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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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

本文選自傅高義先生的著作《鄧小平時代》中文版（三聯書店2013年出版），是該書的導言，也曾刊登於《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1期雜誌的封面報導——《重新認識鄧小平：傅高義與他的「鄧小平時代」》。

1979年3月，港英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飛往北京，就香港問題做出說明。

麥理浩通曉漢語，且廣受敬重。

他事先只被告知將與一位高級官員見面，抵京之後才高興地獲悉，即將與他會面的是剛被任命的中國的重要領導人鄧小平。

這次不公開的會見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麥理浩向鄧小平談到香港正面臨日益增多的困難。

雙方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一直統治著香港這塊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約將於1997年到期。

麥理浩總督採用外交辭令，字斟句酌地談到有必要讓港人放心，因為他們對1997年之後的前景深感憂慮。

鄧小平仔細聽取了港督的關切。

當會談結束後他們起身走向門口時，鄧小平向麥理浩做了個手勢，身高逾1.8米的港督俯下身，聽到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幾的主人對他說：「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

」

鄧小平（攝於1976年）

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國家仍因「文革」的混亂而步履蹣跚——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幹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10億人的國家陷入一片混亂。

當時占人口總數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40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1957年的水平。

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台的老幹部，但他們對自己占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缺少素養。

軍隊變得臃腫不堪，並疏於軍務，有些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

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

大型工廠的生產仍在採用上世紀50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於失修狀態。

大學在過去10年里基本上被關閉。

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裡變得越來越困難。

城市又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萬農民。

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並不歡迎新來的人。

一些大膽的幹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澤東本人，但是鄧小平認為，過去20年的失敗不能全歸罪於一人，用他的話說：「我們大家都有份。

」毛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在鄧小平看來，更大的問題是導致這些錯誤的制度缺陷。

政治體系控制到每家每戶的做法搞過了頭，造成了恐懼和主動精神的喪失；對經濟體系的控制也搞過了頭，導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

中國的領導人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既維持國家穩定，又為社會鬆綁？

毛澤東和鄧小平（攝於1959年）

「文革」前的十幾年裡，沒有誰比鄧小平在建設和管理這箇舊體制上承擔過更多責任。

1969至1973年鄧小平下放江西的三年半里，也沒有哪個中國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過中國的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需要做些什麼。

1978年時，鄧小平對於如何做到民富國強並無清晰的藍圖，他承認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並且一再重複這句如今已廣為人知的話。

不過，他在思考如何開展工作時，確實有一個框架。

他要讓中國向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和新思想敞開大門，無論那個國家屬於什麼政治制度。

他很清楚，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的香港和台灣——正以其他任何國家未曾有過的速度快速發展。

然而鄧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整個制度，因為任何外來制度都不適合中國的特殊需要——中國有著豐富的文化傳統，它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很大，而且十分貧窮。

他認識到了一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的事情：單靠開放市場並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逐步建立各種制度。

他要鼓勵幹部開闊視野，到各國學習成功經驗，帶回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和管理方式，通過試驗來確定能在國內行之有效的辦法。

他要幫助鋪平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之路，使它們願意與中國合作。

為使這項重建工作有序進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掌控這個過程的組織。

在1978年的中國，最有經驗的領導，是那些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就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需要讓他們重新回來工作。

要派年輕人去海外學習，從世界各地帶回來最好的觀念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

採用這些新的做法將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即使共產黨也要從根本上轉變它的目標和工作方式。

2004年，周刊做的一期封面報導（總300期）

作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不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出新思想，他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掌控設計和落實新體制的顛覆性的過程。

他要承擔最後責任，做出正確判斷。

他要挑選一個與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導這個體制中能夠與他分擔責任；他必須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一起有效地開展工作。

