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蔣經國為何加入蘇共?痛批蔣介石 斷絕父子關係

1925年10月，上海江灣港口。

悠長的汽笛聲中，一艘蘇聯貨輪緩緩駛出長江口。

甲板上站著一群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望著逐漸遠去的港口，唱起了《國民革命歌》和《國際歌》。

激昂的歌聲在深秋的風中飄揚……

這群將要經海參崴乘火車前往莫斯科的年輕人，是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根據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派往蘇聯的留學生。

裡面有幾個應該記住的名字：一個叫張錫媛的美麗姑娘，一年後成為鄧希賢的戀人。

鄧希賢的另一個名字，是鄧小平。

另外一個操著安徽口音的18歲青年叫陳紹禹，他也另外有一個名字，王明。

此外還有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于右任的女兒於秀芝等。

不過，這裡面還有一個不應被忽視的年輕人——蔣經國。

這位註定將在中國近現代史留下深深足跡的年輕人，當時只有15歲，也只有一個身份——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大公子。

聽鄧小平講巴黎的故事

1925年11月，這群年輕人在寒風凜冽中抵達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中央車站。

隨後，全部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校方給蔣經國取了個俄羅斯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

這個名字蔣經國一直用了12年。

在網上可以找到蔣經國少年時的照片，方臉，短髮。

由於蔣介石管教很嚴，蔣經國臉上總有一縷拘謹的神態。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遺傳的原因，蔣經國對政治有著天生的熱情。

早在上海讀書時，他就在五卅運動中擔任學生領袖，發動群眾抗議日本帝國主義。

學校當局以「思想危險、行為越軌」為由，將他開除。

那年夏天，蔣經國又來到廣東，探望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父親蔣介石。

在校園裡，他遇見許多來自蘇聯的學生，感到「只有俄國人才是中國的真正朋友」。

留蘇的蔣經國積極參加學校的政治運動。

儘管離開上海之前，蔣經國已經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可他更喜歡跟共產黨員打交道，並且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俄共青年團。

他寫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這一篇蔣經國留蘇期間最早留下的文字記錄，被莫斯科中山大學貼上布告欄《紅牆》。

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將這位年僅15歲的作者拔擢為《紅牆》的編輯。

1926年春天，蔣經國所在的班級多了一位來自法國巴黎的插班生。

這位插班生比蔣經國大5歲，來到莫斯科之前已在巴黎留學5年——他叫鄧希賢，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被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舍吉維奇。

由於他爽朗活潑、愛說愛笑，富有組織能力和表達才能，得到了「小鋼炮」的外號。

蔣經國身材不高，鄧小平比他還矮。

兩人因形體相似，倍覺親近，交情一直不錯，經常在黃昏時到莫斯科河邊散步。

蔣經國對鄧小平在巴黎的經歷很感興趣，向他了解情況(蔣經國留學首選目標其實是法國，後來改變了主意)。

鄧小平就寫了幾篇文章，記錄了他在巴黎勤工儉學的經歷，交給蔣經國編輯的《紅牆》發表。

1927年，鄧小平回國，受中國共產黨派遣，到馮玉祥的國民聯軍所屬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工作，任政治處處長、學校中共組織的書記。

那時，正是中國局勢大震盪的前夕。

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仍被蘇聯扣押

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最初一段日子過得還不錯。

大約1926年底，處於16歲青春期的蔣經國有了一段羅曼史，他和馮玉祥的15歲女兒馮弗能墜入情網，不久又結了婚——當時在莫斯科，結婚是很簡單的事，甚至根本不必辦理婚姻登記，男女雙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就行了。

在大齡男光棍成堆的中山大學，這還真是個奇蹟——尤其對蔣經國這種其貌不揚的男人來說。

但平靜而浪漫的生活很快就被來自國內的風波打斷。

1927年「四·一二」政變爆發，消息很快傳到了蘇聯。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立刻召開會議，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行為。

滿腔怒火的蔣經國在講台上抨擊蔣介石是「叛徒」、「殺人兇手」。

不久，蔣經國又在蘇聯《消息報》發表給父親的公開信：

蔣介石的背叛，並非意外，當他口頭頌揚著革命的時候，已漸漸地開始出賣革命，一心想和張作霖、孫傳芳共流合污。

他的革命事業，已經結束了。

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從此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敵人。

