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尊稱 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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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於延平李侗。

秋七月,朱熹至同安。

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鬥,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為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後學說的基礎。

題寫的「鳶飛魚躍」四字匾額。

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

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

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

但當時湯思退為相,主張和議。

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採納。

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為國子監武學博士。

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

《東歸亂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

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賑饑,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於民,使民不致挨餓。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顥、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

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標誌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為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為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

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後為許多地方所仿效。

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於縣學。

在石子重的陪同下,遊覽其父朱松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掛於尤溪縣學宮正堂。

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掛。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

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

在學術上,朱熹認為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

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

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

鵝湖之會並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

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

當年適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後,即著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

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

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復。

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為白鹿洞書院殫精竭慮,不遺餘力。

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御書。

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並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

《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為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為國內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

八月,時浙東大飢。

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賑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為解救災民,朱熹迅速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

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為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

朱熹曾先後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

迫於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才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

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注》,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

朱熹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

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注》遂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成為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峰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眾講學。

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

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

淳熙十六年(1189年),詔命朱熹知漳州。

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

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

時值當地土地兼并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併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

為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畝納稅。

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

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

聞噩耗後,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

五月,朱熹遷居建陽。

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後更名為「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詔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

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

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態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

五月,朱熹至潭州。

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

朱熹採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

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後,王藺主張斬殺以警眾。

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寧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

朱熹到任後,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

朱熹改建、擴建了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九月,朱熹於行宮便殿奏事。

第一札要宋寧宗正心誠意,第二札要宋寧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札論潭州善後事宜。

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詔進講《大學》,反覆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引起宋寧宗和執政韓侂胄的不滿。

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紹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還居建陽考亭。

宋朝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

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偽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

朱熹被斥之為「偽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偽學」。

朱熹以偽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於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

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

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

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

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

十一月,朱熹葬於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後,被諡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理學又稱道學,是以研究儒家經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

[2]

在宋朝,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

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

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

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

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

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在人性問題上,朱熹直接繼承了張載和二程的思想。

張載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種,認為人性的善惡是稟氣不同所造成的。

朱熹對此說十分讚賞,認為這個思想「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發明千古聖人之意,甚為有功。

」(《語類》)二程繼張載後,對「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作了區別。

在張、程思想的基礎上,朱熹又全面論證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人性二元論。

「理」與「氣」,人生不可缺少。

「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渾然於天空,於人一旦形成,便附於人體,成為先驗稟賦於人心的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

人體形成之時,必稟此氣,由於氣精粗、厚薄、清濁、久暫的不同,就產生了善惡、賢愚、貧富、壽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異。

它有善有惡,名曰「氣質之性」。

上述二性並存於人身,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論觀點。

朱熹闡述「格物致知」時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

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

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

然而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

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認為對天文、地理、生物、農業、氣象等萬事萬物都應該研究。

朱熹對於古代醫學經典《黃帝內經》、著名天文學家張衡的《靈憲》以及歷代天文地理知識都有涉獵,特別是對北宋自然科學家沈括名著《夢溪筆談》鑽研尤深,使得《夢溪筆談》成為其科學思想的來源之一。

朱熹著有《參同契考異》,並對一些自然現象進行過實際的考察和研究,如從對高山螺蚌殼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變化等,如月用膠泥製作過立體地圖。

朱熹學生黃斡在《朱先生行狀》中稱朱熹「至若天文、地誌、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

」朱熹67歲時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

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

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

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從小就關心天文問題,甚至思想得幾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後是何物。

這都說明,他把理學推向鼎盛時期,使儒學的哲學化達到很高的水平,是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思想作基礎的。

朱熹重視觀察實證:「曆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

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提出要更好地研究曆法,需要有好的觀測儀器進行觀察、檢驗。

朱熹曾詳細地描述了自己設想的一種可以使人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假天儀」。

他設想設計一個球體類似天球,球體內部標上星辰位置,人進入球體內部,隨著球體的轉動人可以隨之觀察星辰。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雲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卻只差八度也。

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朱熹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面所構成的夾角,並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嶽台的關係以證明大地的運動,表明了他通過對照比較各地不同的觀測數據而進行懷疑思考的科學精神。

據樂愛國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堯典》注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並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

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學化石、否認神創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診脈、農業生產結構、農作物布局及具體的生產技術等問題都有見解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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