他要得到有關國內真實情況和國際形勢的最佳信息。

他要給人們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澤東在1958年那樣使人產生不切實際的預期。

他要向幹部群眾說明國情，也要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民接受，使國家不至於分裂。

雖然他掌握著很大權力，但他知道必須敏於觀察他的同事間的政治氣氛，畢竟他要依靠這些人去貫徹他的指示。

即使制度在發生著根本改變，他仍要在就業和日常生活方面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

簡言之，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10億人口、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

這個人：鄧小平

雖然鄧小平身材矮小，但擔任最高領導人的他在房間一露面，就能展現出奪人的氣勢，自然而然地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

有不止一位觀察家說過，他似乎能給房間帶來電流。

他在解決重大問題時專注而果斷，既有戰時軍隊司令員那種天生的沉著，又有半個世紀裡接近權力中心處理重大問題養成的自信。

他經歷過官場沉浮，在妻子兒女和親密同事的支持下又東山再起，所以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泰然自若。

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隨時樂於承認。

吉米·卡特總統曾評論道，鄧小平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

他從不糾纏於過去的錯誤或誰要對其負責。

1979年，鄧小平與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華盛頓出席一個新聞發布會，他們簽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

他經常打橋牌，就像他打牌時的表現一樣，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

他能認識並接受權力現實，在可能的範圍內做事。

一旦沒有毛澤東在背後盯著他，鄧小平對自己和自己的權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現得輕鬆自如，坦率而機智，並且直言不諱。

在1979年1月的華盛頓國宴上，雪莉·麥克雷恩（Shirley McClaine）對他說，有個「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的知識分子很感激自己從那段種西紅柿的生活中學到的東西，鄧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斷她說：「他在撒謊！」然後向她講述了「文革」是多麼可怕。

鄧小平在1978年時已74歲，但依然精力充沛，機警過人。

早上起床後，他會在家裡的花園快步繞行半小時。

他的辦公室就設在自己家裡。

很多中國領導人同客人坐在並排的沙發上談話時都是目光直視前方，鄧小平卻喜歡轉過身來注視著與他交談的人。

他勤思好問，善於傾聽。

據外國官員的描述，如果他反對外國的政策，他會表現得易怒和「咄咄逼人」。

鄧小平見識過那些利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海外武力謀求私利的國家，因此他對自稱友善的外國領導人從來不抱天真的希望。

但是，無論來自大國還是小國，那些有著不同社會地位、屬於不同政黨的外國客人，最後都會感到與他相處愉快，即使他們並不喜歡他說的話。

他們覺得鄧是一個能夠打交道的人。

1984年，鄧小平和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北京會談。

當日，中英就香港問題簽署《聯合聲明》

有些西方人對鄧小平的直率和務實留有深刻印象，這使他們誤以為他骨子裡是個資本主義分子，他會將中國引向西方式的民主。

他一向樂於學習，但他最終認為，自己要比他們更清楚什麼對中國有利，而那不應該是資本主義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時，鄧小平右耳聽力已經很差，這妨礙了他參加人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會議。

他更喜歡看報，每天上午都會一個人坐著讀各種報告；他的辦公室主任每天為他拿來15份報紙和所有重要報告，鄧小平會從中選出那些值得花時間去閱讀的東西。

會見外賓對他來說要更容易一些，因為譯員可以直接對著他的左耳說話，使他能夠與客人自如地交談。

鄧小平講一口帶有濃重四川鄉音的普通話，不過會講普通話的人並不難聽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語速。

鄧小平面對的任務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難想像還會有什麼人比他做了更充分的準備，或者是從性情和習慣上更能勝任。

鄧小平有著本能的愛國主義和為黨獻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

鄧小平的愛國思想形成於他14歲那年，當時他就讀於廣安縣中學，他走上街頭示威並感受到了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

16歲那年他去了法國，分派給華人的苦力活和求學前景的落空讓他大失所望，於是他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此後，直到70多年後去世，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1920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鄧小平

在法國的5年和在蘇聯的一年，使鄧小平比毛澤東更了解世界發展的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

他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的工商業；在蘇聯的一年使他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應對現代化的。

