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冒險的齊桓公靠什麼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圖）晉文公，是中國春秋時期晉國的第二十二任君主，文治武功卓著，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與齊桓公並稱「齊桓晉文」

「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實的只有三位：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

三人中間，楚莊王是「蠻夷」的頭子，出身本來就有問題。

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楚莊王統率「南夷」北進中原，問鼎之輕重，害得中國命系一線，危在旦夕，自然是大伙兒的「公敵」。

所以，他際會風雲，一鳴驚人，爬上霸主的寶座，對那些諸夏本位論者來說，絕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只是迫於形勢，諸侯才不得不強打起精神，膩膩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來。

由此可見，楚莊王儘管神氣活現、躊躇滿志，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蛙聲，余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

晉文公當然不同，他是華夏圈子裡的人，他要出人頭地，大伙兒不會有心理上的障礙。

事實上，晉文公也的確夠爭氣，上台沒多久，便施展拳腳，幾個回合下來，便把曾經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楚國打趴在地，動彈不得，使中原諸侯終於熬到了揚眉吐氣、重新露臉的時候。

就霸業之盛、聲譽之大而論，晉文公無疑 是春秋歷史上的頂尖人物。

可惜的是，他做事過於張狂，不大計較輕重，口口聲聲尊重周天子，卻視天子如玩偶，呼來喚去，肆無忌憚，這如何不叫人對他的行為持幾分戒心。

另外，他心機太重、韜略太多，用兵講求詭詐，謀事注重算計，更給人留下了老奸巨猾的印象。

無怪乎孔子都對他不無微詞了，「晉文公譎而不正」 。

既然是「譎而不正」，那麼，晉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幾分折扣。

（圖）齊桓公，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春秋時齊國第十五位國君

宋襄、秦穆不夠資格，晉文、楚莊又不無瑕疵，那麼「五霸」之中，也就只餘下那位齊桓公了。

於是，人們便把齊桓公抬出來充當「五霸」的典範。

孔夫子稱道他「正而不譎」；孟子的態度同樣鮮明，說「五霸桓公為盛」。

他們這麼說，可不是興之所至的信口開河，而是當時社會輿論的客觀反映。

齊桓公身後受到人們的普遍懷念乃是不爭的事實，他生前的許多做法也曾為後人所效法模仿。

公元前 641年，魯、蔡、陳、楚、鄭、齊多國諸侯風塵僕僕、鞍馬勞頓趕到齊國搞會盟，中心的議題便是所謂「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這等於是舉辦了一場為齊桓公歌功頌德的專題國際論壇。

公元前 538年，楚靈王召集十三國在申地（今河南南陽市北）開大會。

在禮儀方式的選擇上，楚靈王毫不猶豫地表示要向齊桓公看齊，「吾用齊桓」， 透露出他企圖步齊桓之後塵，號令諸侯的勃勃雄心。

這些史實，都說明齊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義上的霸主，他身上所體現的才是純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領袖風度。

孔子說他「正而不譎」，真是說到了點子上。

齊桓公的「正」，說白了也簡單尋常，就是他的處事從根本上合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庸」節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實現了自己既定的戰略目標。

這種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實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 !用今天的話說，齊桓公的厲害，源於他的太極推手功夫，核心不過是兩個字——穩重。

穩重，再穩重，如果細加體味，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戰略上的大手筆。

（圖）齊魯長勺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

齊桓公的成功，取決於他的穩重。

由於穩重，他才善於權衡利弊，及時變招，一旦遇上問題或挫折，知道從中認真吸取教訓，儘快剎車，此路不順換他路，而不至於一條道走到黑，直至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歷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計劃和方法有問題，但或因礙於面子，或因賭口意氣，或因心存僥倖，總是在那裡死頂硬撐，結果使事情越來越糟，直弄到山窮水盡，無法收拾。

然而，齊桓公與他們不同，他懂得該撒手時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齊桓公剛登基時，也一樣雄心勃勃、血氣方剛，老是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早早確立起齊國的霸權，汲汲於「欲誅大國之無道者」。

管仲諫阻他，告訴他時機並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 。

可他全然當作耳邊風，一意孤行由著自己的性子去做，滿心以為中原霸主的寶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熱情之火很快便讓長勺之戰那一大盆冷水給澆滅了。

他引以為豪的強大齊軍，居然讓曹劌率領的魯國兵馬殺得丟盔棄甲，狼狽逃竄，真是敗得無話可說，敗得窩囊透頂。

不過這次出乎意料的慘敗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得齊桓公發熱的頭腦冷靜下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平復下來。

既然單純的戰爭手段連魯國這樣軍力很一般的國家都擺不平，那麼，想靠它去對付比魯國強大十倍的楚國、比魯軍能打仗的戎狄，這不純粹是自討沒趣嗎 !看來不能單純依賴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稱霸目標，而應該更多地運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謀、伐交、伐兵三管齊下，才是正道。

