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光芒是在最困難的時候迸發出來的

黨成立之初的情景，並不像現在許多文藝作品描繪的那樣「一輪紅日冉冉升起」，萬象更新

在早期革命史上，各方都不看好新生的中國共產黨。

史達林曾經說，「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可以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

史達林並不看好中國共產黨，他一直把中國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

1923年蔣介石訪問蘇聯，最想見的人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當時是紅軍總司令、紅軍之父。

托洛茨基卻給他潑了涼水。

蔣介石曾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高呼共產主義萬歲，可托洛茨基卻冷靜地說他是新軍閥，托洛茨基警告史達林要警惕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

當蔣介石叛變，大革命失敗後，史達林開始調整自己的立場，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認識不是那么正確，開始對中國革命變得非常謹慎。

這時候托洛茨基也開始調整，從原來正確的立場調整到了不那么正確的立場。

托洛茨基的想法變為「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卻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一切都太遲了，因為無產階級現在只能進行秘密活動，而秘密活動是無法組織蘇維埃的。

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只有轉入農村的時候，蘇維埃更不可能在農村得到實現」。

這就是我們黨成立之初的殘酷情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從國內到國外，甚至包括蘇俄和共產國際在內，幾乎沒有人看好這個黨，並不是現在許多文藝作品描繪的「一輪紅日冉冉升起」，萬象更新的情景。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但頗讓黨史遺憾、頗讓後人遺憾的是，「南陳北李」這兩個中共建黨的中堅人物，一個也未出席。

陳獨秀當時在陳炯明手下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大學預科校長，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難以抽身前往。

兩人當時都忙。

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代表的歷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所以陳獨秀、李大釗也有面對中共「一大」的遺憾。

什麼是歷史？這就是歷史。

並非理想、卻是真實的歷史。

「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與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現在很多人的回答不外乎這麼幾個方面：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指引；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第三，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第四，工農紅軍的英勇奮戰，如此等等。

這種回答方式是理論化、書本式的。

毛澤東在1928年撰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專門談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列了五條原因。

第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

這一條也是根本的一條。

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未有的事。

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

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然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我們的紅色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湘鄂贛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川黔根據地等都是邊區，各省交界的邊區，各省軍閥之間權力的結合部。

各個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造就了我們能夠存在的這樣一個空間。

白色政權之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當時中國社會的關鍵性特質。

毛澤東敏銳捕捉到並深刻分析了這一特質，最終破解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一中國革命中最核心的命題，在此基礎上，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真正結合。

長征的時候，一方面有工農紅軍的捨生忘死、英勇奮戰，另一方面我們也充分利用了蔣介石與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矛盾，與廣西軍閥白崇禧的矛盾，與湖南軍閥何鍵、貴州軍閥王家烈、四川軍閥劉湘、雲南軍閥龍雲的矛盾。

正因為各路軍閥不可能一致對付我們，正因為連蔣介石也想利用追擊紅軍之機解決地方軍閥，才使中國革命出現了勝利的可能。

所以毛澤東說：「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

」在這一基礎上，毛澤東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著名論斷。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以及在這一基礎上開闢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最終使勝利的可能變為了勝利的必然。

中國共產黨的光芒是在共產黨人最困難的時候，革命最艱難、前景最黑暗的時候迸發出來的

造就大英雄的時代，即是產生大叛徒的時代。

有無數至死不渝的忠誠，也有寡廉鮮恥的叛變。

共產黨人的隊伍曾經出現過兩次大的動搖與叛變。

一次發生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一次發生在1934年紅軍長征前後。

最先是被蔣介石稱為「紅軍瓦解先聲」的孔荷寵叛變，後來有龔楚叛變，還有許多大家都知道的人叛變了。

其中有不少人在中共身居高職。

大浪淘沙，這些人沒有選擇堅持下來，而是選擇了出賣信仰，結果變成了歷史的罪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隨後的「圍剿」與「剿共」中，共產黨人橫屍遍野，血流成河。

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等多名領導人相繼遇害。

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志彷徨動搖，有的甚至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並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敵人可以在三五分鐘內毀滅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無法在三五年內重新把他們造就出來。

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經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可共產黨人為何終剿不滅？是什麼力量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一次又一次揩乾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

今天中國共產黨發展一名新黨員，要經過嚴格的手續和複雜的程序。

回首當年的黨員入黨，是現在的黨員們所無法想像的。

國防大學原副教育長譚恩晉談起他入黨時的情況，感慨萬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黨，就是一個晚上被叫到城牆根底下，只問了一句：怕不怕死？我說：不怕！負責發展黨員的那位同志說：好，從現在開始，你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那個年代的事令聽者、說者，都很感慨。

當時的回答沒有今天這麼複雜。

只須：怕，或是：不怕。

雖很簡單，卻很嚴酷，一句頂一句。

這是面臨十字路口的抉擇，是把生命和熱血留給自己還是交給黨的抉擇。

生命只有一次，還有什麼比生死考驗更大的考驗呢？

真正的英雄播種而不參加收穫。

中國共產黨的光芒不是在共產黨人最輝煌的時候迸射出來的，也不是在我們取得一個個勝利的時候迸發出來的，而是在共產黨人最困難的時候，革命最艱難、前景最黑暗、似乎一點希望都沒有的時候迸發出來的。

共產黨人的信仰，就是我們這個軍隊的脊樑，也是今天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穩固存在的脊樑。

如果不建立強大的精神內核，物質再豐富也無濟於事。

只有構建好中華民族的共同追求、共同精神家園，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必須獨立，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去做主張。

鄧小平曾經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張學良也說過：我是個愛國狂，如果國家要我的腦袋，很簡單，立刻就給。

這是那個時代那一代人的赤子之心。

時代不一樣了，我們還需要這樣的心聲嗎？如果沒有了這樣的心聲，那麼這個時代又會屬於誰呢？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民族精神教育、國家尊嚴教育、英雄主義教育，不但是應對時代變遷所帶來的思想文化挑戰的有力武器，而且是通過心理認同、歷史認同實現國家統一的堅實基礎。

與我們毗鄰的俄羅斯，年輕人結婚，自覺自愿去英雄紀念碑前獻花。

幼兒園的教師帶著孩子們在無名烈士墓前講故事，老師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團。

這是何等震撼人的畫面？俄羅斯人從小就在培育何等強大的精神內涵？狄德羅曾說過：「除去真理和美德，我們還能被什麼東西感動呢？」如果除去金錢和權力我們便不再為其他事物感動，那麼一個民族還能有什麼希望？

今天很多人都在談「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思想，否則解放的都是慾望。

當今世界的強國，無不在強化國家精神方面大做文章，無不把他們的光榮、夢想與犧牲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階段。

我們已經積聚了大量的物質財富。

我們還必須、同時也完全能夠積聚同樣的精神財富。

從1840年到2050年，中華民族的命運在這兩百年發生了和將要發生何等波瀾壯闊的變化，這一偉大變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拚搏、犧牲奮鬥的成果。

我們的思維和理論也必須跟上這一驚天動地的偉大實踐，真正認識它、總結它、積累它，才能使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避免幼稚、浮躁與淺薄，走向沉穩、厚重和成熟。

獲得這樣的基礎，未來去完成的，才能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選自《新湘評論》）