。

第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魏方的兵多，蜀漢的兵少，彼此相差太遠，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個州，一個部；蜀漢只有一個州。

司馬懿的兵力，號稱有三十萬，事實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諸葛亮的十萬應該足多到一藉以上)。

諸葛亮採取攻勢，司馬懿採取守勢，攻難守易。

第三，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與蕭何。

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蕭何找得到韓信；諸葛亮在他的同時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這樣的人作為助手，因此就在功業上不能有管仲、蕭何的成就。

　　陳壽的解釋，是既公平而又沒有火氣的。

倘若他僅僅指出這三項諸葛亮未能在軍事上達到「龍驤虎視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麼「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的按語，後世大多數的崇拜諸葛亮的人，就不會責備陳壽對「私怨」未能忘懷。

因為，既然是對手方「或值人傑」，「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又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那樣的人作為助手，諸葛亮即使有「奇謀」，也不敢輕試，即使長於「將略」，也難以實施。

怎麼就可以因他之「連年動眾，未能有克」，而說他「短於奇謀與缺乏將略」呢?

　　打仗的事，勝敗不繫於一方，而繫於雙方，單就某一方而論，統帥有將略與奇謀，未必就能夠每戰必勝；所需要的別的條件，還多得很。

陳壽犯了「以成敗論英雄」的毛病。

況且，諸葛亮並不曾敗。

他雖則沒有來得及拿下長安，卻也達成了「以攻為守」的任務，使得蜀漢先後免於被張郃、司馬懿占領，以延長了幾十年的生存。

　　諸葛亮「以攻為守」的戰略，與現代軍事科學中的「攻勢防禦」的戰術，不謀而合。

他的「將略」，非同時的若干「人傑」可比。

陳壽本人，對軍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諸葛亮的將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話，說諸葛亮用兵「止如山，進退如風」。

這一位袁子，生存於諸葛亮死後僅有數十年之時，所聽到的「口碑」很多；所說的極可能是事實。

　　一個帶兵的人，能夠「止如山」，這已經是了不起了。

岳飛也做到了這一點。

岳飛使得金兵感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諸葛亮不僅能叫他的部隊「止如山」，又能叫他們「進退如風」。

這還了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將領實行了閃電戰，所用的是飛機、卡車、大炮、坦克。

諸葛亮到了第五次與第六次對魏戰役，才分別有了木牛與流馬。

這兩種運輸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為省力而已，他在頭四次的戰役中，連木牛流馬都沒有。

他竟然能夠把部隊運動得「進退如風」!他不是第一流的將才是什麼?

　　《三國演義》的作者把木牛流馬描寫成自動的、不用人力或獸力的運輸工具，使得許多人以為這是神話、造謠，根本不曾有過那麼一回事。

其實，木牛流馬諸葛亮的的確確是發明了的。

雖則並非自動的運輸工具，而只不過是略省人力的運輸工具。

　　諸葛亮也設計了「八陣圖」。

可惜，這「八陣圖」又被《三國演義》的作者形容成妖氣瀰漫，以石頭代替兵馬的迷魂陣，神奇得叫讀者難以相信。

我在幼年之時，便是不相信有過這八陣圖的一人，後來我讀唐詩，讀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這二十個字，才修正我的懷疑。

我想，像杜甫那樣的道德君子，總不會把「道聽途說」作為歌詠的對象吧?又過了若干年，我讀的書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諸葛亮確是設計了「八陣圖」。

不過，杜甫以為劉備在攻打東吳之時，用過這「八陣圖」，卻有點「未加深考」。

　　「八陣圖」究竟是什麼呢?是八個陣勢的圖，而不是一種兼有所謂生門、死門等等八個門的陣。

這一張圖，本是一種用以教導高級將領的教材或「教範」，指示了他們以八種基本陣勢，與如何於敵軍來攻之時，變化這些陣勢。

　　在諸葛亮的時候，兩軍相遇，不像今天我們之雙方猛掘壕溝，蹲在裡面，互相密切注意。

他們所做的，是趕緊安營紮寨。

倘若雙方的距離十分相近，他們就立刻「射住陣腳」，不讓敵人來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過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萬的兵，不可能擠住在一個營寨之內。

一個營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擠在一個帳篷之內。

所以，雙方的營寨都很多，而每一個營寨之內的帳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營寨布置在地勢優越的地方，保有水源與後方交通線，而且構成「箭網」，能夠於被攻之時互相援救，攻人之時迅速集中，分途前進——這便是一個在當時身為將帥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實務」才能。