過去他是我的父親、革命好朋友。

去了敵人的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

「四·一二」政變意味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終結，也意味著中國國民黨與蘇聯當局的蜜月走向了盡頭。

第三國際東方部和蘇聯當局採取報復政策，一面解散「國民黨旅莫支部」，一面大量驅逐中國學生離境。

很快，國民黨籍的學生幾乎全部被清退並遣返回國。

滯留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是共產黨員。

雖然蔣經國發表公開信斷絕與蔣介石的父子關係，但蘇聯當局並不打算讓蔣經國回國，幾次駁回了他的回國申請。

蘇方認為，「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

」蔣經國成了「人質」。

此時的蔣介石一定在後悔。

在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甚至都沒有通知自己的兒子，導致蔣經國成為留學蘇聯最久的人。

「革命夫妻」閃婚閃離

馮弗能是馮玉祥的大女兒，俄文名字叫「妮芝達諾娃」。

這是一位美麗的少女，不過對政治的興趣遠遠比不上蔣經國。

她也很少參加社會活動。

因此，蔣經國不少思想激進的朋友都認為，馮弗能不配做他的妻子。

「四·一二」政變，讓蔣經國和馮弗能面臨兩難選擇。

馮玉祥與蘇共的關係一度很好，1926年，馮玉祥被張作霖與吳佩孚聯軍打敗，還奔赴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受到了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學生的熱情歡迎。

「四·一二」後，馮玉祥於1927年6月宣布與蔣介石合作，與蘇共斷絕關係。

蘇共中央立即通過莫斯科中央大學的共產黨支部，要求馮弗能與馮玉祥劃清界線。

沒料到，馮弗能堅決不願與父親反目。

在政治和親情面前，她選擇了親情。

馮弗能要求返回中國，並試圖影響蔣經國與她同行，蔣經國拒絕了。

不僅如此，蔣經國還在1927年7月向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委會寫了一封自白書，宣布斷絕與馮弗能的夫妻關係。

他在自白書里聲稱，「她想對我加工(改革思想)，我也曾對她加工」。

暗指馮弗能是國民黨派來監視、影響他的。

這顯然是無中生有之說，但話說到這份上，可見蔣經國之決絕。

1928年5月25日，馮氏兄妹終於獲准回國。

此後，蔣經國與馮弗能終生不復相見。

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冬天，蔣經國曾去過一次蘇聯，商議國共和談、外蒙獨立等事宜，並兩度與史達林會談。

會談間隙，蔣經國來到莫斯科河濱散步。

夕陽西沉，河邊人影憧憧。

這正是當年黃昏後，他和馮弗能散步溫存的地方。

舊地重遊，但已物是人非。

蔣經國心頭湧起的，想必還有那麼一縷惆悵吧?

蔣經國不知道的是，這時，馮弗能已另嫁他人，跟蔣經國一樣，也住在南京。

加入蘇共，因表現太好驚動史達林

雖為「人質」，蘇聯當局對待蔣經國堪稱「優待」。

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出來後，蔣經國先在莫斯科軍事特種技術學校進修，半年後被保送進入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大學學習。

這是正規軍事學府，專門為蘇聯紅軍訓練優秀的軍事指揮官。

與莫斯科中山大學不同的是，這裡上課不用翻譯，課程偏重軍事技術。

另外，學校除了教軍事之外，同時教政治。

蔣經國在日記中寫下對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心得：

黨的工作對象是黨員群眾，軍事政治工作對象為非黨員群眾，黨對兩機關的政治工作，必須互相發生關係，所執行的政治路線是相同的。

我們共產黨在軍隊中就是唯一的領導者。

在每軍、師、旅、團中皆有共產黨代表，他的權力與軍官相同。

軍部命令如不經過黨代表簽名不能有效，連部中政治指導員制度，他的任務完全與黨代表相同。

在國內戰爭時期中，黨代表除作宣傳訓練工作外，尚有檢查及監視軍官命令正確與否的責任。

這種體會是很深刻的。

1950年，敗退台灣的蔣介石總結教訓，結論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搞不過共產黨。

因此，由蔣經國接手，把以前的國軍政工局改組為國防部總政治部。

「於是海峽兩岸，標榜的主義迥異，控制軍隊的方法雷同」，《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如此評價。