在法國時，鄧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的知識分子中。

從那時起，通過和這些中國革命的大戰略家交往，鄧小平培養起一種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

在法國期間，鄧小平放棄了工廠的工作，為周恩來——他比鄧小平大6歲——領導下的那個小小的中共黨支部幹些雜活。

他當時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國學生傳播左派思想的宣傳冊，所以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綽號。

但他實際上變成了周恩來的徒弟，能夠觀察這位去過日本和英國、已是圈中青年領袖的人如何建立組織。

儘管鄧小平是這個團體中年齡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進入歐洲的共產黨青年組織執委會。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蘇聯剛剛開始在這裡培訓中國人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鄧小平被編入第7組，這個組專為培養國際共運的中國最高層領導人而設。

他在中山大學有機會理解蘇聯如何開創共產主義運動，並了解他們對於在中國如何開展運動的看法。

周恩來與鄧小平

除了短暫的中斷，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權力的位置，這使他得以從內部觀察最高領導人對形勢變化的反應。

1927年回國後不久，他又回到周恩來手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當時，他們過去的同道蔣介石正試圖將共產黨斬盡殺絕，因此他們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戰略。

鄧小平不但參與了籌劃城市暴動的工作，而且年僅25歲的他還被派往廣西領導城市暴動。

當毛澤東開始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根據地時，鄧小平也去那裡擔任了瑞金縣委書記，並學習到毛澤東是如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

在長征期間，鄧小平參加了關鍵性的遵義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為領導人脫穎而出。

在長徵結束前，鄧小平有幸成為毛澤東信任的人。

毛在西北建立根據地後不久便對鄧小平委以重任，讓他擔任了領導部隊政治工作的政委。

在後來的內戰中他又參與接管上海，領導向共產黨統治過渡的工作，之後又擔任了全國6個大區之一的西南區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由於鄧小平從1952到1966年一直置身於北京的權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澤東近距離共事，思考有關中國發展和外交問題的戰略。

毛把鄧小平當作自己潛在的接班人之一，讓鄧小平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在1956年以後與其他5位國家最高官員一起參加政治局常委會。

他是籌劃和建立以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為特點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區的土地改革中也發揮著核心作用。

從1959到1961年，在「大躍進」失敗後的社會主義結構調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1978年的鄧小平，在思考中國最高領導人領導國家的戰略方面已積累了50年的經驗。

鄧小平當了12年軍隊領導人，後來也時常自稱軍人。

雖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員，但他是黨的書記，負責批準軍事行動。

他與司令員緊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擊戰中作戰，後來又在內戰中打過大戰役。

在1948年的淮海戰役中，他擔任總前委書記，負責指揮50萬大軍。

這是軍事史上最大的戰役，也是內戰的關鍵轉折點之一。

1947年8月，鄧小平在河南光山縣北向店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做南征問題的報告

鄧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負責落實，而不是理論。

他的責任不斷加大，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曾領導江西蘇區一個小小的縣，抗日戰爭初期又領導太行山區的幾個縣，抗日戰爭勝利後則領導數省交界處的邊區，1949年後領導整個西南大區，直到最後領導全國。

在50年代，鄧小平負責指導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當時中國與西方幾乎還沒有外交。

「文革」期間允許他恢復工作後，他擔任了周恩來的助手，接手領導中國的外交工作。

有人說，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沒有多少經驗，但經濟活動一向就是黨內多面手的重要職責。

此外，鄧小平在1953到1954年擔任過財政部長，當時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階段。

宣傳向來是中共的一項重要工作。

鄧小平在法國時就負責印發宣傳品。

他在江西蘇區受到批評後，被分配管理整個蘇區的宣傳工作，在長征期間他再度分管宣傳領域。

作為部隊的政委，他發現最具有說服力的辦法是直截了當，為部隊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隊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聯繫在一起。