齊桓公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

他馬上調整了自己的爭霸戰略方針，改急取冒進為穩重待機，變單憑武力為文武並舉。

而正是這種穩重的做法，才保證了他日後少走彎路，一步步走向事業的巔峰。

齊桓公的穩重，也表現在他善於正確判斷形勢，根據實際情況與對手作必要的妥協，進兩步退一步，見好便收，在可能的範圍內實現自己的戰略訴求。

戰略是否成功，不在於它戰略利益有多大，戰略目標有多高，而關鍵看它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少。

如果脫離實際條件，脫離具體許可，那麼，最好的戰略方案也等於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所以，善於妥協，本身就是戰略運籌中的一門高明的藝術，是尋求戰略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

這方面的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無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標誌。

（圖）宋襄公，《史記》中記載的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時宋國第二十任國君

齊桓公就是這樣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 656年舉行的召陵之盟，充分體現了他通過妥協的方式，實現了雖說有限但卻實在的戰略利益的穩重政治風格。

當時，楚國兵鋒咄咄北上，成為中原諸侯的巨大威脅，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在這種情況下，當縮頭烏龜是不成的，這樣保護不了中原中小諸侯，任憑「南夷」四處橫行，齊國豈能稱為「霸主」。

然而，如果心血來潮，孤注一擲，真的同楚國真刀真槍幹上一仗，弄得兩敗俱傷，恐怕也不是明智的選擇。

最好的辦法是，出面組織起一支多國部隊，兵臨楚國邊境，給楚國施加巨大的政治、軍事、外交壓力，迫使對手作出一定的讓步。

如此，既可以壓制楚國囂張的氣焰，安定中原動盪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戰爭的深淵，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

這叫作「全勝不鬥，大兵不創」「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略運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於是，齊桓公與楚國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城東）地區聯袂上演了一出妥協大戲，楚國承認了不向周天子進貢「苞茅」的過錯，表示願意承擔服從「王室」的義務，算是多少作了讓步，給了齊桓公所需要的臉面；而齊桓公也達到了警告楚國、阻遏其北進迅猛勢頭的有限戰略目的，於是也就適可而止，見好就收。

這種戰略上不走極端、巧妙妥協的做法，可能會讓習慣於唱「攘夷」高調的人覺得不夠過癮，可它恰恰是當時齊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確抉擇。

齊桓公的穩重，更表現為他善於把握時機，算帳算得十分精明，從不做賠本買賣，總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換回最可觀的利益，不費多少工夫而贏得充分的好處，不損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聲。

成本要低，回報要大，這是從事政治、軍事鬥爭時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衡量評估任何戰略決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標。

「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絕不是聰明人所幹的事情。

在戰略運用上，與其焦頭爛額，不如曲突徙薪。

戰略利益要爭取，但要爭得巧妙，爭得自然，爭得冠冕堂皇。

否則，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話柄，留有後患。

（圖）苞茅，周天子讓楚人上繳的貢品，主要用於縮酒祭祀

齊桓公的高明，就是求穩、求全，善於借力，走間接路線，因而做到名利雙收。

他讓後人津津樂道的幾件大事，如遷邢、存衛、救助周室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買賣。

譬如，他遷邢、存衛，並不是在邢國與衛國一遭到戎狄的攻擊時，便立刻出兵援救，而是當局勢明朗之後才展開行動。

所以當齊兵姍姍來遲，抵達邢、衛時，邢、衛早已被戎狄攻破，這樣齊軍就不必去同戎狄軍隊作正面交鋒了，而只需要做點場面上的文章：收容一下邢、衛兩國的難民，然後再予以安置撫恤便成了。

如此一來，齊軍並未遭到損失，但卻贏得了抗擊戎狄、拯救危難的美譽。

齊桓公本人也幾乎成了人們的大救星，歌頌之聲此起彼伏，高大形象聳入雲霄，「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普天下感恩戴德，全社會謳歌頌揚，這時的齊桓公豈止是「霸主」，簡直是「聖人」了 !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謀深算，收放自如。

春秋其他幾位霸主同他一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統統黯然失色 !

正因為齊桓公處事穩重，深合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儘管他在霸業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晉文公、楚莊王，然而在後世所得到的褒揚則遠遠勝過其他霸主。

人們一提起他，總是想到他曾「一匡天下」，好像離了他，春秋這段歷史就成了漆黑一團，全是子弒父、臣弒君的爛帳。

幸虧有了這位「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的人物，才給人以三分寬慰、三分希望。

一個人物能以這種姿態存活在歷史上，應該說他沒有在世上白混幾十年。

▌摘自《歷史名流-虛實之間的人物傳奇》，黃朴民（著），中國工人出版社授權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