1929年12月，蔣經國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

為了表示堅定的立場，他還一度在蘇聯報紙上發表聲明，如果將來有機會碰到蔣介石，要「給他和他的黨羽嚴酷的懲罰」。

12月15日，蔣經國被接受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黨員。

所謂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

這說明他是被作為特殊情況處理的。

1930年，蔣經國曾有一次機會回國。

那時，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從軍政大學畢業。

校方在他的個人檔案里如此評論：「非常聰明、忠誠，是全校最優秀的學生。

」蔣經國的表現太好，以至於驚動了史達林。

史達林指示蘇共中央有關部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商議，準備把蔣經國派回中國，參加中共領導的紅軍。

但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拒絕了史達林的建議。

這就讓蔣經國第一次回國的機會成了泡影。

他再度請求到紅軍工作，這個請求也落了空。

與王明發生衝突，被下放勞動

從軍政大學畢業後，蔣經國進入莫斯科郊外的狄拿馬電氣廠實習。

後來，因為捲入蘇共的「托派」之爭，他被送至一個叫石可夫的集體農場勞動。

托洛茨基在史達林等人的排擠下，逐步退出權力核心，甚至被開除出聯共中央。

1927年11月7日，著名的紅場事件發生後，「托派」被定性為反黨、反蘇維埃和反革命組織，成了被嚴厲打擊的對象。

1929年，蘇共更是針對「托派」發動了一場殘酷的清黨運動……

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曾經加入過「托派」組織。

後來，為了進入軍政大學學習，他退出了「托派」。

不過，厄運並未因此放過他。

1931年，已經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來到蘇聯，無意中碰到蔣經國。

在一次會議上，不知出於什麼狀況，率性的蔣經國批評了王明，後者勃然大怒。

王明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他提出要對蔣經國嚴加懲處。

蔣經國不甘受罰，以身體原因提出申述。

好在蘇共中央出於政治鬥爭需要，對蔣經國採取了保護措施，只是把他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石可夫集體農場勞動。

第二年，他被送到西伯利亞的的阿爾泰地區做工。

1931年前後，是蔣經國在蘇聯最難熬的時光。

當時，蘇聯發生了「大饑荒」，消費品奇缺。

半生追隨蔣經國的謀士王升，曾經記載蔣經國這段近乎傳奇的生活經歷——那時候，蔣經國常常身無分文，甚至還討過飯。

一次，發現一家餐館後面有一條地溝，裡面漂浮著一層油水，餓昏了的蔣經國把油水舀起來，裝在罐子裡，回去之後燒著吃。

還有一次，蔣經國生病倒在路上，幸虧一個叫「小彼得」的要飯孩子，把每天討來的飯送給他吃，救了蔣經國一命。

後來，「小彼得」死了，蔣經國還寫過一篇文章《永遠不要掛起白旗》，紀念這位患難之交。

這之後，蔣經國先後做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一家重型機械廠的技師、助理廠長，以及當地《重工業報》的主編。

1935年，蔣經國與這家工廠的女工、白俄羅斯姑娘芬娜(後改名蔣方良)相戀、結婚，同年12月生下長子蔣孝文，次年得一女蔣孝章。

「西安事變」促使蔣經國回國

在蘇聯的每一天，蔣經國都未放棄回國的努力。

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他曾經通過一個名叫陳甫玉的華僑帶信給蔣介石。

遺憾的是，陳甫玉在距離中蘇邊境只有幾里的赤塔被捕。

與此同時，思子心切的蔣介石也在想辦法把蔣經國營救回國。

他在1934年2月13日的日記中說，「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

若不奮勉，何以對先人?何以見後嗣?勉之!」 8月15日的日記中說，「近日病中，想念兩兒更切，甚望其能繼余之業也」。

1936年12月，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

在這之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

蔣介石兩次見周恩來時也答應，只要紅軍聽命國民政府，接受統一指揮，他「不單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

國共雙方「一笑泯恩仇」，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標誌，展開了歷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變」發生戲劇性轉變，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蘇關係。

蘇聯當局對蔣經國回國的態度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

1936年11月上旬，蘇俄駐華大使通過第三者向蔣經國傳達，「經國可以回國」。

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蔣經國叫來莫斯科。

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他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國，但首先要寫一個聲明，保證回到中國後不跟中共作對，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3月25日，蔣經國到中國駐蘇大使館領取護照，向蔣廷黻大使辭行。

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蔣經國到自己家裡，對他說：「請轉告令尊蔣總司令，共產黨已經誠意決定和國民黨聯合。

