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的不完全書單：「凡延安有的書，我幾乎都看過了」

《鄧力群自述》書封

今年11月，《鄧力群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年暑期，鄧力群在北戴河休假，每天上午同編寫組的同志談兩三個小時。

從8月4日至20日，談話十六次。

編寫組成員對鄧力群1915年至1974年六十年經歷的自述進行了整理。

鄧力群在新書後記中寫道：「從我的經歷可以看出，中國人民革命的大熔爐，怎樣把一個青年學生鍛鍊成為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在老一代革命家的教育培養下，又怎樣成為中央領導同志的助手，怎樣經受住『文革』的考驗。

」

宋平在為新書撰寫的序言中寫道，「讀力群的自述，老一點的同志會聯想到自己的經歷，年輕同志會從他的一生中看到，一個從舊家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怎樣成長為一個黨和人民需要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

」

《鄧力群自述》的出版已是鄧力群身後之事。

據新華社報導，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2月10日16時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宋平說，鄧力群在五七幹校五年半，白天挨批鬥、勞動，每天晚上三個小時讀書。

「他的自述開了一個書單，從《馬恩全集》《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魯迅全集》，到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清史稿》和一大批其他歷史著作、中外文學作品。

一部《資本論》，一字一句讀了三遍。

」

鄧力群自己則談到，「我這個人從上小學開始就愛讀書，一生離不開書。

」

在成長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路上，鄧力群有過大量閱讀。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注意到，《鄧力群自述》一書，也披露了不少他曾經讀過的書目。

從舊文學到新文學到進步書籍

鄧力群的祖父當了一輩子私塾先生，父親是前清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的秀才，還是個在家鄉湖南省桂東縣流源鄉興辦初等小學堂的維新派。

1915年出生的鄧力群是父親最小的兒子，俗稱滿仔，乳名叫煥修，學名叫鄧聲喈。

鄧力群的閱讀從舊小說開始。

小學期間，「在我的課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看舊小說。

」鄧力群回憶。

「第一個介紹我看《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征西》的是我的姐夫胡昭明。

能夠讀遍中國的舊小說，則是得益於大姨媽家的藏書。

我到大姨媽家的次數最多。

她的大兒子即我的大表哥，同時也是我的堂姐夫。

在表兄弟中，他待我最好。

他家藏有很多舊小說，中國的舊小說，木刻的，石印的，鉛印的，他那裡幾乎都有。

我每次去，都要看個夠。

回來後還想去，再接著看那些沒看過的小說。

我對舊小說的了解和知識就是這樣得來的。

」

1929年，鄧力群考入長沙兌澤中學。

在長沙，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鄧力群轉向了新文學。

他談到，「印象深的有三本：蔣光赤的小說《鴨綠江上》《少年漂泊者》和冰心的《寄小讀者》，很受感染。

也讀了郭沫若的新詩集《星空》《橄欖》，印象深的是那些愛情詩，詩人同愛人一起數天上的星星。

還讀了翻譯小說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沒有讀懂。

讀了這些新文學作品，寫作文時也跟著學。

」

1931年，鄧力群轉學北平，並進入匯文中學讀書。

他回憶，「1933年以前學好功課是第一位的，課外主要看小說。

這時我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籍。

當時出版的書，翻譯過來的舊俄蘇聯、英國法國的書，我讀得很多，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屠格涅夫的《父與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科羅連柯的《盲音樂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莎士比亞的劇本，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的不少小說，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巴比塞的《史達林傳——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等等。

中國的左翼作家，魯迅的《吶喊》《彷徨》看了，魯迅的雜文集，每年都出版一本到兩本，《三閒集》《二心集》《准風月談》《偽自由書》《花邊文學》，我都讀了。

還有他的翻譯作品，如果戈里的《死魂靈》，法捷耶夫的《毀滅》，也讀了。

茅盾反映大革命時期鬥爭情況的小說《虹》《蝕》以及《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韋護》《母親》等；郭沫若創作的、翻譯的文學作品，以及研究著述，如《青銅時代》等，也都讀了。

還有郁達夫、張天翼、林語堂等的書。

1935年、1936年還讀了曹禺的《雷雨》《日出》，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等。

