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聖」王羲之傳

王羲之（303年—361年）

在燦若星漢的書法史人物中，王羲之是我國最偉大的書法家，被後人稱為「書聖」。

這不僅是因為他變古創新寫出了「天下行書第一」的《蘭亭集序》，而且因為他「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建立起王字帖學傳統的經典譜系，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影響力可謂既深且巨。

搞書法的人，幾乎所有的人都學習過王字，或者直接取法，或者間接繼承。

我曾經寫過《說不盡的王羲之》一文，說到「幾乎是無法統計，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曾經得到王羲之的福澤，並以此作為自己筆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撐。

」這話，說的是實情。

「王字」，從內涵來說，一般指的是王羲之的字，或者指的是「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獻之之字；從外延來說，凡是寫王字帖學一路的書法，一般都可以稱之為寫王字。

王羲之的書法開創的是一種妍美優雅的藝術風格。

這部傳記試驗著述說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環境、風氣、人物給予他的影響和他思想上的自覺。

在寫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

因為曾經做過東晉的右軍將軍，又有王右軍之稱。

王羲之的遠祖可以追溯到漢獻帝時的諫議大夫王吉。

王吉議論朝政得失，常常不給皇帝面子，卻很得社會的認同。

王吉與名士貢禹志同道合，當時就有「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的民諺。

敢於批評也許是諫議大夫的職責，但是還需要一個不怕逆耳之言善於納諫的皇帝。

就像魏徵遇上唐太宗一樣，君臣合作，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可是，王吉生不逢時，沒有遇到這樣的明主，反而被認為「其言迂闊」，是一個不切實際高談闊論的讀書人，因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

上恥過而討厭愛批評的，上厲威而權威不容挑戰，所以王吉沒有好日子過。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一氣之下，不為五斗米折腰，王吉打起鋪蓋回家，不幹了。

從此，王氏一門歸隱，並定居於琅琊郡的臨沂。

《唐語林校證》載：「琅琊王氏與太原（王氏）同出於周。

琅琊之族世貴，號『 頭王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己族，然實非也。

太原自號『鏤王氏』。

」可見琅琊王氏門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琅琊王氏與陽夏謝氏，並稱「王謝」，而王謝幾乎成為三國兩晉時代高門大族的一個代稱。

那時的高門大族，有的是世代做官的，有的是世代儒門，又有同時具備兩種資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

比如《三國演義》里的袁紹，振臂一呼，四方雲從，被公推為討伐董卓的盟主，一時兵多將廣，勢傾天下，就是因為這樣一個顯赫的門第和社會關係：「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

亂世出英雄。

可是也出奸雄、出「草包」。

官渡之戰，他不就把自己所有的「資本」都輸光了嗎？「曹操勝袁，蓋由德業內舉。

」又可說明，光有顯赫的門第而不知識人、用人，沒有平天下的事功和才能，最終只有失敗與覆滅。

三國兩晉時期，門閥世族享有種種特權。

除了做官，婚配也依據門第的高低，士族男女之間的婚姻關係，一般是先擇族，後選人，所謂的「門當戶對」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並形成風俗的。

執行法律也是「若罰典惟加賤下」（《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他們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大量土地。

西晉的王戎（234—305）「性好興利，廣收入八方田園水碓，周遍天下」（《晉書·王戎傳》）。

這個王戎即是王羲之同鄉同宗的族伯，風譽扇于海內的「竹林七賢」之一，官至司徒。

在竹林七賢中，阮籍長王戎二十歲，可是卻成為忘年交，相處得如同輩，何也？因為王戎善於清談。

阮籍這個人，其實是有濟世之志的，眼界高，口氣也大，當年他登上廣武城——這楚漢相爭的故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遂發了一通議論，說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豎子」好像指的是劉邦、項羽，李白也是這樣認為的。

