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編者按：在毛主席的眼中，誰是牛人呢？

有清一代，世事紛紜多故，朝野上下皆產生了許多慨然而起、奮發有為的人物。

其中最受毛澤東關注並深受其影響的，莫過於晚清理學家、軍事家曾國藩。

曾國藩（公元1811—1872年），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今屬湖南雙峰）人。

幼年在其祖父曾玉屏、父親曾麟書督導下刻苦向學，敏悟多慧。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等職。

太平天國興起後，他奉命在家鄉籌辦團練，組建起一支不同於八旗、綠營的新式地主武裝，即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湘軍」，歷十多年之苦戰，終於在1864年撲滅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

他由此成為「同治中興」第一名臣，封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賞雙眼花翎。

曾國藩以書生領大兵，文人有武相，被朝廷倚為干城，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

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他還發起洋務運動，興辦了一系列軍事和民用工業，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1870年，他奉命查辦「天津教案」，處置失當，引發社會輿論譴責。

1872病逝於南京，享年62歲。

清朝廷有感於他的功業，諡曰「文正」，並讚揚他「學有本源，器成遠大。

忠誠體國，節勁凌霜」。

韶山毗鄰曾國藩的家鄉，當年湘軍興起的時候，不少毛氏子弟也跟隨從軍，獲得不同等級的軍銜。

因此，毛澤東從小便從父輩那裡聽到過有關曾國藩及其湘軍的故事。

到長沙求學後，他認真閱讀了光緒年間己卯傳忠書局刊印的《曾文正公家書》，至今仍有部分原件，即該書的第四、第六、第七、第九卷為韶山毛澤東紀念館所收藏。

在第四卷的扉頁上，還有毛澤東手書的「詠芝珍藏」的正楷字樣（「詠芝」為毛澤東早年使用過的名字之一）。

《曾文正公家書》為曾國藩從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至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所寫，前後歷時三十年。

在一千多封家信中，曾國藩廣泛涉及倫理、治學、治家、修身、養生、朝政、宦務、軍事、人事等多方面的內容，事無巨細，有感必發，既是當時世情的實錄，又是其思想及個性的見證。

毛澤東非常喜愛這本書，揣摩之餘多有收穫，如他在1915年6月致湘生的一封信中有云：「嘗見曾文正家書有云：吾閱性理書時，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一成。

此言豈非金玉！」這明顯是借曾氏之語來表達自己今後治學當專心致志，而不再兼營旁騖的願望。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的倫理學老師楊昌濟特別推崇曾國藩的治學和修身之術。

他見毛澤東資質俊秀，又和曾國藩一樣出身農家，便引曾國藩之例以勉之。

毛澤東早年的讀書筆記《講堂錄》，記有楊昌濟先生介紹的曾氏修身「八本」，即「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在楊昌濟看來，曾國藩是集立功、立言與立德於一身的「三不朽」式的人物。

此種論人標準和價值取向對毛澤東一生的行事都有重大影響。

在歷史上，人們將宋代的范仲淹與韓琦並稱，將清代的曾國藩與左宗棠並稱，但青年毛澤東認為「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

所謂「辦事而兼傳教」，意指曾國藩、范仲淹屬於「內聖外王」式的人格典範，他們不僅建立了具體的事功，而且還能以思想、人格轉移世風，陶鑄一世之人。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寫道：「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

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

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這就是說，學有本源是曾國藩建立巨大功業的基礎。

曾國藩將學問分為義理、考據、辭章、經濟等門類，但首重義理，確信「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

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洪秀全本為一落第秀才，後來他從西方基督教中斷章取義，摭拾一些片言碎語，結合他自己的一知半解，創設「拜上帝會」以吸引門徒。

但信仰體系的不倫不類與中國傳統思想大相逕庭，這成為他走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曾國藩在京師時卻跟隨唐鑒、倭仁等人窮研理學，對封建倫理本體有一套完整的論證和說辭。

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在義理上始終占據著明顯的優勢。

湘軍出師伊始，曾國藩便在《討粵匪檄》中極盡倡學攻心之能事，他說：「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

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在從軍生涯中，曾國藩始終把向軍隊灌輸封建倫理觀念、掌握輿論主導權當成維繫軍心、提高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手段。

他主張通過精神的訓導使官兵知廉恥，急王事，理學正是湘軍的精神支柱。

曾國藩鼓吹「訓」重於「練」，認為「練者其名，訓者其實」。

每逢軍隊操練，曾國藩必反覆開說至千百語，「雖不敢雲說法與頑石點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

如果說曾國藩是近代在軍隊中首倡「政治工作」的人，恐怕是可以成立的。

當然，曾國藩也並非信奉精神萬能的人，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他還非常重視經世之學，通過開辦工廠、訓練西學人才、引進西方的科技和器物文化，用洋槍洋炮裝備湘軍，力求在武器裝備上勝過敵人。

正是採取「攻心隆禮」和洋槍洋炮雙管齊下、文武並用的攻戰策略，曾國藩才得以完滿地「收拾洪楊一役」。

毛澤東之所以「獨服曾文正」，正因為曾氏深諳「內聖外王」之道，善於將學問有效地引向事業之途。

在成為革命家之後，毛澤東仍多次在講演中提到曾國藩。

1926年3月，他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文中說：「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當時是地主階級的領袖。

曾國藩是練團練出身，團練即是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武力。

他們見洪秀全領導一班農民革命，於他們不利，遂出死力來打倒他。

」

毛澤東將曾國藩、洪秀全之間的戰爭歸結為地主階級與農民的戰爭，這比孫中山的見解要高出一籌。

孫中山非常崇拜洪秀全，認為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聲言自己要做「洪秀全第二」。

他囿於傳統的夷夏之辨，將太平天國運動視為漢族反抗滿族的戰爭。

所以他在鼓勵同鄉和小說家黃世仲寫《洪秀全演義》時，便囑咐他將洪秀全描繪為種族鬥爭的英雄，而將曾國藩寫成為異族賣命的漢奸。

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一種過時的、膚淺的見解。

以後終其一生，毛澤東都把曾國藩視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並強調「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