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從蘇聯回國時蔣介石提出了一個要求，讓蔣經國很不爽

1933年6月間，王明發電報把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蔣經國召回莫斯科。

經國抵達時，王明告訴他，蔣介石在上海宣布，聽說兒子即將回中國；如果消息屬實，他會當即逮捕兒子。

其實，蔣介石內心也在挂念遠謫異國的兒子。

曾在日記里嘆息家庭破裂，「兒子遠在他鄉」。

他在日記中還寫下：「任何人認我為父，就必須承認我妻美齡為母。

」這也是後來蔣經國能回國，蔣介石對其開出的唯一條件。

1934年夏天，蔣經國由莫斯科回到斯維德洛夫斯克之後，中國國民政府主動「與俄國正式交涉」恢復南京及莫斯科之雙邊關係，以及「遣返蔣經國」的議題。

1934年10月16日，中共開始撤出江西的長征。

史達林一連幾個月都在細細盤算蔣介石要求放經國歸國一事。

蔣經國在回憶錄中提到，從8月到11月，蘇聯國家安全部突然密切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兩名特務每天形影相隨跟蹤他。

在緊密監視的過程中，蔣經國被拔擢為烏拉爾馬許工廠報刊《重工業日報》(HeavyMachinery)的副主編。

按一般常理，受到嚴重懷疑的人，不會有機會得到這個宣傳機關的職位，因此，特務可能是要查證經國的忠誠度。

過了幾個星期，國家安全部烏拉爾地區主管李希托夫召見蔣經國，通知他，中國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國。

蔣經國說，李希托夫表示，國家安全部希望他寫信給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願意回到中國」。

蔣經國聲稱他拒絕聽命，幾天後，李希托夫又對他說，中國大使館有位秘書希望跟他會面。

蔣經國和這位中國外交官單獨會面，但鄰室坐了兩個人。

這表示蔣經國不能自由發言。

「我當然不敢多說話，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國。

我們只能談談國內的進步，以及我家人多麼盼望我回國等等。

」

中國駐蘇大使館立刻把和蔣經國接觸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報。

60多年之後，台北當局還不肯公開當年南京和駐莫斯科大使館之間就這個議題的來往函電，忌諱蔣經國當時親蘇、反國民黨的言談會引起難堪、尷尬。

1937年初，蔣介石依然不能確定是否能再見到親生骨肉。

他在日記中寫下：「我深盼兒子能回來……但是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

」

蔣介石的這個內心獨白，無意中暴露了蔣緯國不是他親生兒子的秘密。

這一年的2月間，莫斯科再次傳喚蔣經國由史維德洛夫斯克進京，但是這一次要他帶著家人及隨身細軟。

工廠里許多同志來到斯維德洛夫斯克火車站，向他們認識的伊利札洛夫同志一家人道別，大家於寒風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舉行茶會。

蔣經國對朋友們宣稱：「（蘇共）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

鏡頭轉到莫斯科，紅軍友人在伏特加酒和豐盛的菜餚助興下告訴蔣經國，蘇聯會盡全力協助中國擊退日本。

當時還未遭到整頓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極可能和他見面談話。

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見蔣經國，表示希望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中、蘇關係日益密切。

最高潮是蔣經國進見史達林話別，談話主題無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3月初某個寒風刺骨的夜裡，蔣廷黻大使接到使館僕役的報告，有位中國客人到訪，但是此人在未見到大使本人之前，不願透露姓名。

這位滿臉笑容、兩頰紅潤的青年訪客進來後，立刻表明身份。

蔣大使還來不及問話，蔣經國已經問：「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蔣大使向他擔保，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

1937年4月19日，蔣經國乘坐蘇聯貨輪帶著妻兒回到了國內。

1935年，蔣經國在蘇聯與礦場女工芬娜結合，芬娜後來改名叫蔣方良。

1936年1月，蔣經國在蘇聯《真理報》發表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

第二年，在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被獲准回國。

從1925年10月留學，到1937年回國，蔣經國在蘇聯一共生活了12個年頭。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與宋美齡舉行婚禮時，其元配，也就是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依然在奉化溪口老家照顧家事，直到1939年12月，日本飛機轟炸溪口時罹難。

對於母親苦難的一生，蔣經國心中雖然不忍，卻又萬般無奈。

當宋美齡嫁入蔣家，蔣介石讓蔣經國對宋美齡必須稱呼母親這一條件，讓蔣經國很不爽，但迫於父親的壓力，他只能這樣稱呼了。

（劉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