　　到了出擊或應戰之時，漢方於集中以後「擺開陣勢」。

最簡單的是所謂「一字長蛇陣」。

這長蛇陣的長處，並非如「外行人」所說，能夠「首尾相應」，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

首尾相距很遠，實際上不僅不能首尾相應，而且最容易被敵人切成首尾兩段，或若干段。

這一字長蛇陣的長處，是便於包抄敵人的兩翼或兩翼之中的一個翼，繞到敵人後方。

西洋的軍事學家，稱這種動作為outflank，中文譯成「延伸兩翼」。

　　在西洋的歷史中，希臘人有所謂「方陣」，羅馬人有所謂「分段陣」。

我們中國人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魚鱗陣」。

魚鱗陣可說是「複式」的分段陣，以次一排的分段單位，填補前排的空隙。

　　諸葛亮的「八陣」，是哪八陣?我個人研究得不夠。

八陣的總原則，我們可以從《三國志·蜀書·姜維傳》中窺見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

敵若來攻，使不得入。

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

」興勢，在今天陝西洋縣之北二十華里，王平於後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擋曹爽，派護軍劉敏與參軍杜祺，帶兵守住興勢，自己以主力留在洋縣之東八十華里的黃金谷，作為呼應。

　　諸葛亮曾經在漢中郡首縣南鄭縣的外圍，新造了漢城與樂城兩個城，用意也是為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

他當然不至於用石頭代替兵馬。

杜甫所見到的石頭，可能是劉備營壘所遺留下的殘跡。

造營壘的壁，是必須用石頭作為基礎的。

諸葛亮在五丈原的營壘，也留下了石頭基礎，甚至牆壁，這些石頭與牆壁，後來被司馬懿看到，司馬懿很讚賞，說諸葛亮是「天下奇才」。

　　諸葛亮的才具，確是「兼資文武」。

中國漢唐及其以前的讀書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

孔子注重禮樂，同時也教學生練習射御。

子路(仲由)是他門下的一位很會打仗的人。

中國在宋朝以後，才出現了「文人不知兵」的現象。

到了曾國藩操練湘軍，這種怪現象才被逐漸改變。

可惜，從袁世凱創辦新軍以後，又有一些所謂「軍人」，自以為讀過了步兵操典之類，便成了專家，把所謂「文人」一概不放在眼裡。

其實，步兵操典之類，文人也頗有讀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徹的。

孫中山先生不曾進過職業性的軍事學校，對軍事理論卻頗有很精到的見解。

在革命元勛之中，黃興、陳其美、于右任，都不曾進過軍事學校，而他們都以副元帥、都督，或總司令的身份帶過兵，打過相當成功的仗。

　　諸葛亮的成就，超過了他在青年時代的願望，他在隆中抱膝長吟，自比管樂。

管仲在功業上不過是扶助了齊桓公成為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卻免不了有「三歸」之玷。

樂毅替燕國向齊國報仇，一舉而打下了七十幾個城鎮，然而結果卻受了奸人的讒毀，丟了官職，功敗垂成。

諸葛亮在表面上沒有做到管仲的領導群倫，或樂毅的勢如破竹，卻在事實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諸葛亮並且使得全中國的人心不為那不顧道義的曹氏父子所迷惑。

他敢於以區區益州一個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為上做出一個好榜樣，使得當代與後世的人不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與打仗技術，而且更崇敬他的為人，他的道德。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臣」，他是一個「宗臣」，值得推為模範受人宗仰的賢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詩里說：「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

　　杜甫接著說：「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這兩句相當費解。

一種解法是，三分割據的工作，太委屈了諸葛亮；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鳳一羽」，具備五德，它升入雲霄，經過千古萬古，才被人們見到一次。

另一種解釋是：三分割據的功業，在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過是猶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

我覺得第一種的解釋較為說得通。

　　杜甫這一首「七律」的後四句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在這四句裡面，只有一個「失」字成為問題。

它不僅費解，而且不可解。

倘若這「失」字是「軼」字的訛寫，我們就很容易懂了。

　　杜甫的結論是：諸葛亮不是不知道漢朝的天下難以恢復，然而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實踐自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所以不惜以煩勞的軍務，磨折自己的身體，以至於死。

　　我個人的看法，與此稍有不同。

諸葛亮似乎沒有以操勞作為他慢性自殺的手段。

他並不想自殺。

他只是抱了「盡人事以待天命」的態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決心，奮鬥到底。

　　他始終一貫，稱得上「不負平生」四個字。

這便是他不僅對得起君上、家人、僚屬、朋友，而且也十分對得起自己的地方(這與自私不同。

自私的人，實際上是最對自己不起)。

　　他死後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極應該的。

神是什麼?神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過普通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