當時的進步書籍，出一本，買一本，讀一本。

」

1934年，鄧力群開始看社會科學的書籍，「列寧的《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等書，雖然不太懂，還是認真地作了閱讀筆記。

並且推動關係好的同學讀這類進步書籍。

」

他自己談到，「在匯文中學的同學中，以至於參加革命工作後的同事中，比我讀書多的，還比較少見。

當時讀的這些書，對我思想左傾、政治左傾，有很大幫助。

讀書增進了反日情緒，反日情緒又加強了讀書興趣。

」

「凡延安有的書，我幾乎都看過了」

1937年4月，鄧力群幾經輾轉，抵達了延安。

他回憶，「一到延安，非常明顯地感覺到與北平不同。

這裡是一個自由的天地。

延安有言論和思想的自由，還有信仰的自由。

更不用說，延安有救國、救亡的自由，還有武裝抗日的自由。

不像在國民黨統治區，誰救國就限制誰、迫害誰。

」

來到延安後，鄧力群先後在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工作。

「在黨校的學習時間不長，只有四個月，卻使我的馬列主義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高……我雖然在白區看了一點書，有一點文化知識，但馬列主義究竟是什麼，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什麼，黨的建設中有什麼問題，我並沒有實際的認識。

在五班的幾個月，雖說學習只是初步的，但對我來說，每堂課都是豐富的精神享受。

」

1937年12月底或是1938年1月初，鄧力群留在中央黨校當了一個多月的班教員。

「做教員前，延安還找不到什麼書。

做了教員以後，趕上延安開始自己印書了。

最早印了兩本書，我記得其中一本是《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

在教員崗位上，鄧力群工作了整整5個月時間。

他記得，「這期間，教學的工作不多，只是備課，還沒有正式上課。

白天、晚上，我都是讀書。

之後，由張聞天組織翻譯的《列寧選集》20卷、《馬恩叢書》10卷陸續印出來了。

這些書出一卷我就讀一卷，很認真地看，由於有了在五班的學習基礎，再讀這些書，就能夠讀進去了。

我當教員安心，讀書也安心。

」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講演，講演題目是《論持久戰》。

當時，剛到馬列學院不久的鄧力群被派去做記錄。

鄧力群談到：「《論持久戰》在我的腦海中刻下了永久的記憶，是我終生喜愛和學習的著作，在以後幾十年的工作中，我反覆研讀這一著作。

『文革』中，特殊的環境又使我更進一步領會到《論持久戰》不僅是一部卓越的軍事著作，它首先是一部傑出的哲學著作，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範例，是毛主席辯證法思想的最高成果。

從1967年開始，我一邊讀《論持久戰》，一邊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辯證法問題的其他著作，把歷史和顯示、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既做些摘錄，也發些議論。

這樣，至1975年春天，我整理的《學習<論持久戰>哲學筆記》一書基本完稿了，全書約14萬字，在近八年的讀書、整理過程中，大的修改、補充一共搞過八稿。

」

《資本論》也是鄧力群的學習書目。

「馬列學院是以《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容為主的。

」

此外，「1939年，張聞天還在馬列學院組織了一個研究《資本論》的學校小組，馬列學院的一些老師參加了，也吸收了一些學生。

我記得有王學文、吳亮平、艾思奇、王思華等老師，何錫麟和我參加了……兩周一次在張聞天的窯洞裡學習討論半天，一年時間，風雨無阻，從未間斷，把《資本論》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學習討論了一遍……這些老師為了深入理解《資本論》，不僅拿中文版同德文版《資本論》對照研讀，還把當時能夠收集到的英、俄、法、日文的版本對照，分析和研究，那種討論和鑽研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依然令人神往啊！」

1941年，鄧力群被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8月，毛澤東關於審乾的「九條方針」傳達開來。

「『九條方針』一下來，大家的頭腦開始冷靜了……這之後，中央指定高級幹部學習幾本書，我記得有《左派幼稚病》《兩個策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黨宣言》《聯共（布）黨史》和毛主席親自指導編的《兩條路線》，有關文件也發下來了。

