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你是這樣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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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軍師聯盟》展現了曹操性格中極為複雜與矛盾的一面:
他欣賞荀彧的「王佐之才」,但因其心系漢室而不得不忍痛賜死;
他遲遲不立太子,是為了讓曹丕、曹植兩兄弟在爭奪王位的廝殺中,磨礪強大意志,成就王者氣概;
政權未穩之時,曹操廣納英才,求賢若渴,而「校事官」制度的設置又體現了他對異己勢力的時刻防範。
他希望以仁君形象示人,卻又深知政治的殘酷與險惡。
而在狐狸般的多面角色背後,深藏著一位帝王傳承基業,一統天下的決心……
本期微信選自國學大師余敦康所著《魏晉玄學史》(第二版)
作者援引《三國志》中的相關史料,深入分析了曹操性格形成的歷史成因,為我們塑造了一個真實又立體的王者形象。
原來你是這樣的曹操……
「不拘一格降人才」
曹魏政權基本上是以汝潁地區士大夫為首的世族地主集團和以譙沛地區人物為首的新的官僚地主集團所組成。
平荊州後,也有一批荊州名士參加進來。
曹操先後三次發布了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求賢令,廣泛地爭取到各個地區的強宗豪右、大姓名士的支持。
「月旦評」是漢魏之際選拔人才的重要渠道
如何把這批人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穩定的整體性的結構,也就成了曹魏政治中的一個大問題。
趙翼認為曹操的用人之道是「以權術相馭」,就是說,憑藉手中掌握的生殺予奪的權力,運用各種陰謀狡詐的手段,使這批人通通接受曹操個人的支配,服從他的個人決策。
這種用人之道是和曹操企圖建立一種絕對專制系統的戰略目標分不開的。
其實曹操早期的用人之道並非如此,而和劉備、孫氏兄弟相似,著重「以性情相契」「以意氣相投」。
荀彧曾經對曹操和袁紹的用人之道作了比較,認為「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曹操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
得到曹操重用的漢臣「荀令君」
當時許多第一流的人才紛紛拋棄袁紹轉而投附曹操,並不是由於曹操掌握了什麼了不起的權力,主要是折服於曹操豁達的氣度和誠摯的品德,他們把曹操看作值得信賴、可以共事的知己,事實上,在曹操的絕對專制系統尚未建成的條件下,也不可能對他們施展什麼狡詐的陰謀權術。
「酷虐變炸」之性初現
曹操的個人性格是充滿了矛盾的。
一方面是,「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餚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
另一方面,又「持法峻刻,諸將有計劃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極端的「酷虐變詐」(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
這兩個矛盾的方面在曹操身上也許本來就存在,但是它們的消長變化只有聯繫到曹操所營建的絕對專制系統的發展過程才能理解。
比如許攸,曾經幫助曹操擊破袁紹,立了大功。
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
」太祖笑曰:「汝言是也。
」然內嫌之。
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
」人有白者,遂見收之。
(《三國志·魏書·崔琰傳》注引《魏略》)
再比如婁圭,少與太祖有舊。
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眾,後詣太祖。
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
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
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婁圭字)時亦隨從。
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
」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
(同上)
因此,曹操性格中的「酷虐變詐」的一面在前期受到抑制,在後期表現突出,不單純是個心理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和曹操維護集權體制、樹立專制權威的努力聯繫在一起的。
劉備和孫權的性格也同樣充滿了矛盾。
王夫之認為劉備的性格是「愎」,孫權的性格是「狡」(見《讀通鑑論》卷十)。
但是,「愎」與「狡」的性格不利於他們所營建的政治經濟體制模式,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相反,曹操「酷虐變詐」的性格卻為他所營建的絕對專制系統所必需,只有充分發展這方面的性格,才能鞏固權力,維持系統的穩定。
「打土豪,固政權」
應當承認,曹操所營建的絕對專制系統實現了廣大北方地區的統一,它的進步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但是,這個系統卻不大適合強宗豪右、大姓名士的口味,促使他們和國家政權離心離德。
荀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記載: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諮彧。
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曹操賜荀彧「空食盒」,意味其無漢祿可食
再比如,何夔和曹操的關係也相當緊張。
《三國志·魏書·何夔傳》記載:「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
曹操征漢中,魏諷等謀反。
曹操認為:「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奸防謀者故也。
」(《三國志·魏書·徐奕傳》)
如果說曹操前期「以至仁待人」,和他的部屬推心置腹,相互信賴,到了後期,則疑神疑鬼,把部屬都當作敵人,嚴加防範。
帶有特務性質的校事官制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
人們懷著恐懼的心情在曹操屬下工作,說不定什麼時候身首異處,或者受到人格的侮辱。
武功高強的汲布便是校事府的成員
曹魏政權中的這種氣氛和蜀漢、孫吳是大不相同的。
陳寅恪先生指出:「漢末士大夫階級之代表人袁紹,其憑藉深厚,遠過於閹宦階級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
於是當時士大夫階級乃不得不隱忍屈辱,暫與曹氏合作,但乘機恢復之念,未始或忘也。
」(見《金明館叢稿初編》,第42頁)
曹魏政權的經濟支柱和蜀漢、孫吳也不相同,主要是由國家控制的屯田制而不是由強宗豪右、大姓名士所控制的莊園經濟。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說:
公(曹操)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
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是歲(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
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曹操的屯田有軍屯、民屯兩種。
民屯名義上系招募百姓而來,兵屯即用兵士分番屯種。
但是二者都採用軍事編制,以軍法來管理。
屯田客失去人身自由,直接依附於國家,實際上是隸屬於國家的農奴。
屯田制的剝削和壓迫是極為苛重的。
《三國志·魏書·袁渙傳》記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
」逃亡到哪裡去呢?顯然是依附於莊園經濟,變成私家的部曲、徒附。
因此,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一方面固然促進了生產的恢復,積累了高於孫吳、蜀漢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另一方面也激化了兩類矛盾,一類是國家政權和農民群眾的矛盾,一類是國家政權和強宗豪右、大姓名士的矛盾。
為了處理這兩類矛盾,曹操進一步加強絕對專制系統,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嚴刑峻法,進行鎮壓。
《魏晉玄學史》(第二版)
余敦康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12月
轉自微信公眾號:博雅好書(boya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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