可是，蘇東坡另有一解，說是：「非也，傷時無劉、項也。

豎子指魏晉人耳」（《東坡志林》）。

看來，對於捉摸不透的阮籍，真要多長一個心眼，琢磨琢磨他話里的弦外之音。

正始十年（249），司馬氏集團用陰養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政變，奪取政權。

隨後，大開殺戒。

起兵謀反者，殺；持不同政見者，殺；看不慣現狀者，殺；發不同聲音者，殺。

格殺無論，決不心慈手軟，兩把砍頭的刀刃都卷了。

當時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團的親信如何晏、鄧颺、畢軌、丁謐、王凌、夏侯玄、諸葛誕、張華、嵇康等皆為「刀下鬼」。

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時減半。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目的就是為了掃除稱帝路上的一切障礙。

從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們噤若寒蟬，再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

咸熙二年（265）八月，夢寐以求，用盡心機，正準備黃袍加身改朝換代的司馬昭，卻沒有福氣坐上龍椅，君臨天下，接受百官的朝賀三呼萬歲而一命嗚呼。

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奐（曹操之孫）被廢，司馬昭之子司馬炎正式稱帝，更國號為晉。

而在四十五年之前的黃初元年（220），曹操之子曹丕脅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禮，宣布魏朝的成立。

欺負人家幼主寡母，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用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話說：「司馬家如法炮製」而已。

正是因為接受了這血淋淋的事實和教訓，所謂的名士為了保全一條性命，也都變得乖巧、聰明起來。

阮籍似乎走得更遠，他不僅拋卻了儒家濟世的熱情和理想，而且把內心的各種想法遮蔽起來，尋找精神的另一個寄託，從此「尤好莊、老」。

然後，他哭之於途窮，托之於酒酣，寄之於清談，製造假象，施放煙幕，對政治不聞不問，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於色。

他和王戎交觴酬酢高談闊論，「必日夕而返」，然而卻始終守住一個底線：「口不臧否人物」。

可是，人家對他還是不放心。

司馬氏集團里的鐘會，幾次問以時事，他皆以酣醉獲免，擺脫了被人構陷、殺頭的危機。

又因為他是詩人，不能不寫詩，即使寫詩，雖多感慨之詞，卻也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鍾嶸《詩品》卷上）。

苦心孤詣地隱晦曲折著，「百世下難以情測」，讓人覺得托寄遙遠而難以抓住他的「辮子」。

直到今天，各種信息匯集眼前，人們才漸漸地讀懂了，他的詩都是政治詩，對曹魏後期的重大事件，比如高平陵事件、齊王芳的被廢、曹魏亡國等都有間接的反映。

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隱了，有人搖身一變青雲直上了，他永遠沒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

所以，朱光潛先生稱其《詠懷詩》為「中國最沉痛的詩。

」由於壓抑，由於孤獨，除了「哭」與「酒」，內心的痛苦還是無從發泄，所以他又學會了「嘯」。

然而，那嘯聲只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一串拖音，沒有內容。

對著群山雲天，盡情長嘯，響生林谷之風，消解的正是心頭的塊壘。

從此，「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局面一去不返，談玄之風卻日盛一日。

由東漢的清議，月旦人物，評議時政，到魏晉的清談，寄託心神於老莊，企圖超脫俗世，對人生作哲學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動不安的靈魂，有其社會轉型期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心理。

《魏氏春秋》里說，當時清談的名士中以阮咸為首，王戎次之，可見王戎的影響力。

在風景優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飲酒清談，討論《周易》、《老莊》，探尋萬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網之迷，遂成時髦與風氣。