總之，鄧小平有著在地方、大區和中央工作的豐富經驗可資利用。

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是中共領導層構思宏觀戰略思想的參與者。

他在黨政軍中都曾身居高位。

50年代他參與過從蘇聯引進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就像他將在80年代主持引進西方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一樣。

1979年2月2日，鄧小平參觀美國詹森航天中心。

圖為鄧小平坐在月球車模型上

鄧小平十分聰明，在班級里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廣安縣赴法考試中，他是84名過關的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時就很優秀，學會了背誦大段的儒家經典。

從事地下工作時他學會了不留下任何字跡，只把事情記在腦子裡。

鄧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個小時條理分明的講話。

毛澤東曾把他稱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

大事當前，鄧小平喜歡獨自一人靜靜思索，考慮他要說什麼，當時機一到，他便能做出清晰、明確的表述。

目睹過自己的同志死於戰爭和黨內清洗，鄧小平養成了一種強硬的性格。

他見過許多朋友變成敵人、敵人成為朋友的事例。

他曾三次受到錯誤批判：先是在江西蘇區，然後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

鄧小平養成了一種剛毅的品格，能夠做到不論憤怒還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決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對黨和國家需要的認真分析之上。

毛澤東曾經說，鄧小平是綿里藏針，外柔內剛。

但鄧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綿」的存在，只要他斷定符合黨的利益，即使是忠實於他和他的事業的人，他也會將其革職。

鄧小平之所以能挺過難關，固然是因為他和妻子兒女的親密關係，以及他以往克服艱難險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直到1976年他都跟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有著特殊關係。

毛打倒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30年代鄧小平作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肅時，他便跟鄧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毛澤東批判過鄧小平兩次，但從沒有把他置於死地。

他只是讓鄧小平靠邊站，以便今後可能時再起用他。

1962年2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

鄧小平的同事們知道，他認為統治中國是一件嚴肅的大事，雖然他可以很風趣，但他在與同事交往時總是一本正經。

他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不感興趣，也不在乎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專注於提供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最為需要的堅強領導，並使他們的共同事業有一種方向感。

他頭腦清醒，做事有條理，不會反覆無常。

眾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體工作留給別人去做。

他不是那種事必躬親的人。

但是，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鄧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澤東更易於接近。

人們在談到毛時畢恭畢敬，對鄧卻可以直呼其名——「小平」。

他對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對客人說自己有個壞習慣——抽菸、喝酒、吐痰，而且從中自得其樂。

鄧小平在打橋牌

鄧小平堅定地為黨和國家謀利益，不為自己的朋友撈好處。

自16歲離家之後，他再沒有回去看望過父母或回鄉探過親。

他明確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

他最親密的同事都是為共同事業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組織的需要之外效忠於他的朋友。

他和妻兒的關係特別親密，但他嚴守黨紀，從不向家人透露高層機密，儘管他的妻子和4個子女也都是黨員。

作為嚴守軍紀的軍人，他接到命令就會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這會帶來嚴重傷亡。

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歡鄧小平。

有人認為他獨斷專行，不尊重別人的意見。

有人認為他過於急躁，太想沖在前面，太想強調紀律。

就像任何出色的軍人一樣，他希望下屬有令必行。

他歡迎別人提出能夠解決問題的建議性意見，但是外國人和政治異見人士對黨的批評則會讓他勃然大怒。

他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做出強硬的反應。

作為最高領導人，他準備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膽實行改革開放。

簡言之，當他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他是個嚴守紀律、經驗豐富的幹部，決心為黨和國家的需要而服務。

他的使命：建設富強的中國

在1978年以前的將近200年里，中國的其他領袖人物和鄧小平一樣，一直試圖找到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

這個與羅馬大約同時建立的帝國體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儘管經歷過一些中斷和調整，它不但在統治的人口之眾、延續時間之長上超過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明。

在這樣偌大的一個國度里，從這頭到另一頭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因而朝廷官員不可能嚴密監督每個城鎮和鄉村執行全國性法規的情況。

