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黨的作風建設

80年前的長征經歷的苦難不用多說。

但是，在極其艱苦的環境和血與火的考驗中，黨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工作作風得到發揚，密切聯繫群眾的工作作風得到發展創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得到充分彰顯。

優良的工作作風使黨在長征中贏得了民心，使紅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開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新征程。

針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在1930年5月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然而，由於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因電台遭到破壞而被迫中斷，這就為我們黨獨立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提供了條件。

一是獨立自主地解決了軍事領導問題，初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二是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三是黨開始真正走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根據當時的軍事形勢和面臨的實際情況而獨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

比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明確提出「把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結合起來，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

這不僅鍛鍊和提升了我們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而且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進程。

開創密切聯繫人民群眾的新方法。

紅軍長征所經過的地區，大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區。

能否與沿途地區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繫直接關係到黨和革命事業的成敗。

廣大黨員和紅軍指戰員顧全大局、嚴守紀律、團結一致，極力維護沿途老百姓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利益，終於贏得了他們的擁護和支持。

1934年12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簽署的《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於紅軍沿途注意與苗民關係加強紀律檢查的指示》明確提出：「最近我軍經過之地地瘠民貧，苗民甚多，各部隊更應向戰士詳細解釋，嚴格督促。

」「加強紀律檢查隊、收容隊工作，在宿營地分段檢查紀律。

開展鬥爭，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眾、脫離群眾行為。

」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彝族地區，一路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紅軍的紀律。

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簽署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通俗、生動地宣傳了黨的民族政策和主張，在整個彝族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宣傳黨的民族政策過程中，毛澤東親自要求戰士們必須與各族人民建立密切的關係，用平等態度對待各族人民。

由於紅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從而贏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紅軍途經地區雖然人煙稀少，經濟落後，物資匱乏，但各族群眾傾其所有支援紅軍，參軍參戰，譜寫了紅軍與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的動人篇章。

正因為有了堅強的領導、嚴明的紀律以及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紅軍才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充分彰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

批評與自我批評既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途徑。

在長征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與博古、李德等人的堡壘主義、逃跑主義錯誤以及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促進了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結合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重大失誤，系統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指揮上的種種錯誤，全面地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

遵義會議由於採取了正確的黨內鬥爭方針，因而達到了總結經驗教訓，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目的。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同中央紅軍會合後，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

中共中央先後召開了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同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進行了堅持原則的批評和有理有節的鬥爭，最終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

與此同時，廣大紅軍指戰員和黨員幹部在長征途中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據親歷過長征的蕭鋒將軍回憶，中央紅軍在過草地的時候，紅一軍團直屬隊工兵連二排排長孫胡才，不但「多吃了點糧食」，而且「丟了二十斤麥子」。

為嚴肅紀律，直屬隊專門召開總支會議，朱瑞、譚政等領導人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並對時任直屬隊供給部部長的趙爾陸的本位主義思想進行了嚴肅批評。

長征期間，中國共產黨結合黨和紅軍的實際情況，對部分犯錯誤的同志進行了嚴肅的實事求是的批評，不僅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戰勝了右傾分裂主義行為，維護了全黨全軍的團結，為長征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