」

25日下午2時，蔣經國攜妻子離開莫斯科，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車經海參崴回國。

在快車上，蔣經國給季米特洛夫寫信稱，「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熱忱的布爾什維克的問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

目前尚無證據顯示，季米特洛夫究竟給了蔣經國哪些指示。

想來無非是讓他回國後，搞好國共關係，動員蔣介石積極抗日云云。

蔣經國還在路上時，蔣介石就釋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蘇聯特工站站長「雅柯夫」。

耐人尋味的是，蔣經國回國前，還最後一次向蘇共中央投書表白忠於史達林，同時秘密告發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廠同事的「反黨言行」。

據稱，當蔣經國從莫斯科乘火車途經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時候，他的這些同事還趕到車站為他送行……

小蔣終其一生的「赤化」烙印

回到中國，並沒有想像中父子相見、無語凝噎的動人場景。

蔣介石甚至好幾天沒有召見這位12年沒有謀面的長子。

「你現在還是共產黨員，而且還寫信罵他，你必須先寫信給他，向他報告，你已經不是共產黨員，希望加入國民黨」，對蔣介石心態一清二楚的陳立夫提出建議。

於是，蔣經國寫了封信，拜訪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並請他轉交蔣介石。

吳稚暉向蔣介石轉述了蔣經國在蘇聯的12年留學經歷，一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之後，蔣介石被說服了，終於肯接見長子，安排在杭州市的國民政府主席別館進行。

一進門，蔣經國就向父親跪下，三叩首。

他以如此獨特的方式，表達與過去12年徹底決裂的態度。

蔣經國說到做到。

一方面，在這之後，他不再是蘇聯共產黨員「尼古拉」同志。

相反，他以堅決的「反共」立場，出現在中國政壇。

另一方面，不管是在書信還是在日記中，蔣經國都極少提及留蘇經歷，12年的風風雨雨被他封進了記憶，絕不輕易示人。

但即使如此，12年留學蘇聯的經歷，蘇聯政治、經濟、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並不是他想忘就能忘的。

甚至終其一生，蔣經國的為人行事，都帶著深深的「赤化」烙印。

1940年10月1日，江西贛州群樂大戲院內，剛剛年滿30歲的蔣經國對著贛南十一縣的縣長、秘書、參議會議長、社會賢達等慷慨陳述其「三年計劃」，「我們在三年之內，要辦331個工廠，要開墾2萬畝荒地，要辦314個農場，要建築995個農業示範區，要成立3000個合作社，要建築6043個水利工程，要開闢321個果園，要建築259個新校舍……」

蔣經國要在3年內，將贛南建成一個「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的新社會。

此時，離他受蔣介石任命，履新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一職不到4個月。

很顯然，這不過是蘇聯「五年計劃」的照搬照抄。

「三年計劃」只是經濟上的影響，事實上，政治上的影響更為深遠。

蔣經國認為，一個治理國家的領導人必須兩條腿走路──計劃經濟與秘密警察。

前者可以抓住民心，後者才能抓穩政權。

他曾寫信告訴蔣介石，史達林為了提防內部反對勢力圖謀不軌，無情地槍決了八大紅軍將領。

蔣經國在信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打勝仗需要千軍萬馬，但如果敵人在領導人身邊埋藏一兩個姦細，就可以打敗這千軍萬馬。

說到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大致明白，為什麼蔣經國在回國之前，還要向史達林秘密告發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1947年2月，蔣經國向蔣介石提出了「特種監察網組織計劃」。

該計劃集中央調查統計局、保密局、國防部第二廳、憲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廳、交通警察總局六個情報機構的權力於一身，如果蔣介石接受了這項構想，那麼蔣經國將取代戴笠，成為新一代更有實權的特務首腦。

不過，因為內戰的原因，該計劃被蔣介石無限期擱置下來。

1950年3月，被趕到台灣的蔣介石任命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和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後改為「國家安全局」)。

前者是軍隊中的政治機構，後者則是「特種監察網組織計劃」的變體。

直到1988年去世，蔣經國都是「國家安全局」的實際領導。

應該指出的是，蔣經國在去世前解除了實行38年56天的「戒嚴令」，並開放了「黨禁」和「報禁」，從而大大推動了台灣民主進程——這可能是他唯一併非在蘇聯學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