朝廷發明了令人讚嘆的科舉制度，擇優選出官員，培訓他們，並在予以監督的同時也賦予他們很大的地方自主權。

到18世紀末時，由於人口迅速增長和地區商業的發展，加之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到達中國沿海地區，帝國體制遭遇到危機。

當時中國有大約1500個縣，各縣平均人口約20萬，僅靠一個小小的縣衙治理。

軍事、交通、製造業和運輸新技術——例如火藥和船舶——的進步，促進了經濟和新興社會勢力的發展，使有限的基層政府無力應對。

在過去兩三百年里，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經濟，儘量不使其越出帝國的控制範圍，而如今北京的統治者卻不得不盡力使帝國體制適應這些變化。

傅高義的著作《鄧小平時代》

但是中國幅員之遼闊卻給他們帶來了麻煩。

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過去200年里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迅速增長。

在這個時期，它的版圖也向西部和東北方向擴張。

在沿海一帶，甚至在內陸某些地區，中國軍隊擋不住外國人的入侵，各地官員也無法阻止商業活動的擴張。

帝國體制受到的挑戰日益嚴峻，但它仍難以讓朝廷相信這個幾乎延續了2000年的體制正面臨著嚴重威脅。

從1861到1875年，就在鄧小平的祖父節衣縮食擴大自己的田畝時，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員則試圖平息有增無減的社會亂象。

他們沒有認識到為了應付國內新興社會勢力和虎視於國門的外敵，需要進行何等深刻的變革，因此他們仍然竭力維護傳統的威嚴——派兵平息叛亂，整飭科舉，強化儒家教育，以及大舉重修宗廟。

同治皇帝的繼任者們相信傳統體制已然動搖，甲午海戰敗於蕞爾島國日本，尤其令他們感到震驚。

1898年，在27歲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有維新思想的官員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內連下40道變法詔書和諭旨，試圖建立新秩序。

他們興辦新學，派員留洋研習西方的現代學問。

但是，日本人學西洋、圖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時間，戊戌維新派卻未能建立為變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礎。

被變法嚇壞了的慈禧太后將光緒帝囚禁於瀛台，終止了變法。

雖然後來她也廢科舉、練新軍、籌備立憲，但她同樣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

本應用於擴建海軍的銀兩，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頤和園。

受制於既有的習慣和制度，錯綜複雜的帝國體制難以改變。

到鄧小平1904年出生時，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已是積弱難返，面對內憂外患一籌莫展。

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領了湖廣總督和第八鎮統領的官署，由此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帝國體制隨之土崩瓦解。

1911年的事件被稱為「辛亥革命」，它不是組織有序的革命力量帶來的結果，而是對帝國體制失效做出的反應。

一些有才華的朝廷要員對中國面臨的問題做了很有洞見的分析，也提出了創新建議，但是從整體上說，統治者無力完成使帝國體制應對挑戰的使命。

與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許國王在位的英國不同，辛亥革命徹底廢除了帝制，建立了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但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國統治的政府結構。

辛亥革命之後，相繼登場的領導人——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試圖建立一種能使中國變得富強的新體制。

袁世凱是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威望的軍事領袖，他想以軍事手段統一中國。

可是他無法贏得民間領袖的擁護，也無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敗之際為保一方平安而武裝起來的地方軍閥。

孫中山曾與兄長一起在檀香山讀書多年，他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宣傳家和籌款人。

他先是鼓動革命，後又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

辛亥革命之後，他最初擔任的角色是與袁世凱合作組建政府——為此後來在1940年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但他很快就輸給了袁世凱。

袁世凱倒台後，孫中山於1923年在廣州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府。

他還組建了國民黨來為國家提供政治領導，在名義上建立了一個有民主框架的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吸引了一批愛國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人物——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和林彪，這些人當時也是國民黨員。

