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被流放，全因王安石，但蘇東坡不恨他

蘇東坡被流放，全因王安石，但蘇東坡不恨他

文/晏建懷

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沒有哪個像蘇東坡一樣，無論古人還是今人，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達官顯貴還是販夫走卒，都齊了心似的喜歡他。

喜歡他的詩詞，喜歡他的文章，喜歡他的書法和繪畫，甚至烹個菜都要美其名曰東坡肉、東坡魚、東坡豆腐，可見喜歡到骨子裡了。

其實，人們最喜歡還是他的為人，雖然一世為官，卻沒有傳統官僚的世故，一世為文，卻不見世俗文人的虛假。

國人歷來強調「人貴直，文貴曲」，但蘇東坡卻背傳統而自任，無論對象是誰，凡遇不平，不吐不快。

同僚石介曾作《三豪詩》，對石延年、歐陽修、杜默三人的才華極盡讚譽，說石延年豪於詩，歐陽修豪於文，杜默豪於歌。

石延年、歐陽修才氣卓絕，冠以「豪」，可謂實至名歸。

杜默特別愛寫詩，但詩才拙劣，其詩多不合格律，常常鬧笑話，以致後人把因言事不合格者比喻為「杜撰」，杜者，杜默也。

蘇東坡讀過杜默一首《送守道六子詩》，詩曰：「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

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

」這樣形同白開水、毫無韻味的詩才也被石介列為文壇「三豪」之一，蘇東坡深感反胃，忍不住打趣說：「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蘇東坡還把這件事記錄在自己的隨筆集《志林》中，廣為流傳，聞者無不笑倒。

在提出自己的意見時，蘇東坡從不懂得「為尊者詩諱」這一讓人明哲保身的「官箴」。

歐陽修是發現蘇東坡的伯樂，步入仕途的老師。

歐陽修寫了一篇《朋黨論》，蘇東坡不認同其中觀點，隨後就作了一篇《續歐陽子朋黨論》。

老師說，君子有朋，小人無朋；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則天下太平。

蘇東坡卻說，「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

有黨則心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與老師的觀點針鋒相對。

蘇東坡率性剛直，言事不辟斧鉞。

宋神宗上台後，面對外憂內患，心急如焚，振興國力的願望非常迫切，便啟用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

王安石屬於激進的改革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動改革的力度空前，還說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驚天之語。

蘇東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見時，實話實說：「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意思是改革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

他對激進的改革進行批評，讓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興。

於是，他們把蘇東坡安排到開封府當推官，讓他靠邊站。

然而，即使是面對排擠，蘇東坡依然故我，特別是對「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青苗法」，簡單地說就像由政府成立一個「農業銀行」，農民春種時借錢買種，秋收時還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為農民提供生產資金，三是政府創收。

然而，這一表面誘人的政策，在執行中卻由「不許抑配」即農民自願演變成了強迫貸款，由幫助資助生產與政府創收兼顧變成了政府創收和官員謀利，導致許多農民債台高築，有的甚至家光業盡。

蘇東坡了解實情後，連續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細數「青苗法」在執行中對農民造成的傷害。

王安石知道後，十分惱怒，不久便指使御史彈劾蘇東坡，蘇東坡從此開始了貶官生涯，由北至南，由富庶之都到不毛之地，越貶越遠，最後，六十一歲的他，還被貶至茫茫海外的瓊州（今海南省），足見「人貴直」中的「直」字是多麼的昂貴，因為這個「直」字，蘇東坡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不過，蘇東坡雖然因為剛直而屢遭厄運，但他的境界高就高在，他只對事不對人，從不記恨那些給他使過絆子的人。

王安石，以及後來的宰相章惇等人，都曾排擠或陷害過他，但蘇東坡對他們個人，卻從來都沒有表露過絲毫的怨恨或憤懣之情，後來甚至還與王安石詩酒唱酬，成為了朋友。

這說明，在蘇東坡的人生字典里，沒有「敵」而只有「友」，蘇東坡只恨那些可恨之事，具體到某個人，他卻從來不放置心頭的。

對於起起落落的仕途，蘇東坡也坦然自若，順流快慰，逆流也不悲苦，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他（蘇東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渦之中，但是他卻光風霽月，高高超越於苟苟營營的政治勾當之上。

他不忮不求，隨時隨地吟詩作賦，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心之所感，至於會招致何等後果，與自己有何利害，則一概置之度外了。

」這就是蘇東坡，真誠，剛直，達觀，一個曠世絕代的真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