有時行為也表現為一種浪漫主義。

比如，劉伶以驢車載酒，車到那裡喝到那裡，並叮囑跟隨的僕人：「死便埋我」。

還有嵇康，一雙拿慣了毛筆的手，彈琴的手，卻要掄起錘子去鍛鐵。

究竟為什麼？透過現象看本質，卻是因為「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

」其中痛苦是無須諱言的。

東晉渡江以後，「建康成為玄學的中心。

」南遷的北方僧侶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無為解釋佛家的涅槃，與玄學相唱和。

「孫綽作《道賢論》，以兩晉七僧與竹林七賢相比擬，正是佛玄結合的證明」（翦伯贊語）。

同時因為佛教「適時提供了飽受苦難的人們精神慰藉」，一時大為盛行。

在東晉名士的清談席上，我們可以經常地看到僧侶晃動的禿頂和活躍的身影。

「貌雖梵人，語實中國」的康僧淵，我懷疑是個混血兒，長著一個又高又大的鼻子，一雙湖一樣深邃的藍眼睛。

王導曾經拿他的長相取笑過他，僧淵回答說「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

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世說新語·排調篇》），以善辯而留名於史。

這些和尚既有學問，談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爛之舌，曾經折服了多少名士與權貴。

他們游於朱門，如游蓬戶，進進出出是極其隨便的。

從此，「佛教之於中國，無孔不入，影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而且影響至今。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正是當時的一種真實寫照。

王羲之的從伯父王導曾為東晉宰相，另一位從伯父王敦則是東晉的軍事重鎮。

然而，他們又都是南渡以後當時的清談名家。

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導、王敦，還有唯談老莊，口中雌黃的王衍，善於品評人物的王澄，他們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為「琳琅串玉。

」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個，影響力就大了，一個時期的社會輿論大權就被他們操縱了。

曾幾何時， 宰相府第成了清談盛會的集合之地，權貴、名士、高朋、談客盈門，魚貫而入，又魚貫而出。

按照當時的習慣，談論時一方為主，敘述自己的意見，稱之為「通」；另一方為賓，就其論題加以詰辯，稱之為「難」。

客主無間，一來一往，旁聽者隨之漸入佳境而可以廢寢忘食。

每逢理會之間，要妙之際，就有聽眾絕倒於坐。

比如衛玠之語議，王澄「前後三聞，為之三倒。

」這樣高妙的演講藝術恐怕今天的易中天、于丹都還不行。

《世說新語》說：「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屬於玄論派。

另外，還有孫盛、殷浩、王坦之的名理派。

那時，王導與殷浩擺開擂台，唇槍舌劍，一來一往，未見勝負。

到了開飯的時間，飯菜端上來，涼了，一次又一次重新熱過。

論辯激烈的時候，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夜深，忘記了休息，也不管屋外飄雪還是下雨、打雷。

「於是聃（老子）、周（莊子）當路，與尼父（孔子）爭塗矣」（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

儒家獨尊的權威被打破了，談玄說道，標新立異，遁世超俗，懷疑精神與辯論風氣，形成了魏晉時代思想的新環境。

就像呼吸著竹林里、樹林裡的新鮮空氣，這一切對後來的王羲之的成長和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王羲之的六代祖王仁做過青州刺史，五代祖王融避亂歸隱，沒有出仕，從曾祖王祥出仕魏晉兩朝，做過徐州別駕、太尉、加封睢陵公，後又為太保。

頗有經國之才，也有極好的百姓口碑。

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王祥同父異母的兄弟王覽，是王羲之的曾祖父，因其兄官居太保而官運享通，咸寧初年（275），也做到了太中大夫的高官。

王祥、王覽是西晉司馬集團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琅琊王氏百年興盛的關鍵人物。

史傳，王祥出仕後，徐州刺史呂虔認為他有公輔之量，就把自己佩帶的一把寶刀贈給了他。

據說，佩帶此刀的人一定可以升到三公的地位。

從王祥、王覽始，琅琊王氏人物輩出，拔奇吐異，越來越顯赫於當時。

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是王覽的第四子，晉元帝時出任尚書郎，在歷史上好像沒有多大影響。

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是王正的第二個兒子，卻是司馬睿過江稱晉王首創其議的人物。

