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史研究正當其時

最近二三十年來，「全球」（Global）和「跨國」（Transnational）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歷史學著作和論文的標題之中，當代歷史學家對全球、跨國的視角興趣濃厚，他們熱衷於追蹤不同背景的人群在跨國家往來之中的遭遇和聯繫。

跨國史研究往往聚焦於兩個或者幾個民族國家之間發生的人員流動、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等。

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視角，跨國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聚焦人類跨「界」往來

美籍日裔歷史學家入江昭（Akira Iriye）認為，跨國史研究的對象是跨越不同的民族共同體或社會以及在不同民族共同體之間的流動和聯繫。

也就是說，跨國史研究的內容必須是跨越民族共同體或者說是民族國家領土邊界的人員、物質、思想、文化和資本等。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帕特里西婭·加爾文（Patricia Clavin）認為，理解跨國史最好的方法不是單純理解為打破「有界」的人類溝通網絡，而是要在思想中建構出一種「蜂巢結構」，這種結構可以包含和支撐民族國家、國際機構和地方機構等特定的社會和地理意義上的要素。

跨國史研究的出現和興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歷史學家對傳統的、以民族國家內部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國別史研究不足之處的深度思考。

近代以來，囿於民族國家內部的史學研究專注於本國歷史，對於跨國要素的影響採取了「無視」或者「忽視」的態度，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發展，這種研究方法越來越難以適應史學研究不斷發展的需求。

20世紀80年代末，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審視傳統國別史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跨國史」研究的概念。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同呼吸、共命運的「命運共同體」特徵，不同文明兼容並蓄、交流互鑒的趨勢越發明顯。

人員、資金、技術、物資、文化和思想的跨國來往愈發頻繁。

因此，今天的跨國史研究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

對於跨國史研究適用的時間和年代，入江昭等學者主張，跨國史研究對象的年代不應早於19世紀中葉，因為當時是民族國家興起的年代，此前則並沒有民族國家存在，因此談不上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人類行為，也就不存在相應的跨國史研究。

一些學者則認為，跨國史研究的時間上限可以推進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出現之時，即主權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受到了國際條約約束的時間。

具體而言，尚未有定論。

研究細節不斷被延展

傳統史學門類中有針對環境、城市和人口等主題進行的專門研究，跨國史研究往往也會涉及這些主題。

不過，跨國史和傳統史學的區別在於，跨國史不受限於地理空間和國別。

近年來，跨國界遷移、去往他國生活的現象日益普遍，因此研究移民歷史的學者往往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採用了跨國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

比如，今年8月1日，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副教授格拉爾多·卡瓦達（Geraldo L. Cadava）的新著《身處同一片土地：美國南部邊界的今昔》（Standing on Common Ground: The Making of a Sunbelt Borderland）。

該書以美墨邊界的墨西哥移民為研究對象，可歸於跨國史研究成果的範疇。

此外，對德國波蘭兩國之間、德國與巴爾幹半島國家之間及德國與土耳其之間的移民史研究也是如此。

除了移民本身以外，人口的遷移還激發了跨國經濟貿易、跨國的物質交換和文化交流，也豐富了跨國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成果。

可以說，正是跨國遷移生活的人數的不斷增加，才讓從事跨國史研究的學者有了豐富的研究素材。

有些歷史學家，如卡瓦達等本身正是移民的後代，因此，這些有著移民後代身份的歷史學家在情感上對於跨國史研究有著深厚的主觀意願和能動性；從客觀上看，這些歷史學家從成長經歷、文化背景、語言、歷史資料等方面都有著獨特的優勢。

隨著未來國與國之間人員流動的進一步增加，跨國史研究的細節將不斷被延展，深度也將不斷得到深化，其水平和內容也將不斷地得到提高和完善，其研究的意義也將越來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