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總編延安解謎：貧瘠土地怎樣開出燦爛的思想之花

作者為大眾報業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 傅紹萬

從西安啟程,途經黃陵、延川,又一次踏上延安的土地。

兩次赴延安,都是為了探究一個謎:在這片曾經極其貧瘠的黃土地上,為什麼開出了人類燦爛的思想之花?

有這樣一組數字:《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總篇數159篇,其中在延安寫作112篇。

《毛澤東文集》一至八卷,總篇數801篇,其中在延安寫作384篇。

延安窯洞裡,孕育了毛澤東思想。

延安這個紅色革命聖地,是毛澤東思想的故鄉。

我仰望寶塔山沉思,漫步延河畔暢想,在清涼山、楊家嶺、棗園尋訪,樸素簡陋的窯洞,琳琅滿目的文物、圖片,果實泛紅的棗林和一聲聲熟悉的信天游號子,喚醒了當年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我思維的脈絡漸漸清晰起來:

毛澤東思想在這裡孕育、成熟,源自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源自各路民族精英風雲際會?源自荊湘大地農民運動的實踐、井岡山鬥爭的血火洗禮和長征路上的千難萬險?源自抗日烽火的千淬百鍊?毛澤東作為黨的一大代表,農民運動領袖,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拓者,抗擊外敵侵略的民族英雄和領導者,伴隨著共產黨一路走過,歷經苦難,歷經百折,歷經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而初心不改。

這個職業革命家,本身的人生經歷就是一部厚重的大書。

而這許許多多的可能性之中,帶有本質屬性的因素又是什麼?

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

一個藍眼睛大鼻子外國人的預言

193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瓦窯堡來到保安縣城。

時間沒過多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來到這裡,寫出震驚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

當時,紅軍還是支不足三萬人的隊伍,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還有點名不正言不順。

但這個外國人,從自己對事實的觀察中,預言了毛澤東的未來:

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

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

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末,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斯諾成為一個偉大的預言家。

如果說,井岡山上,毛澤東對農民的「迫切要求」的綜合和表達,還是一個初步的實驗,而這個實驗成果又因為「左」的錯誤的破壞而前功盡棄,那麼,延安樣本的巨大成功,使斯諾的預言成為現實。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進駐延安。

從此,毛澤東便以很大的精力,開始了對農民「迫切要求」的綜合、表達和實現。

這項工作成果的集中體現,是幾經修訂後頒布的《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這個《綱領》,對政權建設,人權保障,土地、工商和文化教育政策等,都作出詳細規定。

延安中國革命歷史紀念館裡豐富的實物、照片和文字資料,生動地展現了《綱領》帶給農民巨大的實惠和中國鄉村的巨變。

農民最迫切需要滿足的是經濟利益。

抗戰全面爆發以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停止了,怎麼既適應新的形勢,又滿足農民的願望?新的土地政策,承認現存的土地所有權,實行減租減息,這既團結了地主階級一致抗日,又保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而政權建設的措施,使農民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

《綱領》規定,年滿16歲的公民,無論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多數群眾是文盲,大字不識一個,選舉投票,出現了一個又一個奇特場面:投豆、畫圈、畫槓、燃香在紙上燒眼,他們以最原始的方式,實現了最神聖的人的權利和尊嚴!對文化普及的作用也不能小看。

像由千千萬萬個社會地位最卑微的農村婦女組成的識字班,成為人民軍隊最忠誠、最得力的後勤保障部,做軍鞋,做乾糧,支援前線打勝仗。

毛澤東性格中一個鮮明特徵,是他從來就是一個最講求實際的「唯物」主義者,是他從來就不停留於一般號召,而是把滿足農民「迫切要求」的追求,變成農民的「柴米油鹽」,修路、架橋、住房子和「養豬、養牛」。

陝甘寧邊區的經濟,開始時外援比重很大。

1939年,國民黨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取消八路軍的糧餉,並開始對邊區實行經濟大封鎖,一度40萬大軍壓境,沿陝甘寧邊區周邊修築的碉堡達到11000個。

加上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一次次「蠶食」和掃蕩,經濟一天難過一天。

在最為困難的1941年和1942年,「我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沒有被蓋。

」

毛澤東自問自答:餓死呢?解散呢?餓死和解散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結論是自己動手。

他大手一揮,發出號召:我們幾萬人下一個決心,一齊動手,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統統由自己解決!