那是一個真正的亂世。

從晉元康元年（291）到永嘉五年（311），整整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西晉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一連串的政治殘殺和武力相爭。

在外戚楊氏專權與賈氏發動的政變以後，一切都沒了章法，亂了套。

司馬氏諸王個個野心勃勃，人人揮刀舞劍，為爭奪最高統治權展開混戰，數十萬武士參與流血殺伐，以至於屍如山積，河水為之不流。

生旦凈末丑，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台，史稱「八王之亂」。

隨後，匈奴貴族遂借赴國難之名，陷壺關、掠冀州、攻洛陽，沉殺三萬餘口男女於黃河，與晉室的內亂，里外攪成一片。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西晉的京都洛陽處於匈奴十萬軍隊的包圍之中，外無救兵，城中斷糧。

「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

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值。

」童謠四起，人心慌亂。

擅政的司馬越決定放棄洛陽，帶領四萬甲騎撤出，結果在苦縣的寧平城（今河南鄲城東北三十五里）被追軍「圍而射之」，全部消滅。

次年，洛陽失守，晉懷帝被匈奴劉矅所俘；建興四年（316），劉矅進圍長安，切斷城內外的一切來往，長安成為一座死城，物價飛漲，斗米值黃金二兩，糧食吃光了，只好「人相食」，餓死者大半，長安無力再作抗拒遂又陷落，在城中苦撐的晉愍帝走投無路，只好束手就擒，西晉的司馬氏政權至此覆亡。

大河南北，中原大地，遂成為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族貴族統治和混戰的世界。

先後建立十六國，曰成漢（李氏）、前趙（劉氏）、後趙（石勒、石虎）、前燕（慕容氏）、前秦（符健、符堅）、前涼（張氏）等。

史稱「五胡十六國」，幾乎與偏安江南的東晉政權相始終。

生活在兵荒馬亂中的北方民族，生無寧日，居無定所，開始走上顛沛流離的逃亡之路。

親人失散了，新婚別離了，良人遠征了，孩子沒了爹娘，哭聲遍野：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隴頭流水歌辭》）

中原漢族人民被少數族政權驅趕著強制遷徙：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

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紫騮馬歌辭》）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河邊。

遠處，黃河在深壑中流著，河水渾濁，有時是黃的，有時又是紅的。

戰城南，死北郭，許多道路被屍體填滿。

到處都是披枷戴鎖、扶老攜幼的人流，不時有人被驅趕著摔倒，再也爬不起來，有的甚至活活被馬、被人踩死，臨終前的尖叫聲劃破蒼穹，聽了讓人心酸。

仍是那片草原，仍是這輪太陽，可是遊牧民族再也無法在「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故鄉生存下去；走過了一片草甸，一座山岡，還是不斷地回頭。

在遙遠的異地，他們尋求什麼？在可愛的故鄉，他們拋下什麼？

紇干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生處樂。

——（《資治通鑑》引鄙語）

當北方處於一片戰亂的時候，江南無戰事，暮春三月，草長鶯飛，「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張翰詩），橙黃橘綠，水清魚肥，倒是一派祥和與安定的氣象。

江南好。

不在江南的人思江南，不是江南的人憶江南。

江南不僅是風景，是天堂，是財賦，又有一條天塹似的長江，更是可以偏安的半壁江山。

於是，西晉的權貴們便欲作孔雀東南飛，策劃著自己的退路和經營江南的打算。

始作俑者，又是琅琊王氏里的王導、王敦，還有一個王曠。

當年，王敦與王導兩人和一批親信關起門來商議今後的進退之路，王曠因為晚到，被衛士攔在門外不讓進屋。

王曠大怒，厲聲嚷道：「方今天下大亂，你們策劃於密室，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不讓我進屋，那好，我現在就去告發。

