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什麼一定要北伐？

成都武侯祠諸葛亮殿前有一副清人趙藩所撰「攻心聯」。

因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因此後人稱之為「攻心聯」，也稱「能攻心聯」。

此聯的全文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很明顯，這是批評，是告誡。

而且，這些批評和告誡，就是針對岑春煊的。

因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為，恰恰就是既不能「審時度勢」，又不能「攻心為上」，自然是「寬嚴皆誤」。

難怪岑春煊看完此聯後，臉色難堪，一言不發，趙藩後來也被貶到了永寧。

但趙藩這個人，既是岑總督的老師，又是岑大人的幕僚。

以這樣的身份，並不可以直接批評，只能借古人說事。

趙藩對這位主角，或者說，他對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還是批評？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

具體地說，就是上聯肯定諸葛亮的南征孟獲是「攻心為上」，下聯肯定諸葛亮對法正寬，對馬謖嚴，均無失誤。

這當然也講得通，但總覺得有些彆扭。

因為趙藩撰寫此聯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評和告誡岑春煊。

通過讚揚諸葛亮來批評和告誡，當然也行，但總不如通過批評某個人來得有力。

何況「不審勢，即寬嚴皆誤」一句，明擺著就是批評的口氣。

趙藩是不能直接批評岑春煊的，只能「指桑罵槐」。

如果那「桑」不是諸葛亮，能是誰，該是誰？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這位名相更大的「桑樹」了。

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諸葛亮的治蜀。

我一再說過，在諸葛亮的領導下，蜀漢是當時治理得最好的國家。

但同時，它又是最早滅亡的政權。

這就說明，治理得最好，並不等於沒有問題，沒有教訓。

找出這些問題，總結這些教訓，比一味地謳歌和頌揚，將更有益於我們今天的發展。

這才是我們要討論「攻心聯」的真正原因。

那麼，諸葛亮他有問題嗎？

先看諸葛亮都做了些什麼。

從建興元年（223）受託永安，到建興十二年（234）病逝軍中，諸葛亮在蜀漢執政十一年。

此間，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東和孫吳，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內修法制。

這四件事，都在《隆中對》的規劃之中，可謂「既定方針」。

至於結果，則有成有敗，有得有失。

最成功的是東和孫吳。

直至蜀漢滅亡，兩國關係都相當之好。

後來曹魏大軍兵臨城下，蜀漢朝廷還有人主張投奔孫吳。

最不成功的是北伐。

對於諸葛亮的北伐，吳人張儼的評價是四個字：「空勞師旅」（《默記》）。

今人田餘慶先生的評價也是四個字：「積年無成」（《〈隆中對〉再認識》）。

其實此事豈止徒勞無益，簡直就是勞民傷財。

用張儼的話說，就是「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默記》），實際上加速了蜀漢的滅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這就讓我突發奇想：趙藩聯中「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一句，莫非說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

因為誰都看得出，趙藩這話說的是「內戰」，不是「外戰」。

為什麼呢？因為有「反側」二字。

什麼是「反側」？就是「不安」。

民不安，就叫「反側之民」。

心不安，就叫「反側之心」。

心存「反側」，就不是「順民」。

因此要「攻心」，讓他們「安下心來」臣服。

那麼，這裡說的「反側」是指曹魏嗎？當然不可能。

曹魏之於蜀漢，不是「反側」，而是「敵對」。

對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說服教育或懷柔政策）是沒有用的。

那麼，諸葛亮要「攻」誰的心？

通常的解釋，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獲那些人。

他們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對蜀漢也是存有二心的。

這就是「反側」。

後來，諸葛亮南征時，採納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對孟獲等人七擒七縱，不殺不辱，終於使他們心悅誠服，宣稱「不復反矣」（《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

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攻心聯」的上聯，說的就是這件事。

這當然完全講得通，但也不是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並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還是東和孫吳、北伐曹魏和內修法制。

第二，南撫夷越的實際效果，也並非如《漢晉春秋》所說的那麼好。

這也是學術界早就有人指出過的。

比如繆鉞先生在《三國志選注》的《前言》中，就說「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而且明確指出七擒孟獲「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實」。

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史》，也用《三國志》之《李恢傳》《馬忠傳》《張嶷傳》中的大量材料，證明諸葛亮北還後，南中的叛亂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所以，後來曹魏大兵壓境，劉禪打算逃往南中，譙周就說去不得。

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南方遠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來的（兵勢逼之），並不可靠。

而且，他們臣服之後，反倒要多交賦稅，就更是心懷不滿，甚至充滿仇恨（以為愁怨），因此隨時都可能暴亂（見《三國志·譙周傳》）。

看來諸葛亮的「攻心」，並沒有達到「反側自消」的效果。

這個未必成功的事例，怎麼能用來勸諫岑春煊？

然而諸葛亮進行的戰爭，除了南征，就是北戰。

所謂「從古知兵非好戰」，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實講通這一點並不難，只要弄清楚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

前面說過，諸葛亮的北伐，其實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條，即：曹魏非速亡之國，益州非進取之地，諸葛非將略之才。

這三條，至少前兩條，諸葛亮應該是心中有數的。

何況《隆中對》說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復興漢室，一要天下有變，二要兩路出兵。

現在，天下無變而荊州已失，豈是可以北伐滅魏的時候？

於是問題就來了：既然如此，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師表》。

《出師表》一開始就說：「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這是實話。

也就是說，諸葛亮出師北伐，是因為蜀漢政權受到了威脅。

那麼，威脅來自何方？來自孫吳嗎？不是。

諸葛亮執政後，吳蜀盟好已經恢復，雙方和平共處，相安無事。

來自曹魏嗎？也不是。

赤壁之戰後，曹魏從來就沒主動攻打過劉蜀。

反倒是劉備攻漢中，關羽圍襄樊，孔明出祁山，屢屢挑釁。

所以，這筆帳也不能算在曹魏頭上。

曹魏不進攻，孫吳沒威脅，所謂蜀漢政權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種可能——他們內部出了問題。

套用孔子的一句話說，就是吾恐諸葛之憂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實際上，諸葛亮堅持北伐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理想必須實現」，二是「小國更要圖強」，三是「安內必先攘外」。

因為無論是轉移注意力，還是加強凝聚力，戰爭都是最好的手段。

一個國家，如果處於戰爭狀態，管理和治理起來就順手得多。

要整治或者鎮壓反對派，也方便得多。

想當年，執掌魯國國政的大夫季孫，就曾經因此而準備進攻魯國的附庸顓臾，所以孔子才說「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

不過諸葛亮和季孫氏的情況並不相同。

季孫攻顓臾是以強凌弱，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強。

季孫之憂在魯君，故曰「蕭牆之內」；諸葛之憂則不在劉禪，故曰「成都城中」。

那麼，讓諸葛亮感到憂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帝國的惆悵》

作者：易中天

出版：浙江文藝出版社

《帝國的惆悵》是易中天對帝國制度的反思。

全書以人性為視角，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解讀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帝國制度與人性之間的關係，反思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和帝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