1939年年初,一個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興起了。

黨政軍民學齊動手,邊區以實際行動為全國做榜樣。

毛澤東、朱德動手開荒,種上了自己的菜園子,周恩來、任弼時當上了中直機關的紡線能手,王震帶領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吳滿有等一大批勞模,個個身手不凡。

共產黨人一下子長出了「三頭六臂」,拿起槍頭能打仗,拿起筆頭能寫文章,拿起鋤頭能開荒。

南泥灣

延安東南90里,是有名的「爛泥灣」——南泥灣。

1941年3月,三五九旅開到這裡,開荒屯田。

上自旅長,下至勤雜人員,個個爭當開荒能手,養豬專家。

一年時間過去,部隊生活所需基本實現自給,昔日遍地皆荒草的爛泥灣,成為「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

1943年7月,毛澤東滿心歡喜地來到南泥灣視察。

毛澤東問旅長王震:「每人每天多少油?」王震回答:「平均五錢油,菜隨便吃。

」毛澤東又問:「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嗎?」坐在毛澤東身邊的副政委王恩茂告訴他,午飯,多半是吃大米、白面,有時殺頭豬,有時宰幾隻羊,幾個單位分著吃。

毛澤東又問,三五九旅有沒有因飢餓而得柳拐病的?在場的幾位領導異口同聲地說,沒有一個柳拐病。

毛澤東非常高興。

他說,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

他們越困,你們就越胖了。

困難並不是可怕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

毛澤東反覆告誡黨的幹部,要從人民那裡有所取,但更要讓人民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持長期抗戰。

大生產運動「在保障物質生活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

到1943年,陝甘寧邊區達到豐衣足食,全國各個根據地軍民渡過了難關。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政權、一支軍隊,靠自己動手,做到不用政府發餉,也不用老百姓發餉,全心全意為著人民的利益不惜流血犧牲。

「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領路人」。

毛澤東贏得了最廣大的民心。

毛澤東和人民建立起來的感情,是魚水深情。

1947年3月18日,面對國民黨軍隊對陝北的重點進攻,毛澤東撤出駐了十年的延安,帶領中央機關二百多人組成的崑崙縱隊轉戰陝北,牽著胡宗南數十萬大軍的鼻子在陝北的山溝里轉圈子。

在後有追兵、前有黃河的危險關頭,毛澤東也決不過黃河。

他信任身後的千百萬陝北群眾,陝北的鄉親,即使面對敵人的屠刀,也決不會透露毛澤東的行蹤。

毛澤東轉戰陝北一年多,行程2000華里,路經12個縣,居住過37個村鎮,有老鄉作保護,當嚮導,最危險的情境,是從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過。

敵人沒有群眾,如同瞎子、聾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亂撞。

毛澤東說:「隔了一個山,就像隔了一個世界哩。

」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實現了既定的戰略意圖,從陝北吳堡縣川口村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解放區。

抵達東岸,毛澤東走上高高的石砭,回望延安,遠眺茫茫群山,充滿深情地說:「陝北是個好地方!」「陝北人民為革命作出了偉大貢獻。

」

毛澤東成為共產黨人中最了解農民、在革命戰爭年代最正確地解決了農民問題的人。

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戰爭,基本上主要的是農民戰爭。

毛澤東的道路,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沿著這條道路,中國革命大踏步向前。

毛澤東伴隨著中國革命事業,成為了「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

空中降下「天兵天將」,福從天降?禍從天降?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漫天大雪。

王明乘坐蘇聯飛機,降落在延安機場。

毛澤東親到機場迎接,說這是「福從天降」。

在延安舉行的千人歡迎大會上,毛澤東又說,是馬克思派來了「天兵天將」。

王明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

國共兩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後,共產黨要全力配合國民黨抗戰,以便拖住日本,解除對蘇聯的威脅。

王明來到延安,以「欽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之上。

下車伊始,不停地講話、發文章,這也指責,那也批評。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王明卻要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毛澤東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權,王明卻要求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他跑到武漢去,吃著麵包、喝著牛奶,發明了一套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拿過來教訓中共領導人:抗日戰爭「確定和普遍地實行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這個時候,八路軍還是一支不到3萬人的隊伍,難道讓這僅存的一點血脈去飛蛾撲火!