」王導、王敦聽到外邊有人大聲嚷嚷，趕忙詢問是誰，聽說是王曠，趕緊吩咐手下請他進屋。

於是眾人遂建江左之策。

有人說，在東晉建立的全過程中，王曠「功當不在王導之下」。

然而，王曠在晉書上無傳，只在王羲之傳中帶過一筆「父曠，淮南太守。

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倡其議。

」這就難免要引起後人的種種猜測，有人說他在永興三年（305）的陳敏之亂中，棄官出逃。

有的說是他在「永嘉之亂」的上黨之役中戰死，也有人說他沒有戰死，兵敗被俘，投降了劉聰，從此杳無音訊。

王羲之在他的《誓墓文》中曾說：「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

母、兄鞠育，得漸庶幾」。

不天，即喪父；閔凶，即凶喪。

我是相信王曠不幸而死於戰場的可能性更大些。

所以王羲之不僅沒有得到父親的「庭訓」，而且是依靠母親和兄長撫育成人的。

太興元年（318），司馬睿在南北地主的擁戴下稱帝，這就是東晉元帝（317—322）。

在東晉政權的建立過程中，琅琊王氏中的王導、王敦出謀劃策最多，而起著關鍵性作用的人物，應該是王導。

當年司馬睿用王導計，爭取了人心，收攬了人才，才得以奠定開國的基礎。

司馬睿是司馬家族的遠支，可是雞毛飛上天，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能做皇帝。

他稱王導為「仲父」，任命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王敦為侍中，大將軍，都督江、揚、湘、交、廣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坐鎮上游。

凡是能夠給的官爵和權力都往琅琊王氏一個籮筐里裝。

這還不夠，稱帝登基時，司馬睿還要王導「升御床共坐」。

皇帝能與人平起平坐？這還了得！亘古未見，也聞所未聞。

史書上說王導「固辭」，這才作罷。

又可說明王導是清醒而且明智的，一個政治上的「老鬼」，即使得意也不會忘形。

王導、王敦是叔伯兄弟，由於他們在東晉王朝中的特殊地位，琅琊王氏的一門近百人俱為顯宦，加上與皇室與郗、庾、謝、劉等東晉士族的姻親關係，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勢力。

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真實地反映了東晉初年的政治格局。

從此，「歷史向側面進出」，南北方處於長期分裂的局面。

天下乃一人之天下。

司馬睿作出這樣的人事安排，心理和思想上是極其複雜的。

說不定，事後就後悔了。

事實也是這樣，一俟坐上神秘色彩的龍椅，心態、感覺、想法都完全不一樣了。

一言九鼎，開口即為聖旨。

以後他又重用刁協、劉隗，疏遠王導、王敦，也是有了戒心分兵分權的意思。

有時甚至連朝廷的人事安排，軍事力量的部署都不讓王氏兄弟參與。

宰相肚裡好撐船。

王導性格內斂，深藏不露，「任真推分，澹如也」（《晉書·王導傳》）。

王敦卻是眼睛裡揉不下一粒沙子的人，一想到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歷史教訓，「是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大問題。