我、何錫麟、周太和作為中級幹部代表研究室參加了學習。

」

在整風學習過程中，鄧力群還寫過一張大字報，檢查自己的「學風」問題，題目叫《把箭射向自己》。

其中，他引述了《列寧選集》中的原文。

鄧力群自己總結，「在延安的八年中，除了讀有關研究工作的書以外，我還讀了很多文學書、歷史書……在延安時，看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書，舊俄的書，美、英、法國的小說，還有大後方出版的文學著作、社會科學著作。

凡延安有的書，我幾乎都看過了。

原來讀魯迅的書，是出一本讀一本，這時《魯迅全集》出版了，我讀了一遍。

范文瀾帶到延安的幾十箱子舊書，別的舊書沒有看，把一套線裝的《筆記小說大觀》通讀了一遍。

現在記憶中還有唐、宋筆記小說的一些印象，如：《隋唐嘉話》《朝野僉載》《明皇雜錄》《唐語林》《大唐新語》《春明退朝錄》《澠水燕談錄》《龍川略志》《東坡志林》《歸田錄》《齊東野語》《春渚紀聞》《老學庵筆記》《遊宦紀聞》，等等。

幾十種筆記和小說啊！我當時無論白天、晚上，從來沒有停止過讀書。

」

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之時，鄧力群把藏書全部送給了熟識的同志，只留了毛澤東寫的兩本書，一本是《農村調查》，另一本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下到幹校五年半，「堅持晚上讀三個小時書，一天也沒有間斷」

《鄧力群自述》中，再一次大篇幅談及讀書，已是「文革」期間，鄧力群下到幹校勞動。

到幹校後，軍宣隊宣布：每天白天勞動八小時，上下午各四小時。

晚上不安排。

指明胡繩、鄧力群，加一小時，每天早上干一小時活。

「我比胡繩還多一項，晚飯後打掃廁所。

」鄧力群回憶，「這樣的安排，晚上就有三小時讀書。

」

他還說道，「在幹校的另一大收穫是讀書。

」

「我從1969年9月到幹校第一天起，堅持晚上七點到十點讀三個小時書，直到1974年底離開幹校回到北京，將近五年半，一天也沒有間斷……我下去時帶了滿滿三大紙箱書，包括馬列著作，魯迅全集，郭沫若文集，各種小說，二十四史到清史稿等中國史書，一共有三百二十多本。

讀過的這些書，後來都送給當代中國研究所圖書館了。

」

「到幹校後，先讀《馬恩全集》。

那時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了《馬恩全集》36卷。

從第一卷到底三十六卷，通讀了一遍。

經濟理論，哲學理論，讀得特別認真。

《資本論》反覆讀了三邊。

科學社會主義方面，以前下過一些功夫，沒有作為重點。

」

根據鄧力群的回憶，馬列主義理論他還讀了以下原著：

《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與共產主義》三本；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軍事問題》四本；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論的信》一本；

《列寧全集》二十九卷；

列寧的《哲學筆記》；

《史達林文集》，讀了十三本，還有一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位作者寫的一本《衛國戰爭時期內的蘇聯戰時經濟》。

魯迅全集二十卷，鄧力群在延安棗園時讀過一遍，在幹校又讀了一遍。

還讀了周振甫作注釋的《魯迅詩歌》注釋本。

鄧力群還讀了其他作家的文集，包括：

《瞿秋白文集》四本，還有《海上述林》；

《沫若文集》十五卷；

《茅盾文集》已經出版的十一卷；

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駱駝祥子》，劇本《龍鬚溝》等；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丁玲的《母親》《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田漢戲劇集》。

外國作家的作品，鄧力群主要讀了俄羅斯、蘇聯作家的作品，有：

《高爾基全集》；

《普希金詩集》；

老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

小托爾斯泰寫西伯利亞的小說；

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及它的續篇；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斯傑潘諾夫（鄧力群未能回憶起該作者名字）的《旅順口》；

還有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傅雷翻譯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在幹校期間，鄧力群把中國歷史的主要著作也讀了一遍。

「二十四史，標點本那時還沒有出版，我帶去一部是沒有標點的，從《史記》開始，《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新舊《唐書》，一直到《明史》，讀了一遍。