《論持久戰》

毛澤東是一個從來就不會放棄自己正確主張的人。

窯洞的燈光徹夜通明,毛澤東熬過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寫下《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以無可置疑的雄辯預判了抗日戰爭的未來:共產黨的軍隊依靠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建立根據地,廣泛發動群眾,遍地烽火必定燃成燎原之勢,必定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軍事上過招,毛澤東可以四兩撥千斤。

但在領導權問題上怎樣應對,就遠沒有那麼簡單了。

王明的觀點來自史達林,史達林的要求是中共要配合好蔣介石。

也就是說,在處理這件事上,既不能惹怒史達林,也不能過度刺激蔣介石,過度刺激了蔣介石,也可能就惹怒了史達林。

毛澤東比別人看得更深、更遠,處理起來棋高一籌。

因為史達林不懂蔣介石,王明更不懂蔣介石,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老對手,才能夠相互看到對方骨子裡。

對待蔣介石,你刺激他也好,不刺激他也罷,他對待共產黨和毛澤東、甚至對待日本的態度,都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

毛澤東處理問題的著眼點,是共產黨亮出的主張,對中國社會最廣大階層將帶來什麼影響。

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會場。

毛澤東在作新民主主義論的演講。

他從下午講起,一直持續到入夜點起煤氣燈時分,演講不時被一陣陣的掌聲打斷。

《新民主主義論》旗幟鮮明地亮出共產黨人的主張: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完成。

共產黨人的奮鬥,是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新中國有新的政治,也有新的經濟和新的文化。

這也要感謝蔣介石先生。

國民黨的理論家們,配合蔣介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宣傳,高唱「中國有了三民主義就夠了,用不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合於中國的歷史道路」。

借著這一場喧囂,毛澤東的發揮更加淋漓盡致,主張傳播得更廣、更遠。

主義猶如一面旗子,旗子舉起來,民眾才「有所指望」「知所趨赴」。

延安廣場,矗立一塊巨大的雕塑《理想的召喚》,銘文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為了實現抗日救國理想四萬多來自不同家庭不同階層的愛國青年跋山涉水奔赴延安聖地」。

這就是旗幟的力量。

王明也是個個性鮮明的人。

他習慣了「一貫正確」,就很難讓他認錯。

1938年9月之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

此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批評了王明的錯誤。

王明並不服氣,對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對「左」的錯誤的糾正,也並不認帳。

他再版了集中反映他「左」的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向毛澤東公開挑戰。

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期間,王明又公開跳了出來,進行全面反攻。

他攻擊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

認為目前應當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

建議中共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同蔣介石設法妥協。

他表示決心同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瑞金

一個又一個挑戰性行動,激怒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他想到一次次錯誤路線給革命造成的災難,想到他領導開創的江西根據地怎樣斷送在錯誤路線手中,想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到在國民黨屠刀下慘死的鄉親:

1934年初冬,中央蘇區。

寒凝大地,落葉悲風,馬蹄聲碎,殘陽如血。

紅軍主力開始大轉移。

10月26日,國民黨軍隊在北線占領紅區重鎮寧都；11月10日,攻占紅都瑞金；11月17日,攻占紅區重鎮於都；11月23日,攻占紅區最後一座縣城會昌。

接著,蔣介石部隊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蔣介石在「剿匪報告」中寫道:「剿匪之地,百物盪盡,一望荒涼: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閻閭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

」整個蘇區約有80萬群眾慘死在國民黨軍隊的屠刀之下。

長征途中的紅軍部隊,九死一生,最後剩下來不到3萬人!

王明打的是共產國際的旗號,掛的是正統馬列主義的招牌,推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

後台很硬,欺騙性很強,在黨的隊伍中,有廣泛的市場。

毛澤東似金剛怒目,朝向「左」的堡壘發起總攻。

毛澤東手中的武器,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

他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理論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看似大白話,晴天霹靂聲,讓僵化的大腦復活,使被矇騙者猛醒。

毛澤東進攻的方向,是王明的政治路線。

這一鬥爭又是何等艱難。

1938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對黨的歷史進行討論,被共產國際禁止；1940年12月,毛澤東再次出擊,指明王明「左」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錯誤」,因為有人反對而放棄；毛澤東鍥而不捨,打開突破口。

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編輯《六大以來》,這本被毛澤東稱為黨書的文獻,以黨內「兩條路線」為經緯編排史料,把事實擺出來,讓大家看一看,兩條路線、正確錯誤,就一清而楚了。

毛澤東後來回憶《六大以來》的出版造成的巨大效應:「1941年6月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

