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勸博古「交權」: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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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
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
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
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
那麼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
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
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
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
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
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
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
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
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
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
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
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
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里的這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結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
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
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
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
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匯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
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
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党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
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
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齣頭。
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
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
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
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
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
這仿佛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
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
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
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複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了。
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
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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