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領袖們為何喜歡《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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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關心《資治通鑑》的整理
毛主席很喜歡讀《資治通鑑》。
很多回憶毛主席的文字都談到他反覆、仔細地閱讀這部著作,不少地方還提到,這部書他老人家一共讀過17遍。
我們今天能讀到的最好的、最權威的《資治通鑑》讀本,事實上也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關心下被整理出來的。
《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一樣,版本很多,在一千年的流傳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
新中國建立後,中華書局調集了當時全國最好的文史專家,系統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
當時百廢待興,這項大型文史工作的展開,是在毛主席的關心下,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的。
可見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對傳統史學遺產的重視。
於是我們有了最權威的標點本《資治通鑑》以及《二十四史》。
我們今天翻看這套標點本《資治通鑑》,會發現每卷末尾署名的點校者、審閱者,都是學術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顧頡剛、容肇祖等等。
2005年,啟功先生去世,當時那批參與整理的前輩學者便均成古人,令人感慨。
鄧小平愛看,習近平引用
新浪歷史專欄曾發過一篇關於鄧小平同志讀書的文章,其中談到小平同志也喜歡讀史書,而所有史書中他最喜歡讀的,也是《資治通鑑》。
很多讀者可能會問,這部寫於一千年前的書,真的有那麼大現實意義,值得當代偉人、領袖們一讀再讀嗎?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資治通鑑》揭示的古人智慧,對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曾於《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文中引用過一句古語:「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指出幹部隊伍素質的重要性。
這句話的原典就在《資治通鑑》的第七十三卷。
這一卷里記載了三國曹魏時期一次關於如何選拔人才、任命官吏的討論,司馬光對此評論道:「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
」熟讀《資治通鑑》,我們會發現,對於「人」的重視,將人的素質作為幹部隊伍建設乃至於整個國家政治清明的基礎,是司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
司馬光同樣非常重視「法」的作用,《資治通鑑》非常強調「依法治國」。
但司馬光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非常深刻地認識到「人」與「法」之間的辯證關係,既沒有在強調「法」的時候走向法令條文主義或形式主義,也沒有在強調「人」的時候走向制度、法律建設的虛無主義。
而是強調一個「人」「法」並重的複雜執政體系,管理國家必須有善法,但法的目的不在於禁絕、懲罰本身,而在於社會和諧、民生福祉的實現。
故而,以民生福祉為旨歸的真正的法律精神,需要見識卓越、奉身嚴謹的善人去貫徹、執行。
有善人無善法,則沒有規矩方圓;有善法無善人,則法或為空文,或反而成為舞文者的手段。
司馬光的這些思想何其深刻,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
《資治通鑑》的作者是道德踐行者
那麼,《資治通鑑》對於在數量上占絕大多數的普通讀者來說有什麼閱讀價值呢?
先講一個《資治通鑑》編修團隊的故事。
司馬光有位年輕助手叫劉恕。
劉恕是擅長史學的年輕一代學者,也是司馬光在主持科舉時選拔出來的人才,所以他和司馬光之間也有師生關係。
劉恕為《資治通鑑》的編修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司馬光派他去一位藏書家家裡看書、搜集資料。
生活在宋朝的學者,必須用自己的眼睛一個字一個字地仔細搜索,碰到有用的材料,用手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
為了儘量並儘快地掌握資料,劉恕工作很勤奮,焚膏繼晷,最終因看書過勤而患上眼疾,幾乎失明。
但劉恕一直很清貧。
司馬光離開開封去洛陽後不久,劉恕也去了今天的江西贛州地區任職。
為了討論《資治通鑑》書稿,劉恕北上洛陽去找司馬光。
當時天氣已經轉冷,劉恕卻只穿著單薄衣服北上了。
他微薄的俸祿除用於養家之外,就沒有閒錢置辦厚實的冬衣了。
當司馬光看到千里迢迢前來找他的劉恕只穿著這樣一身衣服時,非常心疼。
於是他拿出一件自己穿過的皮衣送給劉恕。
劉恕推辭了一陣,感覺難卻恩師盛情,就把這件皮衣帶走了。
司馬光本以為這件事也就到這裡結束了。
誰知過了一陣,他收到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居然是劉恕把這件皮衣寄了回來。
後來劉恕由於健康狀況不佳,英年早逝。
司馬光在紀念他的文章里講了這件皮衣的故事,感嘆道,劉恕連跟他關係最緊密的老師的一件舊皮衣都不肯要,可見他是何等清廉。
其實司馬光立身清儉,自己也不寬裕。
名望這麼重、官階這麼高的重要人物,衣箱裡也只不過兩件皮衣而已。
劉恕的自我約束,用今人的眼光看,簡直是道德潔癖。
但這樣的潔癖,不正是浮華、煩躁的時代所缺少、所需要的嗎?除了宏觀政治局勢的變化外,對修身立德、戒奢崇廉的強調,同樣是《資治通鑑》的一大主題。
講劉恕的故事,是想揭示一點,為什麼《資治通鑑》講的道理有說服力,一千年來為人們所信服?因為《資治通鑑》的作者都不是虛偽的道德說教者,而是真正的道德踐行者。
唯其是踐行者,他們講述的為人處世的道理,才真正能引起人們的深思。
司馬光還有一位助手叫范祖禹。
范祖禹從三十歲開始追隨司馬光編書,一直編到四十四歲那年《資治通鑑》完稿,這期間沒為自己打過任何算盤。
司馬光自己呢?司馬光在官方資助下主持編修《資治通鑑》,前後共十九年(這還沒有算上之前司馬光獨自為編纂這部史書做準備工作的時間),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
《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在洛陽共留下兩大屋子的草稿。
據見過這些草稿的黃庭堅等人說,這兩屋子的稿子雖然都是草稿,但司馬光的字跡筆筆工整,沒有一個草字!這樣一個執著、認真又甘於奉獻的團隊,才能完成《資治通鑑》這樣偉大的著作。
(摘自《領導文萃》2015年12月上)
稿件來源:《今參考·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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