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什麼一定要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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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諸葛亮殿前有一副清人趙藩所撰「攻心聯」。

因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因此後人稱之為「攻心聯」,也稱「能攻心聯」。

此聯的全文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很明顯,這是批評,是告誡。

而且,這些批評和告誡,就是針對岑春煊的。

因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為,恰恰就是既不能「審時度勢」,又不能「攻心為上」,自然是「寬嚴皆誤」。

難怪岑春煊看完此聯後,臉色難堪,一言不發,趙藩後來也被貶到了永寧。

但趙藩這個人,既是岑總督的老師,又是岑大人的幕僚。

以這樣的身份,並不可以直接批評,只能借古人說事。

趙藩對這位主角,或者說,他對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還是批評?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

具體地說,就是上聯肯定諸葛亮的南征孟獲是「攻心為上」,下聯肯定諸葛亮對法正寬,對馬謖嚴,均無失誤。

這當然也講得通,但總覺得有些彆扭。

因為趙藩撰寫此聯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評和告誡岑春煊。

通過讚揚諸葛亮來批評和告誡,當然也行,但總不如通過批評某個人來得有力。

何況「不審勢,即寬嚴皆誤」一句,明擺著就是批評的口氣。

趙藩是不能直接批評岑春煊的,只能「指桑罵槐」。

如果那「桑」不是諸葛亮,能是誰,該是誰?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這位名相更大的「桑樹」了。

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諸葛亮的治蜀。

我一再說過,在諸葛亮的領導下,蜀漢是當時治理得最好的國家。

但同時,它又是最早滅亡的政權。

這就說明,治理得最好,並不等於沒有問題,沒有教訓。

找出這些問題,總結這些教訓,比一味地謳歌和頌揚,將更有益於我們今天的發展。

這才是我們要討論「攻心聯」的真正原因。

那麼,諸葛亮他有問題嗎?

先看諸葛亮都做了些什麼。

從建興元年(223)受託永安,到建興十二年(234)病逝軍中,諸葛亮在蜀漢執政十一年。

此間,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東和孫吳,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內修法制。

這四件事,都在《隆中對》的規劃之中,可謂「既定方針」。

至於結果,則有成有敗,有得有失。

最成功的是東和孫吳。

直至蜀漢滅亡,兩國關係都相當之好。

後來曹魏大軍兵臨城下,蜀漢朝廷還有人主張投奔孫吳。

最不成功的是北伐。

對於諸葛亮的北伐,吳人張儼的評價是四個字:「空勞師旅」(《默記》)。

今人田餘慶先生的評價也是四個字:「積年無成」(《〈隆中對〉再認識》)。

其實此事豈止徒勞無益,簡直就是勞民傷財。

用張儼的話說,就是「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默記》),實際上加速了蜀漢的滅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這就讓我突發奇想:趙藩聯中「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一句,莫非說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

因為誰都看得出,趙藩這話說的是「內戰」,不是「外戰」。

為什麼呢?因為有「反側」二字。

什麼是「反側」?就是「不安」。

民不安,就叫「反側之民」。

心不安,就叫「反側之心」。

心存「反側」,就不是「順民」。

因此要「攻心」,讓他們「安下心來」臣服。

那麼,這裡說的「反側」是指曹魏嗎?當然不可能。

曹魏之於蜀漢,不是「反側」,而是「敵對」。

對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說服教育或懷柔政策)是沒有用的。

那麼,諸葛亮要「攻」誰的心?

通常的解釋,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獲那些人。

他們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對蜀漢也是存有二心的。

這就是「反側」。

後來,諸葛亮南征時,採納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對孟獲等人七擒七縱,不殺不辱,終於使他們心悅誠服,宣稱「不復反矣」(《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

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攻心聯」的上聯,說的就是這件事。

這當然完全講得通,但也不是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並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還是東和孫吳、北伐曹魏和內修法制。

第二,南撫夷越的實際效果,也並非如《漢晉春秋》所說的那麼好。

這也是學術界早就有人指出過的。

比如繆鉞先生在《三國志選注》的《前言》中,就說「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而且明確指出七擒孟獲「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實」。

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史》,也用《三國志》之《李恢傳》《馬忠傳》《張嶷傳》中的大量材料,證明諸葛亮北還後,南中的叛亂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所以,後來曹魏大兵壓境,劉禪打算逃往南中,譙周就說去不得。

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南方遠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來的(兵勢逼之),並不可靠。

而且,他們臣服之後,反倒要多交賦稅,就更是心懷不滿,甚至充滿仇恨(以為愁怨),因此隨時都可能暴亂(見《三國志·譙周傳》)。

看來諸葛亮的「攻心」,並沒有達到「反側自消」的效果。

這個未必成功的事例,怎麼能用來勸諫岑春煊?

然而諸葛亮進行的戰爭,除了南征,就是北戰。

所謂「從古知兵非好戰」,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實講通這一點並不難,只要弄清楚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

前面說過,諸葛亮的北伐,其實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條,即:曹魏非速亡之國,益州非進取之地,諸葛非將略之才。

這三條,至少前兩條,諸葛亮應該是心中有數的。

何況《隆中對》說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復興漢室,一要天下有變,二要兩路出兵。

現在,天下無變而荊州已失,豈是可以北伐滅魏的時候?

於是問題就來了:既然如此,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師表》。

《出師表》一開始就說:「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這是實話。

也就是說,諸葛亮出師北伐,是因為蜀漢政權受到了威脅。

那麼,威脅來自何方?來自孫吳嗎?不是。

諸葛亮執政後,吳蜀盟好已經恢復,雙方和平共處,相安無事。

來自曹魏嗎?也不是。

赤壁之戰後,曹魏從來就沒主動攻打過劉蜀。

反倒是劉備攻漢中,關羽圍襄樊,孔明出祁山,屢屢挑釁。

所以,這筆帳也不能算在曹魏頭上。

曹魏不進攻,孫吳沒威脅,所謂蜀漢政權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種可能——他們內部出了問題。

套用孔子的一句話說,就是吾恐諸葛之憂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實際上,諸葛亮堅持北伐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理想必須實現」,二是「小國更要圖強」,三是「安內必先攘外」。

因為無論是轉移注意力,還是加強凝聚力,戰爭都是最好的手段。

一個國家,如果處於戰爭狀態,管理和治理起來就順手得多。

要整治或者鎮壓反對派,也方便得多。

想當年,執掌魯國國政的大夫季孫,就曾經因此而準備進攻魯國的附庸顓臾,所以孔子才說「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

不過諸葛亮和季孫氏的情況並不相同。

季孫攻顓臾是以強凌弱,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強。

季孫之憂在魯君,故曰「蕭牆之內」;諸葛之憂則不在劉禪,故曰「成都城中」。

那麼,讓諸葛亮感到憂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帝國的惆悵》

作者:易中天

出版:浙江文藝出版社

《帝國的惆悵》是易中天對帝國制度的反思。

全書以人性為視角,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解讀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帝國制度與人性之間的關係,反思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和帝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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