」——丹麥王子哈姆雷特這一內心獨白一直在他心頭盤繞。

越想，越是氣惱，按捺不住，鋌而走險，舉起清君側的旗號，討伐刁協、劉隗，起兵武昌，順江而下，從東、西兩路夾攻建康。

朝野為之驚動，天地為之失色。

猝不及防的王導更是憂心忡忡，嚇出一身冷汗來，生怕頭上懸著的那柄達摩克利斯之劍要了王氏全家的命。

全家老少、男女慌成一團，就像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

要知道，叛亂是什麼罪？大罪、不可饒恕之罪，連坐、籍沒、夷族、「一鍋端」。

每日清晨，他率王氏在朝中為官的堂弟及宗族子侄二十餘人齊嶄嶄地入朝請罪，做出王敦與王氏其他人不搭界的樣子。

搭界的無非是血緣關係，不搭界的是王敦「逆節」，其他人沒有參與其事，是無故而受牽連的。

如果需要表明他們忠於王朝的心跡，可以「登報」、「廣播」、「上電視」，發表聲明，劃清界限，全家共討之，全國共伐之。

為預防不測，王導還把百口之家生死的大事託付給尚書左僕射周。

王導與周關係密切，現在，王導似有滅族之禍，他當然不能袖手一旁。

後來，周 不辱王導託付之命，自己卻冤枉地死於王敦之手，讓王導心裡懊悔了一輩子。

王羲之的叔父王彬則拍案而起，指斥王敦「殺害忠良，圖謀不軌」。

沒隔多久，元帝憂憤而亡。

短短的幾個月之內，接連發生的這些重大變故，刀光劍影，禍福莫測，一如驚濤駭浪拍岸，捲起千堆雪。

給涉世未深的王羲之造成了極大的內心震盪，從此對權力之爭的殘酷和血腥有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後來，王敦二次作亂，被晉明帝親率六軍平息以後，王導反得重用，升為太保。

明帝還當眾宣布王導可以劍履上殿，享受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的特殊禮遇。

這好像是信任與重用，而實質是將人往懸崖絕壁上推的做法，王導又一次推辭了。

這老奸巨滑的傢伙。

在王敦二次叛亂事件中，琅琊王氏一門曾經面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最後又化險為夷。

想來，居然由於王導政治上的老練，措施的得體。

作進一步的分析，在王導顧全大局的前提下，何嘗不明白地折射著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門閥觀念。

「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晉公·文苑·王沈傳》），保全了王氏一脈，維持其地位於不墜，也就保住了累世的榮華富貴呵。

然而，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東晉初年，「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得「主弱臣強」，東晉元帝、明帝都不敢對琅琊王氏一門追究「連坐」，以穩定朝政。

所以王敦之亂以後，王導反得重用，正是政治平衡術的一個需要。

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

「竹林七賢」中的嵇康，能文能詩能談能琴。

字也寫得好，「如抱琴半醉，詠物緩行；又若獨鶴歸林，群鳥乍散」。

唐朝的張懷瓘在他的《書議》中還提到，他曾經收藏著嵇康的草書《絕交書》一紙，非常值得珍貴。

當年有人願意拿二紙王字作交換，他也沒有同意。

司馬氏上台以後，嵇康拒絕了朋友山濤的引薦，不願再出來做官，而以打鐵自給，卻搞得名氣越來越大。

鍾會這個司馬氏集團的「鷹犬」，特地帶了一大幫人去看望，史書上說是「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可是他沒有料到，對他這種排場，嵇康卻十分地反感，連睬都不睬他。

臨走，嵇康才開言：「聽到什麼而來？見到什麼而去？」鍾會回答：「聽到所聽到的而來，見到所見到的而去。

」於是兩人交惡，種下禍根。

言多必失，禍從口出。

看殺頭看怕了的嵇康，其實是很注意收斂的，王戎說他和嵇康相交二十年，卻不見他有喜怒之色。

可是最後還是因為鍾會的構陷，以「無益於今，有敗於俗，亂群惑眾」的罪名，被司馬昭搬走了腦袋。

即使有三千太學生為其請願申訴，也沒有用。

死時僅四十歲。

從此，人琴俱亡，我們再也聽不到神秘的《廣陵散》了。

魯迅說他的「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

因為不孝，故不能不殺。

」又說：「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魯迅《魏晉風度及之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王祥卻是有名的孝子，又是西晉統治者推重的二十四孝之一⑧，他曾在東漢末年，扶老攜幼，舉家避亂，隱居二十餘年，直到後母謝世後才出來做官。

王戎則有「死孝」之名⑨，王羲之的從兄王悅（王導之子）史稱能盡「色養」之孝，這樣的家風族風自然也影響了王羲之的孝悌之心。

從上述史料里，我尋找出王羲之父系和旁系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關係，可以進一步地得出一些結論。