」

毛澤東進攻的方略,是全黨整風。

先高級幹部,再一般幹部和普通黨員。

整風的重點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

重點任務,是消除王明「左」的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

對待犯錯誤的幹部採取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中共七大,是在延安整風基礎上召開的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里,復原了中共七大召開時的會場。

主席台上方,正中間位置一行大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大會會標正下方,掛著繪有毛澤東、朱德頭像的會徽。

中共七大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實現獨立自主,在自己的領袖領導下,根據中國的實際,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延安整風,在世界共運史上第一次比較成功地解決了怎樣建設黨、怎樣解決黨內矛盾的重大課題。

它的影響,隨著歷史的發展進程看得更加清楚。

抗日戰爭勝利後,內戰爆發,蔣介石兵敗如山倒,3年時間就政權倒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山頭」林立。

為了「山頭」利益,戰場上各自保存實力,見死不救,互相掣肘,打亂戰局,貽誤戰機,焉有不敗之理?

共產黨內同樣存在「山頭」。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共產黨人走的是武裝割據的道路,在革命基礎比較好的南方,形成數十個大小不一的紅色區域。

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人奔赴敵後,建立起數十個重要的抗日根據地,其中每一塊根據地,又是由多個小塊的根據地組合形成,可以說是「山頭」林立。

當年張國燾自立中央,就是因為自己的「山頭」人多槍多。

延安整風把「山頭」削平、打光,讓「山頭」意識蕩然無存。

共產黨的隊伍做到了步調一致,毛澤東指揮各路大軍得心應手,埋葬蔣家王朝的戰爭也就勢如摧枯拉朽。

真理生於平凡。

真理更生於和謬誤的鬥爭。

王明從「天」而降,還是應了毛澤東的話,是「喜從天降」。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人真應當對王明這個反面教員存一點感激之情。

毛澤東建設思想根據地:井岡竹韻黃土氣息和梅嶺冷香

1941年三、四月間,毛澤東為井岡山時期的三個調查報告《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寫了序和跋,並結集出版。

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

」毛澤東的方法,是走向群眾路線的一條必由之路。

這條毛澤東之路,從荊湘大地延伸到陝北高原,延伸到新中國更加廣袤的土地上。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荊湘大地的鄉間路上,留下毛澤東了解民情的足跡。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用了32天時間,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井岡山的山山嶺嶺,留下毛澤東深入民眾的高大身影。

為制定一部好的土地法,1927年冬開始,毛澤東經過一年多調查,主持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

之後,毛澤東又到於都、興國作了追蹤調查,主持制定了《興國土地法》和《土地問題決議》。

1930年5月,他又選定地處閩、粵、贛三省的邊陲之地尋烏,進行了20天的尋烏調查。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土地政策越來越符合實際。

從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到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再到把這一政策調整為「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好了的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

因為對土地的熟悉,政策制定上可以因時而變,形成一套正確的方針。

井岡山成為毛澤東思想建設的根據地。

肥沃的實踐土壤,催生毛澤東思想茁壯生長。

毛澤東之路延伸到陝北黃土高原——經濟財政政策調查,文藝工作調查,軍事戰略調查……都體現了毛澤東高超的調查研究藝術,為毛澤東思想汲取了豐富的營養。

楊家嶺毛澤東故居,坐落在中共中央禮堂右側一個向陽的高坡上。

這是個普通的小院落,兩孔並排的窯洞,中間打通。

右側一孔窯洞靠窗處,擺放著一張簡陋的書桌和木凳,是當年毛澤東寫文章用過的桌凳。

離院落不遠處有一方石桌,是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的地方,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一個著名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從1938年11月到1943年10月,毛澤東在這裡生活了5年,期間領導了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毛澤東在這裡撰寫的文章,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40篇。

楊家嶺是毛澤東延安時期一個重要的工作生活場所,許多發生在這裡的故事,在民間廣泛傳播著。

毛澤東的住處由鳳凰山下搬到楊家嶺。

中央社會部負責人提出,為了毛澤東的安全,把周圍居住的鄉親遷走。

毛澤東堅決不同意,他說: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把水放走了,魚還怎麼活?毛澤東在楊家嶺有許多好鄰里、好鄉親。