他強化了民族主義，鼓勵年輕人出洋留學，促進了大眾媒體的發展。

但是，面對混亂的國情，他既缺乏組織能力，也缺少建立有效政治體制的必要支持。

他於1925年懷著未竟的夢想去世。

蔣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過訓練的年輕軍官，孫中山將他帶到廣州，讓他擔任剛成立的黃埔軍校的校長。

蔣在這裡培養了一批新式軍官，他們將領導軍隊統一全國。

蔣介石在1925年接過孫中山的衣缽，但他難以控制國民黨內部的共產主義者與右翼之間日趨激烈的鬥爭。

這場黨爭後來發展成雙方反目。

蔣介石在1927年4月斷然清黨，屠殺了那些拒絕放棄共產主義宣誓效忠國民黨的人。

蔣介石是個頗有才華的軍人，但是為了進行統治，他要與諸如大商人、地主和軍閥這樣的權勢集團合作，而那些人已經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

在並不穩固的軍閥同盟的支持下，他成為中國政府的首腦，可是他無力控制腐敗和通貨膨脹，從而失去民心，在後來的內戰中輸給了更加團結的共產黨；後者在抗戰期間建立了強大的黨和軍隊，並利用城市居民對於物價飛漲的恐懼和農民想通過重新分配地主財產獲得土地的願望，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毛澤東是個魅力十足、有遠見和智慧的傑出戰略家，也是一個精明的權謀家。

他率領中共打贏了內戰，在1949年統一全國，收回了外國占領的大部分領土。

他在內戰期間積蓄的軍隊足夠強大，加上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和宣傳，使他得以在50年代初建立起一套政治結構，深深地滲入到鄉村和城市。

他建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政權，並在蘇聯幫助下著手建設現代工業。

到1956年時，國家已穩定有序，毛澤東原本有機會給中國帶來富強，然而他卻把國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烏托邦，導致嚴重的食品短缺。

1976年毛去世時，國家仍然處在混亂和貧窮之中。

《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一期

鄧小平在1978年上台時，具備許多他的前輩所沒有的優勢。

在19世紀中葉時，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新技術和沿海地區的發展給中國的體制帶來了多麼嚴峻的挑戰。

清末的維新派對於落實新觀念需要怎樣的制度變革也沒有清楚的認識。

在袁世凱和孫中山時代，既無統一的軍隊，也沒有能把角逐權力者團結在一起的政權結構。

而毛澤東沒有出國的經歷，他在掌權後由於「冷戰」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鄧小平上台時，毛澤東已經完成了國家統一，建立了強大的統治體系，引入了現代工業——這些都是鄧小平可以利用的優勢。

很多高層領導人認識到毛的群眾動員體系已經失效，中國的科技已大大落後於外國，中國亟須向西方學習，整個體制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鄧小平能夠依靠那些受過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曾被打倒，但逃過了劫難。

這些重返工作崗位的老革命，願意團結在鄧小平和黨的領導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為受過現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過渡。

1978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變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國樂於幫助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

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張，中國更容易地進入新市場——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台灣和香港地區——並獲得新技術，它們也提供了欠已開發國家迅速實現現代化的範例。

與東歐各國不同，中國在60年代就徹底擺脫了蘇聯，這意味著它的領導人在決策時可以只考慮什麼對中國最有利。

1991年，深圳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創建初期的狀態

但是，如果缺少一個強有力的、能夠將國家團結起來並為它提供戰略方向的領導人，中國在1978年具備的所有這些有利條件，仍不足以讓這個巨大而混亂的文明轉變為現代國家。

與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或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做了更好的準備。

他將完成近200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即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在完成這項使命的過程中，鄧小平在不同時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

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者。

從1967到1973年的「文革」期間，他利用下放農村的時間思考改革的必要。

1974和1975年時毛澤東仍然在世，鄧被委以整頓國家的職責，這為他後來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他在1977年成為改革家，先是在華國鋒手下工作，然後在1978年成為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

鄧小平1974年會見一個美國的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

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

」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和解決問題。

他引導著中國的轉型——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使得這個國家和他1978年接手時相比，變得幾乎難以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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