王羲之出身於這樣一個望門大族，王氏祖先積極用世和消極避世的兩種血液同時流淌於他的血脈之中，而他生來就得學會去應付翻雲覆雨的政治氣候。

琅琊王氏顯赫的社會地位，或多或少培植了王羲之的優越感和自視清高的意氣。

俗話說：一方山水一方人。

任何一個人，不管他走得多遠，事實上都永不可能擺脫他的血緣、故土和時代的影響。

他的思想、眼光、識見、才學，乃至他的為人處世之道，都一定會與此聯繫在一起。

關於書法，王羲之是值得向人誇耀的。

琅琊王氏可謂一門墨香，不僅淵源有自，而且個個不同凡響。

王戎「所造淵深，一出便在人上」；王導行、草兼妙，「見貴當世」；王敦「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其筆勢雄健，如對武帝擊鼓，振袖揚袍，旁若無人」；伯父王廙「右軍之前，惟廙為最」，在晉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羲之之父王曠以「善隸書」而遠近聞名。

還有他的從兄弟王恬、王洽，一個「善隸書」，一個「眾書通善，尤能隸、行」。

王羲之的岳父郗鑒能文能武，王夫之說他是「可勝大臣之任者」，既是抗胡名將，東晉的軍事重鎮，又寫得一手好字，「草書卓絕，古而且勁。

」王羲之的夫人郗璇則有「女中筆仙」之稱。

不用嘮叨和嚕囌，還有他的幾個兒子，耳染目睹，近墨者黑，也都精擅書法，王獻之還有「小王」之稱，以區別於其父「大王」……書法之與古人絕不是雕蟲小技，壯夫可以不為，而是一種文化，是人生必備的一種修養，一種才藝，精神里的一個寄託，一種境界。

一個文化人，可以有百為。

談玄、為僧、入道、教書、作詩、賣文、繪畫、做官、當隱士，但字不能不好，字是人的衣冠、賣相、「頭碗菜」、第一印象。

這還不夠，還不能局限於書藝，還要把眼光放得更寬些、更遠些：「馳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間，象物于飛潛動植流峙之奇，以疾澀通八法之則，以陰陽備四時之氣。

新理異態，自然佚出」（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綴法》。

這裡的「造化」指大自然，「古今」指歷史，「深郁」和「豪放」是中國詩學的兩種主要傾向。

深郁近於司空圖《詩品》里的沉著。

「海風碧雲、夜渚月明」——空闊澄沏——直思到這樣境地。

杜甫可以為之代表，是內向的、是執著的、是沉思的，近於儒家精神。

豪放則「天風浪浪，海山蒼蒼」——豪邁而可以吞吐大荒。

李白可以為之代表，是外向的、是任性的、是自然的，近於道家思想。

「象物一句是對萬有形態的觀察，疾澀一句說對書藝造型原則的掌握」（熊秉明語）。

至於「以陰陽備四時之氣」，便是對生命的關注，關心生，也關心死；關心宇宙萬物，也關心榮枯盛衰。

試問：天底下有這樣學習書法而成為書法家的嗎？又有幾人能夠真正做到？回到書法自身，它既不能「開聖道」，也無法「正人心」；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末事」、「小道」。

然而「書雖小技，其精者亦通於道焉」（康有為語）。

因為「書法家的背後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實體」，「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熊秉明語）。

能得中國文化的陶冶，融匯於心，知古通今，恢擴才情，醞釀學問，然後發為筆墨，創造出別具一格的風格，成為文化的一道風景，真是多麼不容易呵！

王羲之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高士。

他是詩人、是散文家、是道教徒、是士大夫、是清談家、是歸隱者，是最偉大的書法家。

然而，他之愛好書法和在書法史上的偉大成就，雖有遺傳基因、家庭影響，但主要取決於魏晉時代自覺的風氣和他後天的刻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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