毛澤東和斯特朗談話,對面而坐,斯特朗坐在上首。

談話中,孩子們紛紛爬上屋頂,好奇地觀察著這個黃頭髮的美國人。

毛澤東看見了孩子們,他臉上掛著笑容,對斯特朗說:咱們換一換位置吧?讓孩子們別光看到你的背影,也從正面好好看一看你。

斯特朗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欣然同意了。

毛澤東從不小看孩子們。

解放區的兒童團,站崗放哨查敵情,是最靈敏的「紅小兵」。

多個場合,多少年後,毛澤東還時常提到當時的「劈雷事件」。

1941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

天正下著大雨,會議室突然遭到雷擊,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電擊死。

事後,一個農民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很快聽到了罵人的話。

中央社會部要追查「罪犯」,被他制止了。

毛澤東反覆思考,老百姓為什麼罵人?他作了一番調查發現,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

老百姓不高興,借著「劈雷」事件發泄不滿。

毛澤東立即指示有關部門,將徵收公糧的任務從一年二十萬擔減少到十六萬擔。

延安的地盤不大,毛澤東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在人民中間,就是這個群體的一員。

他耳聰目明,熟悉民眾的所思所想所盼,靠當小學生博採眾長,提出的主張,制定的政策符合實際,也就引導中國革命走出一條勝利的道路。

延安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指揮中心,也成為毛澤東思想建設的鞏固的根據地,毛澤東思想在這裡走向成熟。

毛澤東之路向更廣袤的中國大地延伸。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的行蹤有一個奇特現象,從1953年至1974年的21年間,曾經44次來到武漢東湖,一年多則3次,居住最長的一次達178天。

毛澤東的初衷,是不是也要在這裡建立自己思想建設的根據地?這裡是中國農業主產區,自古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說；這裡是現代洋務運動發源地,也是重要的現代工業基地；這裡又有長江、漢水兩條江河。

因此,這裡是了解農民、領導工業建設甚至籌劃治理江河的最好的指揮基地。

毛澤東用心良苦。

但這一次的路走得艱難曲折,沒有成功。

毛澤東初到武漢,登上黃鶴樓,雖然戴著厚厚的口罩,還是被群眾辨認出來,人群潮水般湧向毛澤東,「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震耳欲聾。

保衛部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護毛澤東下了山,走到了江邊早已備好的輪渡上。

負責警衛工作的羅瑞卿向毛澤東作檢查,毛澤東一聲感嘆:「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

」

這是沖不出的包圍圈。

毛澤東在武漢召開座談會。

進入會場,除了記錄者外,其他人都面向主席台。

毛澤東說:「這不是三堂會審嗎?還是圓桌會議好。

」座談會開始,十五分鐘無人發言,後來發言的人大多一個調子,多唱讚歌。

座談會令毛澤東失望,他提出,「今天休會,明天再講。

」毛澤東留下一位省委領導,在紙上寫了兩句話:「真是可惜,時間浪費了」。

毛澤東接著說:可惜呀,大家說一樣的話,千篇一律,這個不是黨的傳統。

「黨魁這麼講,下面就跟著講,人們不用自己的語言講,而用領袖的語言講話。

」

這是極難扭轉的不正常風氣。

毛澤東仍然一次次到武漢,駐足東湖梅嶺賓館。

梅嶺的梅花一年一度開。

毛澤東的心情,誰可揣度?

毛澤東的路——井岡翠竹,隨處而長,根繁葉茂；延安土窯,坐落於民間,融入民眾；梅嶺的梅花,關在園子裡,雖然泛著清香,卻有無限孤寂。

離開了世間的喧囂,凡人的紅塵,也就和大眾拉開了距離,所思所想,很難契合一處了。

漫步梅園的毛澤東,是否還時常想起延安的歲月,回望那片故土,道一聲:「陝北是個好地方」?

參考書目:

1、《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

2、《毛澤東傳》(1893-19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央文獻出版社

3、《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版) 人民出版社

4、《西行漫記》 埃德加·斯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79年12月版

5、《毛澤東選集》 1991年6月第2版 人民出版社

6、《毛澤東文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人民出版社

7、《毛澤東的領導藝術》 陳登才 劉光榮 軍事科學出版社

8、《毛澤東與蔣介石》 何鐘山 李松林 陳述 姚小玲 中國檔案出版社

9、《毛澤東兵法》 柏樺 海南出版社

10、《毛澤東口才》 柏樺 海南出版社

11、《古今名人在延安》 呂少敏 厚夫 西安地圖出版社

12、《影響中國的480天》 梁相斌 周瑩珣 湖北人民出版社

編輯：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