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哲學——高層管理者要有政治家的胸懷和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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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管理者要有政治家的胸懷和氣量

無論是戰爭還是商業運作,都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較複雜的社會行動。

因此,要求軍事指揮員和企業經營管理者,應該具備政治家的眼光和氣量。


《三國演義》第三十回提到,官渡之戰結束後,曹軍打掃戰場時,從袁紹的圖書案卷中,撿出一束書信,皆是曹營中的人暗地裡寫給袁紹的投降書。

當時有人向曹操建議,要嚴肅追查這件事,凡是寫了黑信的人統統抓起來殺掉。

然而曹操的想法與眾不同,他說:「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於是下令把這些密信付之一炬,一概不去追查,從而穩定了軍心。

可見,曹操這位史稱「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確有其非凡之處。

儘管他在某些地方行事殘暴,但在使用人才方面卻始終表現出政治家的寬闊胸懷,儘管曹操多疑,但用人不計舊仇,還是可讚頌的。

除了官渡「焚書信」一事外,演義中還在其他幾處描寫了他豁達大度的政治家胸懷。

例如宛城之戰中,張繡率軍殺死了曹操的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大將典韋,曹操自己的右臂也在亂軍中被流矢所中。

後來,張繡聽從賈詡的勸告投靠了曹操。

曹操熱烈歡迎張繡的到來,不僅沒有報殺子之仇,而且還與張繡結成了兒女親家,並拜他為楊武將軍。

張繡十分感激,他在後來的作戰中,為曹操統一北方,建立了汗馬功勞。

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有大作為的人都有大的度量;完成大事業者必有大的胸懷,千古萬世,莫不如此。

春秋時期,晉文公重耳外逃十九年,得位後,平定了國內的亂黨。

為了安定人心,便讓過去偷過他東西的仇人頭須,作他的車夫,駕著車四處週遊。

那些曾跟著舊主子逃亡的人終於相信了文公是不計前怨的人。

由此,晉文公贏得了國人的信任和擁護,社會迅速安定下來。

周定王元年,楚莊王平定叛亂後,大宴群臣,並讓愛妾許姬為大臣們敬酒。

突然,一陣輕風吹滅了廳堂內的燈燭。

黑暗中,有個人拉著許姬的衣袖調情。

許姬不從,順手扯下了他的帽纓,並告訴莊王,要求掌燈後立即下令查出帽子上沒有纓帶的人。

莊王聽了哈哈大笑,當即宣布:請百官們都把帽纓去掉,以盡情痛飲。

待大家都把帽纓扯下,莊王才下令點燈。

這樣,究竟誰是行為不軌者,已無法分辨。

許姬不理解,莊王說:「酒後狂態,人常有之,倘若治罪,必傷國士之心。

」後來,在吳兵伐楚的戰爭中,有個人奮不顧身,英勇殺敵,為保衛楚國立了大功。

此人名叫唐狡,他就是「先殿上絕纓者也」。

有詩寫道:「暗中牽袂醉情中,玉手如風已絕纓;說君王度江海量,畜魚水忌十分情。

漢光武帝劉秀在攻克邯鄲平定王朗之亂後,也曾繳獲郡縣吏民與王朗往來文書「數千章」,但劉秀不屑一顧,命人全部銷毀,並說:「令反側子自安」,結果立即安定了人心。

具有大度量,才能團結人心,使用人才。

而無論是戰場上還是商場上的勝利,都是與加強內部團結密不可分的。

就拿曹操來講,其當時雖然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但是袁紹還占據著冀、幽、青、並四州的大片土地,曹操只有集結更大的力量,乘勝前進,才能平定河北,統一北方。

同時,從整體戰略大棋盤上看,曹操的正面有袁紹,背後和側後有劉表、劉備以及江東實力雄厚的孫權,仍處於內線作戰並未完全擺脫困境的狀況,此形勢正是急需用人之際。

因此,只有從長遠和全局的利益出發,轉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鞏固內部團結,才能繼續勝利進軍。

還需看到,當時秘密寫投降書給袁紹的並不只少許人,而是一批人。

試想,若是嚴加追究,必然牽扯麵廣,會造成人才大量的流失,也會對整體事業帶來極大不利。

例如一些企業或部門,由於主管領導的人事變動,初上任者一上來就是「三把火」,其中最重要的一把火往往就是先把「逆我者」屁股燒紅、燒焦,或打入另冊或乾脆讓其滾蛋,不論人才與否概無倖免。

這種做法正好是曹操等當年的反證,其結果也就不難猜測了。

曹操燒密信,不但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人才損失,而且使寫信的人越加佩服曹操的威德,效忠曹操。

這樣,一批被免去追查的人才所激勵出的新能量,要比原來大得多。

由於曹操是「未看密信就予燒掉」,也就無「秋後算帳」或「兔死狗烹」的打算與跡象,可讓人真正放心,充分表現出政治家的胸懷。

綜上所述,我們同樣希望現代企業家,應持有相當的氣量,不僅向古代典範人物學習,能夠大度地吸收其他群體投奔的成員,或允許本群體內曾有異心的人校正過來,且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以利於整體事業的興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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