」

鄧力群把自己有的其他各種中國歷史書籍，在幹校也都讀了一遍。

這些書是：

春秋左傳集解（五本）；

史記志疑（三本）；

秦集史（上、下）；

資治通鑑（二十本）；

續資治通鑑（十二本）；

通鑑紀事本末（十二本）；

宋朝事實類苑（二本）；

遼史紀事本末（二本）；

金史紀事本末（三本）；

明通鑑（四本）；

明鑑（一本）；

明清史料（四本）；

清史稿（四十八本）；

清鑒（三本）；

清鑒綱目（一本）；

康熙起居注（三本）；

台灣府志（三本）、

其他書目

除了上述《鄧力群自述》中比較集中或大篇幅提及的學習階段和閱讀書目，鄧力群在回憶中還提到了一些其他書目。

21歲時，鄧力群考上北大，鄧的大哥、在英國的鄧飛黃特意買了英共負責人杜德講世界政治的書寄給鄧力群，要他好好地對照字典讀這本英文書。

在中央黨校教授過鄧力群軍事課的郭化若，在1955年，利用修養的機會，全文譯完了《孫子兵法》並將孫子十三篇內容重新編排。

1957年，郭化若寄給鄧力群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今譯孫子兵法》。

隨著研究的深入，郭化若譯註《孫子兵法》不斷有新的進展，而每有新版，郭都不忘寄給鄧力群。

鄧力群回憶陳伯達：「在延安時，他既是我在馬列學院的老師，又是我的領導。

在幾個老師中間，我對他是尊敬、佩服的，覺得他是有學問的人。

他寫的文章，我很喜歡。

毛主席賞識陳伯達，因為陳在延安確實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也做過一些社會調查，他還編了一些書，寫過一些論文。

《竊國大盜袁世凱》，表面上是寫歷史人物的，但看後就讓人聯想到國民黨、蔣介石，歷史上的袁世凱，就是今天的蔣介石。

陳伯達當時寫的很多文章、著作，是比較出名的。

除了中央領導同志外，寫理論文章的，陳伯達可稱為延安第一。

」

鄧力群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許立群，「在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以後，和其他同志合作，當然是以他為主，以當時的時事為主體，寫了一篇很有名的章回體小說《國事痛》，內容是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年間中國人民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鬥爭歷程。

」

1949年，鄧力群在起草《關於農村供銷合作社贏利分紅等問題的意見》之前，曾反覆研讀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中「關於發展合作事業」的論述。

在新疆工作期間，鄧力群和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包爾漢、賽福鼎等朋友相識相交，結下深厚的革命情誼。

2006年，鄧力群曾為阿合買提江的夫人寫的《回憶阿合買提江》一書作序；鄧力群還曾請賽福鼎轉為阿巴索夫寫書，書名是《天山雄鷹——阿布都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並為這本書寫了題詞；1984年，包爾漢的回憶錄《新疆五十年》出版，鄧力群當面向他道賀，4年後，鄧又應包爾漢之邀，為他即將出版的《包爾漢選集》作序。

鄧力群回憶，1958年11月9日至10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與到會同志一起讀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邊讀邊議。

11月9日，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信中建議了兩本書，分別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

1959年8月15日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印發了《哲學小辭典》中的一部分：《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就此致信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建議大家讀兩本書，一本是《哲學小辭典》（第三版），另一本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

1959年12月，毛澤東住在杭州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劉莊招待所（現名杭州西湖國賓館），指明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鄧力群和他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

12月26日，毛澤東六十六歲生日。

晚飯後，他贈給一起吃飯的讀書小組的幾個同志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在毛主席的帶動下，讀政治經濟學在黨內蔚然成風。

在這方面，孫冶方同志主持、經濟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是那一時期的代表性著作，張聞天同志寫下的大量政治經濟學筆記在理論探索方面最有成績。

」鄧力群說。

宋平在序言中寫道，「我親聽小平同志說，力群是我們黨的理論家。

這是很高的評價。

共產黨的理論家，要有堅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馬克思主義修養和中外文化的根基，並善於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提出和解決現實問題。

他是稱得上這樣評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